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求医故事要从7年前说起…… 2010年的3月29日，我突然胸痛得厉害，赶紧到家附近的医院检查，发现心脏的左右支血管已经严重阻塞，一边80%，一边已经达到了100%。 当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是先做一个支架，一周以后再做另一个。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一个支架的手术中就出现了突发状况，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心脏竟停止了跳动（注：支架术中发生室颤），医生们用电击才把我抢救过来。 支架术后的第四天，我突然眼歪、嘴斜、话说不清楚，医生说是中风了！就这样，我在监护室里住了8天才稳定下来。之后，我回到家中进行调养，每天在家附近的公园锻炼，一段时间后，一个胳膊才慢慢可以活动。 2011年的一天，正在家中活动的我，突然左侧半个身子不能动了，嘴也歪了。这下可把老伴吓坏了，赶紧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北京朝阳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现在是脑梗塞，面积比较大，所以半身都活动不灵了。不仅如此，当时还检查出了心房颤动，这很可能是我得脑卒中的罪魁祸首。当时医生建议我必须要用华法林抗凝预防血栓。 我当时听了感觉很纳闷，怎么就房颤了呢？自己刚做完支架，一直吃着阿司匹林和波立维，不就是预防血栓的药吗？怎么还会这样呢？ 伴随着这样的疑惑，接诊我的大夫帮我找到了朝阳医院的刘兴鹏主任，我也是这时开始和刘主任结缘的。刘主任说我这种情况，抗凝至关重要。但是想要真正减少脑卒中，预防心衰，根治房颤是重中之重。 但是在房颤手术前的经食道超声检查中，超声大夫发现我的左心耳中有血栓，这是做射频消融手术非常禁忌的一点，于是我不得不回家继续抗凝…… 从2013年开始到2015年9月，我一共做了6次经食道超声，每次都有血栓！检查完之后只能回家继续吃华法林，经食道超声检查的痛苦和血栓无法融化的打击，让我到现在仍历历在目。 2015年5月，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成立，心脏内外科的协作手术，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希望。由于实在不想再忍受经食道超声的痛苦以及房颤的折磨，我一次又一次的找到刘主任和田颖主任，表示无论有多大风险，都要尝试做手术。 在刘兴鹏主任以及几位专家的会诊后，终于，2015年10月25日，上午8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到燕达医院哈特瑞姆心脏中心住院，当时是随访护士王凤楠接待的我们，刘主任和梅举主任亲自跟我谈手术的情况，梅主任建议我做开胸，先把左心耳切除，接着就做射频消融。  开胸虽然将来会有疤痕，不美观，但是因为我是半身不遂，微创的话对我的手不好。听了他们的介绍后，我当即就表示：“没事儿，梅主任，您放心，我的身体这边听您的，那边听刘主任的。” 2015年11月6日，手术正式开始，刘兴鹏主任、梅举主任等一同顺利为我完成了射频消融和左心耳切除手术。 手术结束后，因为我是回民，其他东西都不能吃，早上只能喝小米粥。刘主任看我只喝粥害怕营养跟不上，就请心脏中心的王凤楠护士在医院附近找一个回民饭馆，给我带点能吃的鸡汤等营养品。谁知王凤楠竟亲自为我炖了好几次乌鸡汤，送到病房中给我喝，这件事情我真的终生难忘，特别感动！ 我在燕达住了20多天，期间所有医生和护士对我都特别好，非常感谢燕达医院哈特瑞姆心脏中心的医护人员对我的照顾和关怀。 因为2010年心梗的时候心肌大面积坏死了很多，所以心衰的毛病一直都有，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朝阳医院来调理几天，每次来这里都是找刘兴鹏主任和田颖主任的门诊，他们对待患者，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都是一视同仁。 绝对不会因为是老病人，你就可以直接推门进去让主任给你看。单凭这点就特别让人尊敬，在我们广大病友当中，对刘主任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这一点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与刘兴鹏主任和田颖主任，从一开始的医患之间，慢慢地发展成了现在跟朋友似的关系，其中的故事太多太多，让我终身难忘。 最后，我想说，从我得病以来，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遇到了很多的好医生，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有你们！  写在后面的话：  刘兴鹏 在我的数不清的患者里，老尹注定将是我此生难忘的一位。不仅因为过去几年里我参与了他所患疾病的诊治，还因为我曾经专门去他家里看过他，还曾绞尽脑汁为他的孙女起名字…… 我想对医生来说，这些都是不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我之所以能对这个病人如此用心，则源于他全家和我们整个团队之间的彼此充分信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信任，所以双方才处的像是好朋友。记得去年春节前，老尹早早的就向护士长询问年三十的病房值班人员人数，因为他一定要亲自来送年夜饭…… 或许您会觉得这些医患关系听起来仿佛发生在遥远的从前和偏僻的地区，但这确确实实是发生在当下北京的故事……. 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非常融洽的医患关系，使得我们双方都非常受益。从我们这边来说，和他及其家属沟通治疗方案时都是非常顺畅；而从老尹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关系，我相信他现在的病情恐怕会很不乐观，只要真心付出，医患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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