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元光元年十一月（公元前134年），在窦太后驾崩后，正式亲政的汉武帝刘彻，听从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此举并非武帝一时心血来潮，想当初刚即位的刘彻雄心万丈的想要“建元改制”，可惜被窦太后铁腕扼杀，最终武帝只能韬光养晦，继续按照国初既定的“黄老之术”国策施政。如今窦太后新丧，乾纲独断的武帝在改元元光后，立即着手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鼎新，而举孝廉、策贤良便是改制的第一步。  为此，武帝在策贤良文学的诏书中，向董仲舒求问长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在策论中，董仲舒融合法家之大一统，兼蓄阴阳五行杂学的新儒家思想喷薄而出，并创造性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法，进而将儒学提升到独尊的地步。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天和人互通、互感，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董仲舒在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也认为，天子所作所为与天意相通，若不行仁义，必有上天降下灾异警告，反之则有祥瑞现世。 这套有着神学思想的“天人感应”理论，在经董仲舒的阐发梳理后，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内重要的观点学说，贯穿了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可谓影响深远。  但实际上，自先秦时代儒家学说问世以来，其所持的天人观就几经嬗变，甚至还互相对立过，它最终能形成系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先秦儒家的天人观天人观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天”，这里的“天”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中自然界的天，而是至高无上造物主的化身。 董仲舒就解释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上古神话时代，人神杂糅，天与地也是相通的，在颛顼帝“绝地天通”后，“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天也就成了人仰望的存在，神格化的代称。 周代建立以后，周公作《周礼》,其核心宣扬的便是殷商失德，获罪于天，周承“天命”而立。而周王也自称“天子”，代表天的意志统御万民。通过宗法礼制，早期带有宗教意味的君权神授思想得到确立，天当然也是被膜拜、敬畏的存在。  春秋末，儒家思想开始兴起，截止秦朝统一六国，在这段先秦时期中，儒家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有不同的“天人观”。 孔子的“天人观”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其一生都在奔走列国试图恢复崩坏的礼制。因而不可能不受周代形成的“天命”意识影响。 《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对上天要敬畏，这是孔子对“天”的态度，之所以要敬畏，是因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非人力所能为。  尽管孔子认为天命不能违，可却强调“天道远，人道迩”，对鬼神之事要“敬鬼神而远之”。所以根本上讲孔子的天人观是天与人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天命的客观存在无法改变、无法否定，但人事还需要尽，毕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孔子为实现“克己复礼”而四方奔走，宣扬儒家的核心思想“仁”，这其实正是孔子对其“天人观”的践行。 孟子的“天人观” 孟子是继承孔子道统的儒家思想重要代表人物，不仅丰富了“仁政”思想，更是提出了“义”，使得“仁义”成为儒家的道德核心。 而在天人观上，孟子在继承孔子天命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开创。 孟子赋予了天道德属性，在孟子看来，天就是“仁、义、礼、智”的象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这是将神格化的天又人格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 告子章句上》 天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孟子主张人应当修“天爵”，向“天”所代表的的道德靠拢，“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所以孟子的天人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像他在《孟子 离娄章句上》所言：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人有“知天”的心性，追求道德上的至善至美层次，那么这便是人与天通，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这也就是孟子的天人观。 荀子的天人观 儒家传承到荀子时，战国时代已尽尾声，宗法分封制早就没落。奴隶制被封建专制所取代，孔子恢复周礼的主张已然不可能实现，儒家思想也只能顺应潮流，向经世致用方面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荀子的天人观自然是与前代有所不同。 在《荀子 天论》中，荀子便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善恶属性，更没有什么道德观，不会以人的好坏、意志而转移。在今天看来荀子的天人观正是唯物主义的体现，这在当时无疑是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在强调天的客观性后，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天事与人事无关，人的命运与社会治乱都由人自身决定。只不过天赋予人欲望，“性者，天之就也”，人只有在“礼”、“法”的规范下，才能正自身，国家才能实现大治。  荀子的这套天人观，充满了经世致用思想，不过却否定了天的神性，也就间接使得君王的权力失去天的“神授”，从这一方面讲，就注定了荀子的天人观不能被统治阶级采纳，也造成儒学不能成为官方所推崇的显学。 董仲舒集大成的天人观儒家经先秦时代的发展，及至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打压，儒家学派要想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改造思想形成新儒学，变成了秦汉之时，儒家弟子的历史任务。 汉朝建立后，新生政权在总结前朝灭亡的原因时，都看到了秦亡于苛法。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陆贾就指出，秦失天下在于未行仁义。 法家在汉初成了过街老鼠，儒家思想重新抬头，有了市场。只不过汉朝的建立者刘邦认可陆贾的建议，但汉初民生凋敝的现实国情却容不得推行儒家的治国政策。为了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家在政治经济政策采取了放任措施，“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这种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便成为了汉初的施政方略。  到了武帝时期，大汉开国七十多年，在黄老之术的国策下，“京师之钱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不能不说是无为而治下，大汉朝廷放权的功劳。 但成也“黄老”，败也“黄老”。随着经济民生的恢复，诸侯王国尾大不掉，而豪强兼并也愈演愈烈，分封与集权的矛盾已然成了极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汉王朝中央的统治秩序。 黄老之术不在适应新的历史环境，这给儒家崛起提供契机。 董仲舒在前代先贤的基础上，对儒家进行了改造，以适应大一统的集权王朝统治。而作为新儒学的指导纲领，天人观，也被董仲舒赋予新的内涵。  首先董仲舒重新拾起孔孟“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强调天的无上权威，而君王的权力来自天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以神权与王权相联，加强了君主的权威。 同时董仲舒在摒弃荀子天道客观存在的主张后，又吸取荀子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在糅合法家的刑罚观念，使得儒学在政治活动中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最重要的是，在融合了阴阳五行、墨家天道观后，董仲舒进而将天人合一理论扩展为“天人感应”。作为最高主宰的天，会根据人间的治乱得失做出相应的回应。 这种成系统、体系的理论使得儒家思想制度化，在各家思想学派中当然是最为出挑的，在思想层面解决了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治乱问题。  因此董仲舒顺应时代提出的“天人感应”，巩固了皇帝的权威，维护了汉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这对稳定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与此同时，天人感应中的灾异警告无疑也震慑了君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的肆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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