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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二者所异，根本为关注点、出发点不同。董仲舒致毕生之力，在于明晰天人关系，洞达天命所归。故其构建天人感应、天道相应学说。由之推演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通明三统等重要思想。以今日学科论，其所涉足，多为哲学层面。何休耗一世之功，在于古为今用，故推衍春秋，有“张三世”、“三科九旨”之说。以今日学科论，其所关注，偏重于政治、社会学。下详分析：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所谓天人之道，重在天与人之对应关系，认为人有作为，则天有感应。《易》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斯之谓也。故其举例曰：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董仲舒以为，灾异之兴，乃天怒，天怒必有人怨，天子有失德之处，朝政有不明之象。故其天人之“人”，首重天子。天子上承天命，下掌民情。其治天下之法统原出于天。故“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指明天命不变，则天子之统绪不可变。然《书》云：“天命无亲，惟德是辅。”若天子无道，天以灾异示警，倘其怙恶不悛、我行我素，天命改弦，人世更张。故可明其所谓“道”，非指天子之统，而指天命之统。天子之统建诸天命有归，此道万古恒常，虽三代更替，无非“革命”而已，决非道变。所谓神道设教，盖指此类。故其云：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大一统说： 其大一统之说，亦本于天道观。汉初重视黄老，崇尚无为，以老子《道德经》为思想本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一元之始，万象之新。《春秋繁露》言：“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其思想本源，于此恐有借鉴之处。又言：“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以天道论，天以一为嚆矢，万物由此而生，故君王当秉承天意，符合天理，自始而起。始正则本正，本正则不离天道。天道不移，天子不废，天子不废，汉廷永存。而其借春秋言君王应行之大道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君王若能及此，为法天行道，天数在斯。由是上追三世，远溯万古。返璞归真，重回直道。道家者言：天地初判之时，惟道独存。浑然如一，未加剖判。故上古郅治，以一统为合乎天数之理。故其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借道兴孔，乃学说有异，门派不同。不妨其汇流百川，以为己用。其思想体系之中坚，在于“天”之构建。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顺理成章、演绎而出。随时政不同，各取所需。然其学说所重，在于哲学，可了然无疑义也。 何休：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为何休诠释《公羊传》之根本法则。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关注点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于正时历，据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鲁国，见乱臣贼子而作春秋。鲁国，西周姬姓之后，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据鲁、新周。宋为微子封国，乃殷之后。汤武革命，殷商已为故迹，故有“故宋”之说。而何休之世，图谶大行，纬书倍出。今文经学家据之而言，引《春秋纬·演孔图》，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龙，孔子其人，黑帝之后。时运不济，不得为王，隐居著书，微言大义。其言辞足以为后世法，其德行足以为百代师。故汉儒视之，犹如天子。比之以文王，号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说，兴起于此。何休秉承旧例，发扬学说，故一科第三旨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狂妄之说，却见一科正朔之意。二科三旨，在于明伦理，知大义。其言本出《公羊传》之《隐公元年》，董仲舒已有发明，云：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董仲舒之说，尚止于断代考实，微言大义，所言失之简略，难见三者究系何别。及至何休注之，旁征博引，细稽详核，更易知之。其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於所见之世，恩巳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於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於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古儒谓春秋大义，在于一字褒贬，故无法则，难以明晰。何休言及人伦、礼法、书法、制度，博观约取，厚积勃发。详分三者之别，流布后世，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于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见于《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士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今文学家既以孔子为素王，则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鲁，鲁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为诸侯封地，除宋为殷后，其爵为公，余者皆难同日而语。楚地僻远，殊离中土，楚子僭越，自立为王。吴地险阻，异域殊方，亦不为中原大国所认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为受命于天，谓天下君王皆需师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寻孔子之道者，则为诸夏所纳，索隐行怪者，则为中原不齿。如此作为则名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总此三科九旨，即为何休中心思想，其实孔子为万世之表率，不独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体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现实。董之于汉武帝，为寻求一统，破除异己之理论根据。何休之于《公羊》，为因文立意，借题发挥之现实关怀。故董仲舒所言阴阳五行、三统并存，诸般学说，学理重于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统、三科九旨，知今多于论古。以今人看来，前者颇似哲学学者，后者更类政治学家。推本溯源，在于二者旨趣大异，立身不同故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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