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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倡导中医、西医要互相学习，融会贯通，他认为中医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要改革不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要在贯通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勇于突破，才能推陈出新，而中西医汇通就是促进中国医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很好方式。 施今墨先生说：我囯医学界存在着两种理论体系，一为经历几千年的中医，一为18世纪初由西洋传入的西医，一个讲气化，一个讲细胞。他曾在《华北国医学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序言》中写到：“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半个多世纪前施今墨先生就提出了“中药工业化，中医现代化”的口号。1962年他在一篇随笔中写到：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科学进步一日千里，相信不久电学发明达于顶点，便可探测人体内部秘密，症结所在，真形毕露，一目了然。然后用超声波或原子能或其它更简便敏效的药物治疗。对于一位80余岁高龄的老中医，这种先知先见来源于其丰富的临床实践和阅历，正是这种判断力促成了其坚定不移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施小墨先生认为施今墨先生所创立的中西医结合辨病辨证的方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以西医疾病分类学为纲，统一中西病名。 第二，第二，用中医辨证方法，结合西医诊断和病理，总结西医疾病的规律。 第三，在反复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治疗西医各种疾病的专方。 今天看来，这种运用中医理论，总结西医疾病的证候规律，辨病辨证相结合，既保留了西医认病确切、标准规范的优点，又能发挥中医辨证施治的长处，值得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总结。正如施今墨先生自己在随笔中所写的那样：我辈中医从事临床时，所遇每一个病证，必须经过一辨证的理论，二科学的诊断，三确效的方剂，四本草的普选。不可狃於遵古的形式，无论适合病情与否，一一照方抄录。亦不可顾虑未经古人使用的药物，便不敢创始采用。尤不可迷信古人未治过的病便认为不能治，古来未有之病种，便无药可医也。是乃革新进化工作要大胆去做。正是这种开拓精神，才使其在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在内的中医临床中勇于探索、创新。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施今墨先生就开始倡导中西医病名统一，用西医疾病分类学的方法作为诊断准，同时强调中医“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理论，认为用中医辨证的灵活性加上西医诊断的标准化，能在临床中创出一条中西医结合、集中西医各自优势的新方法。如《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就是按照当时西医对疾病的分类和命名编辑的，如其在凡例中所说：本书按西医规律化之分门别类以便检査。在该书“卷六·血液及物质代谢系”即出现了糖尿病的病名，并指出“古人所谓之消渴病，即近世之糖尿病也”。 施今墨先生强调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断疾病，并用中西医结合理论分析病因病机。在疾病的西医诊断方面，从《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所记载的医案来看，血糖、尿糖、血压等指标都有所提及。在《祝选施今墨医案》中每种病施今墨都运用中西医理论进行了分析，如在“卷六·血液及物质代谢系·糖尿病”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糖尿病之起于脺脏机能发生障碍，不能分泌“分解糖分之特殊酸酵素”，因之血中糖量增加，由于糖质之过剩，所排泻之尿中遂亦含有糖质，故曰糖尿病。排泄糖质，需多量水溶解之，故尿多善渴，又因为糖质之不能分解，则人之工作精力之原料，取给于蛋白、脂肪，二者消耗过甚，遂多摄食以为补偿，故患者善饥，由于得不偿失，虽多食而仍消瘦，故凡糖尿病之患者，必有喜饮、多尿、善饥、消瘦诸症状也。 施今墨先生还强调用中西医汇通理论分析证候治疗，在临证制定治法时其常用西医理论来指导，其认为对于糖尿病，中医过去治疗，常分为上、中、下三消，而西医认为是胰腺胰岛素分泌不足所致。五脏六腑中并无胰腺，而中医理论中却有“脾主运化”的学说。运化者，代谢也。因此他治糖尿病，即把重点放在治脾上。再如《祝选施今墨医案》 “卷六·血液及物质代谢系·糖尿病”中云：“西医治疗本病，以注射因苏林（胰岛素）较有效，中医则对症疗法而已，每每苦于不能根治。晚近盛倡脏器疗法，时贤遂以动物之脺脏，合诸药内，竟能治愈多人，而考“因苏林”亦为脺脏制剂，由此可证中西医界，治法一同，并非相异也。”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施今墨先生治疗糖尿病的处方用药中常常见到以猪、鸡、鸭的胰脏做药引子使用的情况。 对于具体的遣方用药，施小墨先生曾回忆说：“我在初跟先父学习中医时，往往看到父亲治疗一个西医的病种，几乎不用辨证，即有一个中药专方。”这就是典型的“辨病”论治。施今墨先生曾说：“据余多年实践，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一阴一阳，一脾一肾（黄芪补脾，山药益肾；苍术健脾，元参滋肾）应用于治疗糖尿病，可有降低血糖，减除尿糖之功。余治疗糖尿病在辨证基础上，多加用这两对药味”。这是非常典型的辨病辨证相结合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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