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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曾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此后，李某、郑某等人向曾某贻提出，可以帮其撤销案件，将其从看守所中“捞”出来，但需要支付巨额“捞人费”。曾某支付了151.3万元后，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零十日。 花了巨额“捞人费”未发挥作用，曾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受理。2014年，曾某与李某、郑某等人达成《还款协议书》：李某、郑某承诺退还本金151.3万元及利息9万元。之后，李某、曾某仅偿还了部分款项。 一 曾某去世后，2017年3月份，曾某儿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李某杰、郑某立即归还原告本金110余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某给予他人巨款作为撤销其刑事犯罪的活动经费，属于以非法手段对刑事司法活动施加影响，款项应认定为不法给付。以司法活动结果作为给付报酬条件，该约定无视法律的公平正义、无视司法制度的严肃权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其后的《还款协议书》，不能改变曾某与李某等人串通妨害司法公正的事实，亦应认定无效。非法目的不受法律保护，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情并未完结，法院查明，曾某给予李某、郑某151.3万元，李某、郑某已归还98万元，尚有53.3万元没有归还。法院据此作出民事制裁裁定书，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合同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决定收缴李某、郑某依无效民事行为取得的53.3万元归国家所有。 二 其实类似案件还有很多，前些年炒的沸沸扬扬的一个刑事案例，就是涉及非法目的“捞人费用”。 几年前，永州商人黄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河北警方刑事拘留，黄某之妻杨某通过介绍人向周某等人支付了100万元“捞人费”。后来事没办成，周某退还了部分款项后，其余的51万元以找关系有花费为由拒绝返还。杨某就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把黄某告上法庭。当地县市两级法院两审判定黄某构成侵占罪，并判令其向杨某返还51万元。 此案一出，引发媒体哗然，众多法律大咖纷纷发声，一致认为所谓侵占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就是侵占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捞人费”怎么成了合法财产？司法判决保护‘捞人费’，显然违反法治原则。其次“捞人费”是对司法工作的非法干预，依法应当由国家没收，而不应民事判决返还。 今年年初，该案经当地省高院裁定，指定异地法院另案重审。 三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条就规定了“为了保障公民、 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合同法》第一条也规定了：“ 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可见，公民权益受法律、司法保护的前提是合法权益。 当事人给付他人巨额“捞人费”，目的是“花钱请托”干扰司法正常活动，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助长了不正之风。如果司法判决予以支持，岂不是司法机关鼓励当事人“花钱请托”干扰自身活动，动摇了自身司法公正中立、不受外来干预的基石？ 笔者也曾接触过类似的案件。A为了自己儿子上学，听信B有门路花钱可以保送其进国家一类大学的承诺。双方签订了20万元的关系处理费协议，B承诺办不成退款。后来A的儿子确实进了一类大学，不过是成人高考“联合招生”性质的。A后悔至极，起诉B要求返还费用。法院后来以合同目的违反社会善良风俗为由判决驳回了A的请求。 四 《民法通则》、《合同法》及类似的司法解释，如《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都有“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 现实中，有的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也曾下达过收缴决定书，追缴违法所得，如2016年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一起涉及“非法群发广告短信”的合同纠纷案件，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无效的同时，作出收缴决定书，将当事人合同取得的10500元收归国家所有。但实践中，更多的法院则是就案办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了了之。 结束语 收钱消灾，掏钱捞人，其背后是当事人基于谋取非法利益的不当初心，伴随的是行贿受贿的请托过程，损害的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更甚者是许多“黑吃黑”者的坑蒙拐骗，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诋毁了法治信仰，玷污了司法秩序，理应予以严惩、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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