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种我称之为现代主义写作，就是跟商业写作完全相反，这种写作是根本不考虑普通读者的。刚才我讲过博尔赫斯、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这些作家，他们的写作一开始就把普通读者排除在外。文学的现代主义有很多口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说，要蔑视普通读者，这个是真正被写到小说经典里的美学。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你必须藐视普通读者，把他们扔走。有一年我到四川师范大学去讲课，临走之前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采访时我跟那个记者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因为那个记者问的问题很奇怪。我自认为对记者还是比较友好的，觉得他们工作不容易，虽然有时会扭曲你的想法，但我都可以接受。 那天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再也写不出《褐色鸟群》这样有意思的作品了。第一个问题就让我心里一愣。接着他说你后来的作品跟80年代先锋小说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你认为这种倒退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一问，我就再也受不了了，我就说采访到此为止，我不回答你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提问呢，毕竟他的说法本身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他非常看重那种藐视一般读者的写作。他认为你现在的小说写得让大家都能看得懂，你还是好作家吗？这当中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启示：我是要诅咒普通读者的。 即便在今天，这样的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福克纳有一句名言：作家写作，读者学会阅读。读者是要跟着作家学习的，福克纳写《弥留之际》，写《喧哗与骚动》，写《押沙龙！押沙龙！》，他用什么方法你不需懂，但你必须学习，他的姿态非常高。这里我要跟大家提一个问题，作家说他藐视普通读者，那普通读者对作家的反应如何？大家都知道，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这些大作家，尽管他们藐视普通读者，写那种高深莫测的东西，但他们不仅没有失去读者，反而使得作品获得很高的地位。这个过程是怎么造成的你们知道吗？我看不懂你的作品，可还是把你的作品买来，供在书架上，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奇怪的事儿吗？在中国，我判断读完乔伊斯作品，读完《尤利西斯》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个，你们不相信可以做个调查，但这本书卖出了多少呢？《尤利西斯》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我去拜访萧乾先生时带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萧乾先生说，这本书大陆与台湾的版权都卖出去的报酬，他给孩子买了房子，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读者群里非常受欢迎，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你要不买《尤利西斯》，你的书架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看家，还说你是搞文学的，不丢人吗？乔学会议每年在全世界各处开，会议之后会有大量的成果出现，包括新的校勘、补正乃至新的版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研究者、读者跟在乔伊斯身后走？ 我只能简单这么说，我们今天没赶上好时候。现代主义那一批作家当年的狂飙突进，希望通过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写作来获得他们地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代。最近有本书里面有一点涉及这个话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姿态上还是有些可爱的。资产阶级从贵族社会拿到权力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模仿贵族：贵族有的我们都要有。当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它会本能地去模仿那个政权。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里，当新的社会规范建立，资产阶级就在文化趣味上模仿贵族。比如说新兴城市要获得某种地位，它肯定要去模仿欧洲大都市。资产阶级有钱以后，就开始收藏画，组成他的交响乐团，发展他的趣味。他们拼命读书，弥补缺失的修养，这就是当年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可爱的一些人。 但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基本上目光短浅，趣味低俗，这些人除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文化上的想象力。当年那种对高端文化品位的追求，在今天的资产阶级里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能看到，这也是导致今天的文化出现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们不妨以文学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刚才说到一些作家藐视读者，写些让人看不懂的文字且能获得巨大成功，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当时获得权力的阶级还有羞耻之心，他们有意识地要追随要模仿那些思想，那时的文化精英有这个意识，今天没有了。 当年艾略特的《荒原》发表之前，庞德把艾略特的作品在全国进行推销，英国的各大媒体、出版社，伦敦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知道有一个叫艾略特的人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荒原》。甚至出版商在完全没有看到作品的情况下已经互相竞价了。一个字都没看过，那怎么办呢？于是哪家出版社给价高，就给哪家出版。我要再问大家，它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在1910年代，伦敦出现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文化策划者，他们很多人就是作家和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庞德。庞德很聪明，他的操作方式跟我们今天的刚好相反。文学作品里的商业功能原本是隐藏起来的，在整个几千年的古代，文学作品是不能获利的。商品属性虽然在文学的内部，但它从来没有被唤醒过，后来发生了变化，作品可以卖了，于是就出现了文学市场，而所有的市场都是可以被干预甚至是被操控的。庞德有一个反向的操作法，我简单说一说。一般而言作家依赖于市场，像我们今天，组织作家到处巡回演讲，然后签售，让尽可能多的读者都去买他的书。但庞德不是，他的做法是，你想买我也不卖给你，这个书就印五百本，是限量版。那每本书卖多少钱呢，是普通书的三十倍。这么一来，这个书就变得神秘了。大家想想，五百本乘以三十就是一万五千本。五百本书是很容易卖掉的。如果限量永远只有五百本，当时的复印技术还没有今天发达，这样投资还是可以的。当然这是其中一种策略，就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推出限量版后，这个书的市场需求真是如饥似渴，大家都买不到的时候，又隆重推出平装本，让那些普通读者去跟风。他这个策略，跟炒股有点儿相似，庄家先炒，炒的时候你买不到，突然往下跌的时候，所有散户进来，他开始出货，你就套住了。最后当五百本都卖掉了，普通读者就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 再说回来《尤利西斯》，限量版卖完之后，投资已经收回，作家也拿到了很高的稿费，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顾及普通读者了，普通读者变成了可以被忽视的群体，作家因此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这是现代主义跟文化策略关系中的一个很小侧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全世界的人都那么清纯，都喜欢高雅艺术，这里面很复杂，包含着经济学的斗争。 1910年代的这种文化策略之所以成功，我刚才讲了几点原因：资产阶级的趣味、对贵族的模仿、神秘化的市场操作，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我要告诉大家。 乔伊斯怎么会成为经典呢？这其中有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作文学的经典化，它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是进入文学史的权力。文学史由谁来写，专家和学者。所以美国学者雷尼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最大的赞助商，不是那些购买限量版作品的读者，而是高等院校。大学里一年又一年培养了一批专事研究的人。有人研究一个特别微小的修辞问题就花了一辈子精力，有没有必要呢？可大学就是如此。那些年轻人和当今的追星族一样，有的是精力，而且越艰涩的东西越激发他们的兴趣，于是文学逐渐变成一个神秘的终端，跟普通人不相交。所以说大学在无条件地赞助现代主义文学，赞助这些高雅精深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大学今非昔比，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我个人也很难判断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伯明翰大学在全球推行的“文化研究”大家也许知道，cultural studies，也就是通俗文化研究，它把流行文化纳入到正规的文学研究领域。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文学经典化——大学无条件赞助高雅文学的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我写《褐色鸟群》那个时候，读者并不好取悦，因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当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阅读主体开始出现，原先支撑先锋小说的总体文化氛围就已经消失了。在今天，如果你要按这样一种策略写作，有没有问题，我不给大家提供答案，大家要思考。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 第三点，要给大家说说那些伟大的通俗作家，他们和商业写作完全是两回事，我非常敬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作品往往长盛不衰。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什么叫流行文学？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定义的话，可以把它简单定义为“一定会过时的文学”。因为不过时就无所谓流行，流行就一定会过时。多少作家曾经轰动一时，但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了，因为过时了。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群体，这些人，他们的作品像经典一样，尽管通俗，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每一代都拥有大量读者。像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菲茨杰拉德、雷蒙德 钱德勒这样的作家，包括格林、大仲马，我觉得都可以包括进去。他们的读者面很广，作品很通俗。中国老百姓谁过去不读《三个火枪手》，谁不读《基督山伯爵》呀。这些处在伟大经典和通俗文学作品之间的作家，我把他们跟商业写作严格地区分开，因为这样的作品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会成功？这样的作家是如何想象读者的？大家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作家，雷蒙德·钱德勒。若干年前，我看他的书可以通宵不睡觉，觉得他太有才华了，既幽默又博学，关键的地方写的真是精妙，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解它背后的含义，但是他整个叙事又非常简洁。比如说他最独到一个长篇故事《漫长的告别》。他在写作时所考虑的一定是普通读者，因为是侦探小说，句子都非常简洁。他的小说有很多特点，一是简洁，拒绝大段大段的描写，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样，一个帽子要写去八页，就太过分了是不是？钱德勒这样的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的节奏非常快，因为他要防止读者把书合上。《漫长的告别》就非常明显，你会跟着他一直走，因为他的叙事非常有趣味，情节极其紧张，人物也刻画得栩栩如生，而所有这些跟我们所说的伟大的经典文学已经有一点关系了。在《漫长的告别》里，钱德勒把T.S.艾略特的一首诗穿插其中。当年读这本书，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专业读者，会突然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的，它里面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批判。社会的道德问题、环境问题在钱德勒的作品里全部可以看到。在某一次美国评选的一百本优秀作品里，钱德勒的书排在首位。他也是理查德·耶茨最喜欢的作家。这个地位不是随随便便给的。像钱德勒这样的通俗作家，他所考虑的读者主体是普通读者，但他仍然在跟精英读者“眉来眼去”。他有很多办法来吸引最优秀的读者，这是他的策略，也是他的书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看菲茨杰拉德，同样如此。《了不起的盖茨比》大家都读过吧，今天来看，它也是毫无疑问的世界名著。有人把它算作二流小说里伟大的作品，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有点低了。它的主题极其严肃，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也很崇敬。所以大家要知道，通俗作家里的伟大作家，对读者进行想象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过程，它跟商业写作完全是两回事。商业写作就是要迎合读者，多卖点儿，卖完了就完了，不会去追求什么万古长青，它只要求占据一个空间，不要求占据时间，有了空间就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再举一个村上春树的例子。是不是应该把他放进了不起的通俗作家里面，可能有很大争议。但是细想，村上的作品很诡异。比如《挪威的森林》实际上延续了日本古老的关于物哀、关于死亡的传统，但它还不是一般的死亡，是悲观厌世。对日本的佛教趣味，书里也有非常重要的继承。除此之外，里面还涉及太多的流行文化，包括学生运动，也有古希腊的戏剧，像欧里庇德斯，他都吸收在一本书里，你说这书是为谁写的？再看他的《海边的卡夫卡》，这本更不简单，《海边的卡夫卡》设想的东西，可以追溯到俄狄浦斯王，在某种意义上，村上春树重写了索福克勒斯的乱伦主题。“乱伦”这个主题一般作家是不敢碰的，但如果你用俄狄浦斯王作保护，那就不一样了。可是你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卡夫卡是谁？他与那个用德语写作的人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建构在文本当中，极其复杂。大家知道，村上春树本人对经典作家的了解非常深入。他很早就关注雷蒙德 卡佛的作品，还曾到美国专程去找他。村上对菲杰茨拉德、钱德勒这些作家也是推崇备至。同时，他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都极其熟悉，修养很好。那么，他在想象读者时，首先考虑最一般的读者，同时在给精英读者暗送秋波。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村上春树的情况，你们可以读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看看一位严肃的大学教授如何对这本书加以解剖。 📔 最后一种，我们来谈经典作家。“现代文学”发生之前的那些作家们如何想象读者？像杜甫、李白、白居易……他们每个人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白居易，在世时就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名声，很重要的原因是白居易的诗好懂。他也有难懂的诗，但至少《长恨歌》这一类是很好懂的，他的适应面很大。但问题是，古代绝大部分作家，包括曹雪芹，读者都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读者。如果把读者分成现实读者和未来读者，现实读者几乎是零，因为书往往是在他过世后才能刻印。那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写作时就缺乏一个动力。对古代作家来说，没有商业出版的机制，他知道自己的作品不能出版，从商业角度来说，等于白写。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跟我说过，在清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任何小说家可以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这个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他如何展开与读者的交流？因为现实中的读者几乎不存在。我把这类文学称为“待访的文学”。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具有“待访性”，我们从古代作家的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们无法获得现实中的读者，最多也就周围几个朋友，诗送过去相互看一看，喝酒的时候唱和一下。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就周围几个朋友知道。他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有点儿像杜甫说“文章千古事”，他一定会觉得这部《红楼梦》会一千年、一万年地流传下去，所以这部书会具有强烈的待访的文学性，它会和未来的读者进行交流。 19世纪中后期发生了现代主义运动，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差不多。传统的经典作家在想象读者时，整个系统是开放的。现代主义写作和商业写作其实都是最封闭的写作，它们都是写给特定的人，只不过一个是文学精英，一个是所谓的普通的文学消费者。对于那些伟大的通俗作家来说，他们的开放度更大一些。他们既为普通读者写作，也不排斥精英读者。可是这些传统作家，我称他们为最开放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向所有人开放，向未来开放。而且我认为，他们主要作品是要向未来开放。在过去，没有现实读者的境况决定了他们写作时的很多策略，比如，杜甫的一些诗孩子很容易都能接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诗有什么微言大义？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至今藏在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褶皱。可是你读《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句诗为什么好？这就需要你稍微花点儿工夫，要了解安史之乱的背景，李龟年为什么对于他被搅乱了的记忆来说那么重要。这首诗并不易读，但大致的感伤情怀我们还是可以捕捉到的，即便对一般读者来说，它也可以是有效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经验的增长，到了四五十岁，你再重读“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就会发现诗歌所呈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深切的痛苦，那种难以道清的内心的巨大波澜，终于要客死异乡，回不了家的那种沉痛，才会浮现出来。这种作品多厉害啊！它有耐心等着一个人慢慢成熟，它耐心地等你去品味。所以伟大的经典作家，是需要我们一读再读的。不要以为一本书读一遍就够了，经典需要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应重读。艾柯曾说过他四十多年反复读一本书，那个经历无比美妙。《红楼梦》也是一样的，你读三十年、四十年，都没有问题，每一个不同阶段读，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站在那个时间的终点跟你说话。年轻时候你可能会被美丽的辞章所吸引，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林黛玉、史湘云极其可爱，然后慢慢地你会读出它里面更深一点的意蕴，终有一天，你会了解作者的意图，这个时候你和真正的作者会相遇。这种开放性和它对时间的耐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不断地重读。比如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每次读感觉都不一样。不知道大家如何阅读，我一直有不断重读作品的习惯，经典无论中外，隔段时间，我就会取出来重读。经典从时间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它并没有那样一个好像大多数人都读不懂的门槛。读不懂，没关系，过几年再读。我给伟大作品下了一个定义，我认为伟大的作品是可以被不断重读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在时间上会耐心地等待你长大，等待你变得更成熟，你通过重读，才能不断领会它的意思。从空间上看，其实也是如此。不同的人在看《红楼梦》，每个人各取所需，哪怕你只是了解了一点，也不能说你没有读懂它。 我一直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需要反思。要探索文学今后的发展道路，我们就要回到现代主义产生之前，回到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还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但他们身上已经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苗头，他们和读者之间基本的对话关系没有被切断，它就依然是某种传统经典的延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向所有读者开放的。普通读者读《包法利夫人》是可以读懂的，至少能读出某种道德的教诲，程度稍微高一点，会觉出福楼拜修辞上的精确。我觉得，福楼拜是所有外国作家里面最值得学习的典范，因为他是可以学习的。相比起来，托尔斯泰是不太好学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东西哪儿来的，但福楼拜的东西你可以看出它的来处，它是通过准确性达到的。这是你可以修炼的。如果你有了更深刻一点的认识，再次来讨论爱玛，你会发现原来关于婚外恋的说法是非常有问题的。首先，爱玛为什么不贞洁了？是她道德品质不好吗？爱玛读司各特的小说长大，她是整个儿地处在浪漫主义的话语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话语对她洗了脑。她最理想的恋爱伴侣就是子爵，在浪漫的交际场所，那样风度翩翩的一个人来请她跳舞，爱情就应该这样。但是很不幸，现实已经越过了浪漫主义的阶段。爱玛嫁给了一个极其老实，甚至愚钝的医生，还是个兽医。这个人毫无情趣，爱玛不过是要重新追回那个关于浪漫的梦想，这就是福楼拜要表达的主题。在福楼拜看来，爱玛是世界上最贞洁的人。为什么？因为在她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只要答应经纪人的性索取，一切都会过去。可是爱玛是怎么做的呢。她面红耳赤，气得从他们家马上跑掉，心怦怦直跳。说世界上还有这么丑恶的人，居然会直接通过金钱来索要身体。怂恿爱玛这样做的是爱玛家一个到处跟人通奸的女仆，她很有社会经验。她知道这个时候主人要获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用身体来交换。所以她鼓动爱玛去那个人家里借钱，但是她没想到，爱玛根本不是这样的人。福楼拜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到这里你会发现福楼拜真正的作者意图：一个纯洁的人到了一个不纯洁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或者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最大的动机是要看一看堂吉诃德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会怎样？你们知道，在塞万提斯那儿，堂吉诃德虽然有点儿落魄，至少还是个英雄。可是到了《包法利夫人》，爱玛只是脑子里有一点点浪漫的想法，不如堂吉诃德那么强烈，居然就遭了杀身之祸。 阿尔贝·加缪是在福楼拜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加缪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容不得半点儿浪漫，想浪漫的结果是什么呢？加缪有一出戏叫《过客》。写一个人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母亲，做生意发了大财，他回家的那个傍晚，很想让父母亲为他骄傲，如何让他们大吃一惊呢，他就化装成一个旅客，住到他母亲和妹妹开的旅馆里，你们知道后来的结果吧，他被母亲杀掉了。在一个残酷的金钱世界里，一点小小的浪漫想法，都会出人命啊。所以加缪的作品，包括《局外人》和《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其实是归属一条线的。它们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浪漫”这个问题的思考。顺着这条线再往前走，我们就会遇到美国作家奥康纳，她的《好人难寻》就是与浪漫有关的悲剧，读它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说了以上这些作品，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 我希望通过这四种方式，就作家如何想象读者，如何想象与读者的交流，来重新思考我们今天的写作。很多人写作其实处在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因为他只想到一个非常贫弱的、狭窄的自我。最要不得的一个想法就是表现自我，但这种观念在今天最流行。这种浅薄而又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观念也许可以用一个流行词来概括，就叫“任性”。这种人写一辈子，有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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