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同治十二年（1873）秋至光绪二年（1876）冬，吴大澂督学秦中三年，访古最为勤勉，当然亦艰苦异常：“前日按临凉州，去秦中又二千余里，所经边外草地，数百里无人烟，汉时遗迹、西夏残碑遍访无所得。卒卒风尘，仆夫况瘁，无可告慰”（光绪元年四月致陈介祺书）。尤其石门访碑之举，在金石大家中似乎绝无仅有，一路艰辛，无法想象： “同治甲戌（1874）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圩仄，崖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遇樵子导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路，山石荦确。小憩玉盆石下，观宋人题名。循江北行，崎岖益甚，从者裹足，过一点油，石壁立数仞，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裴回久之。忽闻岭上人语声，隐隐在丛莽间，则打碑人张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门东，去此仅数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度岭而下约二里余，危崖陡绝，攀萝直上，如猱升木，石虎在其巅，险窄处仅容半足，虽太华苍龙岩，不是过矣。夜宿张懋功家，风雪满山，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吴大澂《石门访碑记》）。 文中，打碑人张懋功家住石门东，具体在山顶鸡头关；县令罗君，吴大澂所记有误，当是褒城县教谕罗秀书。 隔月，吴大澂有书致王懿荣曰：“石门访碑甚苦，亦甚乐。鄐君开通褒余题字所缺尾段，亲访得之，风雪满山，未及手自摩挲，属工拓寄数纸，至今未到，尚在疑似之间。......汉中城内宣纸甚少，遍购得五十余纸。三汉刻、一魏刻可拓三分，以一分奉赠，一分寄簠斋丈，自留一分而已。惟崖谷严寒，非天气稍和不能上纸，每种仅拓一分，纸墨尚精，较之陈拓琅琊精本墨色少逊。续拓二分，尚未寄到，年内能否椎拓，亦未可知。此事颇不易，幸为秘之，恐纷纷索拓，无以应命”（《吴愙斋赤牍》）。有清一代，曾官秦中之金石大家屈指可数，如毕沅、王昶和吴荣光等，在实地寻访上能与吴大澂相比者恐怕仅有毕沅，但毕沅到过褒城，可未去石门。 作为金石收藏家，吴大澂的访古即为寻访金石碑刻。人们通常以为，其如此一般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弆藏，为自己罗致原石原器服务。吴大澂关中访古获得诸多钟鼎彝器，其中不乏精品名品，如愙鼎和乙亥方鼎，也获得一些碑刻的原石，最著名者如《唐文安县主李氏墓志》。二是传拓，即不但要访古，而且要传古。吴大澂访古一般带有拓工，随时捶拓，或远途者，如成县之《西狭颂》、《耿勋碑》和略阳之《郙阁颂》，派拓工如张懋功等前往椎拓，而更远者，如远在新疆之《裴岑纪功碑》和《沙南侯获碑》，则请求官中同僚的帮助，目的均是为了获得拓片以及帮友朋同好获得拓片，这一类多是久负盛名之品，多属丰碑大碣，毕竟关中金石大省，其时身处西北，较之他处金石之友便利许多。实际上，他访古还有着另一层含义：发现并记录既往文献阙如者，虽然这些多属年代稍后或并非上上之品，却能补前人之不载，尤其是毕沅《关中金石记》之不载，即他有志于写一部《续关中金石记》。这是人们通常忽略的，也是我们在此关注的。 在陕期间，作为金石老友，潘祖荫“尝贻书劝作《甘肃金石志》云：‘《甘肃金石志》向无人作，可为之也，以为何如？五涼石刻，可有访得者否？’”（转引自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左宗棠对吴大澂多有赏识，亦有书信谈及此事并提供墨本以资阅览：“尊意拟纂修《关陇金石志》，陇之得与存录者无多，盖汉唐以后临边者少文采也。敦煌碑拓手难得佳者，近日朗斋提军所拓佳纸麝煤，精光透露，谨呈一本坿览”（同前）。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后附吴大澂未刊书目有《续关中金石记》一书，引徵资料间接来源于吴大澂“撰陶子春《贞丰识》稿叙有云：‘余自癸酉入秦，搜访碑碣，拟续《关中金石记》’”。 实际上，在吴大澂与陈介祺的通信中，亦多次言及此事，并及所获一二，待续录之。如到陕西后，同治十二年（1873）冬，首次书予陈介祺时即有说到：“晚谬以菲材忝司教铎，问邠岐之风土，揽丰镐之人文，輶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十不存五。自遭回劫，古刻销磨不少”（谢国桢编《吴愙斋大澂尺牍》）。隔年秋，予陈介祺书曰：“大澂往来北山，自夏徂秋，几及四月，仅于同官道中见唐人造像，下层正书廿六行，字稍平漫，最下断裂数寸，约缺七字，招之不得，碑阴碑侧皆有刻像，向所未见，弇山尚书金石记亦不载”（同前）。再年春，予陈介祺书曰：“自陇以西，古刻极少，荒寺颓垣，时一驻马物色之，并宋元刻石亦不可见。仅于宁州狄梁公祠内，访得梁龙德二年牛刺史修衙记，可补旧录所未及。承寄示陕西碑目与渭南赵氏所刻毕记后续目，大略相同。近今出土者，又可增数十种，俟录竟觅便寄缴”（同前）。 同治十三年（1874）夏，在给王懿荣的书信中有写到：“唐墓志不见著录者甚多，秦中绅士家往往秘之，亦不令拓工往拓。近又密访得十余种，皆所罕见。三原有魏造像残石砌入渠内，已属县令将他石易之，舁置学署，新正拓出寄览也。闻成县凤凰山修经阁有磨崖字‘汉’‘永制’‘二年’云云，已遣拓工往访之”（《吴愙斋赤牍》）。想必这些均前人未载者，亦待续录之。 或许笔者孤闻寡识，于现存文献中未尝再见吴大澂离开陕西后有关继续补毕沅《关中金石记》之事也。数月前，偶见广东崇正拍卖公司2017年春季拍卖会有吴大澂致曾君表书札一册十三开，个中一通全文钞录于此（见上题图，顺序稍有颠倒）： “君表先生知己，白门一别，倏已十日，未知金焦之游何日渡江而南。访拓宋元石刻有何新得乎。兄为痔疾所累，终日困卧，殊觉闷人，意非内外兼治不可。现赴孟河马培之家请其用药敷治，能得肿消脓止，稍有效验，即解维而归，重阳计可到家。闻王筠庄痔漏生管，经马公医治而愈，此老于外科必有把握也。孟朴三场十四艺必当录出清稿，以备朱卷全刻。闻叶菊裳今冬告假南旋，兄拟延订来舍，专修关中金石记，能有一年之功，此书可望有成也。岁月蹉跎，衰病如此，不知奢愿何日能偿耳。手泐，敬颂侍福，百不尽一。如兄制大澂顿首。次公师载兄二函乞转交。辛卯（1891）八月廿七月日，锡山道中”。 上款人曾君表，名之撰，字圣舆，江苏常熟人，同治光绪间曾任刑部郎中，曾朴之父。吴大澂此信写于因母亲过世丁忧守制回到原籍苏州期间，当年丧事已办过，次年远游庐山，正经无锡返回苏州途中，信中言及想请叶昌炽（菊裳）帮助修纂《续关中金石记》一书。看来吴大澂已无力单独完成此书了。当然，他闲暇之余，不止讌集招饮、书画结社、吟诗唱和，还是一直想着这件事的。遗憾的是，最终并未竟成。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