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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互动是中国史上各征服王朝时代的重要现象。征服王朝时代族群繁多，关系复杂，族际互动的疏密良恶不仅决定族群间的融合或冲突，而且密切影响当代的治乱与兴衰。 元代为一复合社会，其种族之复杂，文化之繁富，在中国历史上都可称为空前。各族群间文化与政治上的相互激荡与彼此影响，构成元史研究的中心课题。 而征服民族与主要被征服民族——汉族（包括汉人与南人）之间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关系尤为学者注意的一个焦点。 但因牵涉广泛，较为全面的著作，尚不多见。 一、“多族”与“士人”词义解析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元朝对汉文化抵制最力，而族群之间更存有明显的政治与社会区隔。  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蒙元史先进箭内互（1875—1926）之《元代社会的三阶级》及蒙思明（1908—1974）之《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皆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个族群视为不同的“种族阶级”而强调其政治、社会、经济权益相去的悬殊。 这种看法衍生出各族群之间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之错误印象，如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即以“差别”与“隔离”来形容元廷的族群政策。 而美国学者艾本华（1909—1989）更曾说：“蒙古人制定严格之民族立法。汉人既不可学习蒙语，通婚亦为法令所禁止，汉人不能供服军役，亦不可持有武器。” 在元朝的所谓“民族立法”之下各族群似乎成为相互隔离的绝缘体。上述的说法显然低估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与社会关系，以致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陈垣（1880—1971）即为此一方面之先驱，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考证了色目（即西域人）汉化士人一百二十七人之学艺造诣，显示色目人在汉文化方面造诣甚高者大有人在，与当时汉族相较毫不逊色。 陈氏此书对上述误解的厘清起了部分作用。杨志玖先生则自儒家思想的吸引力考述了色目人之汉化。  在蒙古人方面，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傅海波、傅申、姜一涵、Marsha Weidner、罗贤佑、谢成林、李则芬等人之论著论述了元朝帝王之文学与艺术修养，皆认为中后期诸帝多甚崇尚风雅、嗜爱艺文，而且不无造诣，并非“不习汉文”。 至于帝王以外之蒙古人，《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一文曾考述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家一百一十七人的生平及造诣，借以显示蒙古人并不尽为汉族精致文化的门外汉，不少蒙古学者士人的汉学造诣足可与当世汉人、色目名家相互争胜。 本文拟自社会文化史的观点，展示元朝各族士人间的互动关系，各族间共同的士人群体意识业已超越种族的藩篱，遂形成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士人圈。 本文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群体，也是一个社会阶层。自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的修养，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道德准则的规范。 因此，此处所谓“士人”兼含着重学问、德行之“儒士”与爱好词章、艺术之“文人”。自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为累世金紫的名公显宦、可能为领率乡里的缙绅，亦可能为一袭青衿的布衣，但都属于备受尊崇的菁英阶层。 因而，本文之“士人”与“士大夫”一辞同义，包含已仕或未仕的读书人。虽然士人原为中原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士人的文化素养具有普遍性，可为异族人士所接受，凡接受士大夫文化的外族人士亦可视之为士人。  至于精通其本族语文而不谙熟汉文化的外族人士则不能列为士人，因不谙汉文诗、书则与汉族士人之背景互不相同，双方密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 元代族类极为繁多，当时官方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大族群。其中汉人、南人均属汉族，在种族及文化上并无不同，差别不过是地域，故在本文中对汉人、南人不加区别，视为一体。 契丹、女真之原有种族与汉族虽不同，但二者在元朝业已汉化并经官方划分为“汉人”，在此视之为汉族，而不另列。 因此，本文所谓“多族”乃指蒙古、色目、汉族等三大族群而言。 二、蒙古、色目文化简析汉族士人层之存在，不待赘言。而多族士人层之成立乃是由于蒙古、色目士人层的出现。 蒙古、色目人之文化背景不仅与汉族大不相同，而蒙古、色目之间及其族群之内各族属之背景亦互有歧异。因而各族群中士人阶层出现之难易及先后颇有轩轻。 蒙古人与汉族原有极大文化差距。十三世纪初年，蒙古仍为一近乎纯游牧的行国社会，文化缺乏累积。 建国前夕，始创文字。在此之前，蒙古人皆为文盲，所受汉文化影响极小，自然亦无汉文士人出现。  即在建国之后，虽蒙古文字业已制定，大多数之蒙古人却羁身军籍，忙于戎马，无暇诗书。因此，蒙古士人阶层出现之较为缓慢，其理至显。 色目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元廷因政治需要而设定一个族群。凡不属蒙古及汉族的民族皆经划入，背景极为复杂。 色目各民族中，有的汉文化影响较深，原有汉文士人阶层之存在。有的虽未受汉文化影响，本身文化水平却甚高，因而不乏本土知识分子，却无汉文士人。 唐古、汪古二族在色目人中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唐古人即西夏人，西夏原是一个包拥蕃汉的国家，国中蕃、汉文兼用，并施行科举以汉文试士，因而原有一个人数颇多、水平顺高的汉文士人阶层，蒙元初年人仕的西夏人李桢、高智耀、朵儿只等都属于此一阶层。 汪古为居住于漠南阴山地区的突厥语部族，为金朝扼守边墙，两者关系密切。其文化成份“是以北方草原游牧的文化形成为主体，融合汉文化和西方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 汪古人中似应有汉文士人存在。如元朝名文人马祖常之高祖马庆祥（原名习礼吉斯），于金季仕至凤翔兵马判官，其人“善骑射而知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应该熟谙汉文。 畏吾儿、回回、也里可温原来皆无汉文士人，却有本土知识分子阶层。畏吾儿即九世纪西迁新疆哈剌火州（高昌）及别失八里（北庭）之回纥人。  西迁后之畏吾儿人已经改营城廓生活，创造了本族文字、文学及艺术，并已放弃摩尼教而信佛教，因而培养出不少熟谙释典之佛教知识分子。 畏吾儿人是蒙古初起时之文化启蒙者，世俗知识分子如塔塔统阿、哈剌亦哈赤北鲁、岳璘帖穆尔等人主要为蒙廷担任文教工作，而佛教知识分子往往兼通畏兀儿文、藏文、梵文，具有多元语文的才能，后来多成为宫廷翻译家。 回回乃指原住中亚与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而言，包括大食、波斯人及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包括哈剌鲁、阿儿浑）。 回回因有伊斯兰文明为基础，文化水平甚高。蒙元初年之回回大多担任理财、行政、科技等工作。 钦察（原住中亚黑海以北一带）、康里（中亚咸海以北一带）、阿速（西亚高加索北部）原有文化皆甚低下。 三者皆为处于先文字阶段突厥游牧部族，其中钦察、康里信仰萨满教（少数康里人改信回教），而阿速人虽已信仰希腊东正教，但所受基督教文明影响似乎不大。 而且在蒙元初期，三族人士主要从事征战，无缘参与文事，以致康里、钦察人中士人出现较晚，而阿速人中始终无士人阶层之涌现。  三、士人阶层出现的阶段蒙古、色目士人层的出现自然为两族人士踊跃研习汉学的结果，而蒙古、色目人之所以竞相学习汉学则又是蒙元朝廷转移其政治中心至中原并将蒙古、色目大量南徙后的必然趋势。 关于蒙古人研习汉学的原因，《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中指出：除去中原文化自身的优越性与吸引力之外，尚有三点原因： （1）中原环境之熏染；（2）元朝政府的倡导；（3）个人政治利益的追求。这些原因亦可适用色目人，在此不拟赘述。 依士人人数之多寡、造诣之深浅，蒙古、色目士人阶层之出现可分为下列三阶段：第一，大蒙古国时代（即蒙古忽必烈于1260年立国中原以前）；此时蒙古立国草原，中原不过是一殖民地，汉人也不是蒙古人统治的主要对象。 当时徒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并不多见，研习汉学的诱因亦甚弱。在此期间，蒙廷为教习汉学而成立的机构为燕京国子学。 此一国子学系建立于太宗五年（1233），招收蒙汉官宦子弟为学生。但是此校规模甚小，教育系以训练通事为目的，所起培养儒士的作用，显然不大。  除此校外，蒙古诸王中，唯有忽必烈注重汉文教育，先后命其近臣子弟从汉儒受儒书，元朝早期的少数蒙古、色目儒士多为忽必烈在其潜邸时代培养成材。 第二，元朝前期（即忽必烈时代，1260—1294）：忽必烈建立元朝于中原，汉人已成为其主要统治对象。 忽必烈虽不愿全盘推行汉法与儒治，但是，为争取汉人之支持，加强其政权之合法性及蒙古、色目人之统治能力，不得不鼓励上述二族群子弟学习汉文化。 他遂在中央及地方广设学校。在中央，国子学重建于至元七年（1270），以大儒许衡主持。中央以外，各斡耳朵、诸王爱马（即投下）及蒙古、色目军人为主的各卫军亦皆设有儒学，方便中下层蒙古乃至色目子弟人学。 国子学尤为蒙古、色目官宦子弟汉学者的摇篮。除去学校培养成材者外，也有少数蒙古、色目士人是因为家庭熏陶或是因从汉儒就学而有所成就。 例如著名画家高克恭（1248—1310）出身于回回平民家庭，其父高亨却于“易”、“诗”、“春秋”和理学皆有造诣，克恭便是随父诵习经义而奠定学问基础。  在此期中，蒙古、色目士人较大蒙古国时代无疑增加不少。不过，在科举恢复以前，官宦子弟多倚持“根脚”（即门第）入仕，仕宦与学术仍缺少制度性的关联，蒙古、色目子弟研习汉文化的诱因并不大。 因而蒙古、色目士人数目仍然有限。 第三，元朝中后期：汉学在蒙古、色目人中日益普遍，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1320）以降诸帝之提倡大有关系。 延祐二年（1315）科举制的恢复尤为重要。科举系以汉文、汉学为考试内容，凡想借科举晋身官场的蒙古、色目子弟皆须钻研汉学。 故对其研习汉学具有极大激励作用，有如《元诗选》编者顾嗣立所言说：“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 元代科举前后共十六科，共录取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蒙古、色目人各占四分之一，约三百人。 乡试登榜而会试、廷试落第之蒙古、色目进士应三倍于此，故前后曾登乡进右榜的蒙古、色目人约为一千八百人。  而参与乡试不幸落榜的蒙古、色目十子更可能数十倍于此。换言之，科举的复兴诱使数万蒙古、色目子弟埋首经籍，投身场屋，企图以学问来求取禄位。 研习汉学在当时蒙古、色目族群中显然已蔚为风气。元季帝王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及顺帝妥性帖睦尔（1333—1370）更相继设置奎章阁、宣文阁，提倡艺文，并以勋旧贵戚子孙肄业其中。 对蒙古、色目子弟学习汉文化当具示范作用。所谓“汉学者”乃指诸习汉人所特有而为士大夫专擅的儒学、文学、美术并有所成就而见于记录者。 “汉学者”与“士人”所涵盖者的重叠性颇高，但后者涵盖较前者为广，因汉学者必为士人，而士人大多数未必有所成就而留下记录。 本文在此处之讨论以汉学者取代士人，乃因汉学者留有记录以致可以统计。蒙古、色目士人已由儒学之研习登人文学、艺术的殿堂从知识的吸收转入汉文化感性部分的培养。 于是，始有才能较为全面的蒙古、色目士人出现。此处所述之汉学者的情形应为整个蒙古、色目士人阶层发展趋势之缩影。 前期蒙古、色目士人寥寥无几，而且熟谙汉族文学、艺术者不多。因而，蒙古、色目士人在本族群中尚不能构成一个阶层，与汉族士人不能密切交流。 中期以后，由于蒙古、色目士人人数大增并对汉文化之钻研更为深入，真正的蒙古、色目士人阶层始告出现，而这一阶层的士人不再孤立于汉族士人之外，而是两者密切交融，形成一个多族士人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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