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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黄源摄于上海
《在鲁迅身边》，黄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收有二十一篇黄源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以及回忆茅盾、冯雪峰等人及新文艺战线上的师友的文章多篇。
位于杭州葛岭的黄源故居
乔丽华
很多人知道黄源，大概是通过那张他和萧军萧红的三人合影。在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里，他只有一晃而过的几个镜头，如送萧红赴日本那场戏。其实，如果当初确有一个黄金时代，那么，鲁迅身边的这个年轻人绝对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在这出时代剧中，他的戏份不会比萧军萧红少。
黄源是浙江海盐人，据《黄源回忆录》自述，他的父亲因为没能上新学堂，一辈子只能在乡间开私塾而郁郁不乐，以致一度精神错乱发狂。大约因为有前车之鉴，且又是家中独子，所以黄源拒绝学医而决定从文，得到了家中支持。他先后在南京师大附中、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及匡互生在上海江湾创办的立达学园读书，并在此时开始了一段温柔的恋情，与许天虹的妹妹许粤华坠入爱河。到1930年也就是黄源二十四岁步入文坛之前，他几乎一直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并曾赴日本留学。总之，前二十几年过着相当自由和梦幻的文学青年的生活。步入文坛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虽然因为学历不过硬被商务印书馆、金陵大学这些老牌机构拒之门外，但上海的新文学阵营却为他提供了一个个机会：在樊仲云主持的《新生命》杂志上刊登翻译文章而得到胡愈之的注意；1933年生活书店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创刊后，经胡愈之推荐协助茅盾做编辑校对工作；1934年8月《译文》创刊，他协助鲁迅共同编辑，自此成为鲁迅的身边人，真正步入文坛的中心。
今天看鲁迅先生写给黄源的信，所谈的都是关于稿件编辑的问题，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不像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仿佛父亲对孩子的口吻，近乎于娇宠。的确，跟东北汉子萧军相比，黄源少了一份“野气”（这是他初识萧军时得出的印象），多了一份“认真”（这是鲁迅对黄源的评价）。他远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却是鲁迅身边一圈青年里极贴心、细心的一位。在此略具数例：
1935年3月26日鲁迅给黄源的信里写道：“河清先生：小说译稿已取回，希便中莅寓中一取，但亦不必特别苦心孤诣，设法回避吃饭也。”当时黄源住在拉都路敦和里（今襄阳南路）《文学》编辑部，鲁迅住在四川北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路途较远，黄源从《文学》编辑部下班后前往取稿，常常先在四川北路的店里吃了晚饭才去鲁迅家里，免得叨扰。鲁迅注意到了，所以特意在信里告诉他没必要这么做。
许广平回忆里提到，萧红因为把鲁迅当作父亲般依赖着，常常在大陆新村的家里一待就是大半天，跟鲁迅聊这聊那。而此时鲁迅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这让许广平感到十分担忧。黄源在这方面则非常注意，他每次到大陆新村，如果那时鲁迅正在休息，他就在楼下耐心等待。有一回鲁迅下楼来看到黄源，把脸一沉，责备许广平：“是你阻止他不让他上楼吧？我早就听见楼下的声音。”黄源忙解释是因为自己想等三先生（即周建人）一起上楼，替许广平解围。
鲁迅晚年译《死魂灵》译得很辛苦，黄源不忍心他病中译稿伤神费力，每次拿到译稿，有时就会先压下一段时间，或者建议把文章登一半，剩下一半留作下一期发。因为他知道，一旦登完，鲁迅先生又会不顾性命去翻译。不仅在工作的细节上考虑周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是坚定不移紧跟鲁迅先生。在《译文》停刊事件中，面对生活书店的压力，面对胡愈之等名流前辈的误解，一向文弱的黄源这一次却很坚决，宁可辞去《文学》编辑的职务丢了饭碗也不妥协。《译文》停刊后有一段时间他内心彷徨，曾一度想去日本，已经跟鲁迅先生辞别了，但走到弄堂口，想到对方是大批人马，而鲁迅先生孤身奋战，自己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呢？他最终还是没有走。1936年7月在周扬等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发表宣言的同时，鲁迅等发起《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黄源亦列名其中……
1936年8月徐懋庸抱着宗派情绪给鲁迅写信，信里指责鲁迅被胡风、黄源、巴金等“据为私有”，说胡风“诈”，说黄源“谄”。对此，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态度非常明确，断然驳斥道：“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谗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谗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
这是鲁迅离世前给黄源的评价。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对黄源来说是一个“意外的霹雳”。他接连写下《活在青年心里》《鲁迅先生》等文章，记述了他和萧军等鲁门弟子在鲁迅去世后的悲恸之情。文章写到“雨”（即许粤华）听到这消息惊跳起来，连声说着“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行呢？”“颊上是簌簌的热泪，好像一个突然被母亲偷偷地撇下的孩子似的……”这正是当时许多青年弟子的心情。众所周知，萧红的回忆录留下了鲁迅生前的许多生动细节，其实，作为鲁迅身边人，黄源的这几篇回忆也有许多独家记载，例如，鲁迅18日凌晨病势突变，到早晨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但八九点钟还问许广平报纸来了没有，《译文》广告登出来了没有。“他最后看的文字，也是《译文》的广告。”此类细节还有许多，如关于海婴，文章里记下了这样一个生动的场景：
10月14日黄源陪萧军去鲁迅家里，那天黄源带去一位朋友托他转交的高尔基雕像，海婴看到了，一开始说：“这是爸爸……”鲁迅说：“我哪里配……”许广平在一旁提示：“你猜是谁？你知道，高……”伶俐的海婴马上领会了：“高尔基……高尔基。”鲁迅开心地对黄源说：“高尔基已经被他认识了。”
可惜几天后鲁迅就离开了人世。海婴幼年失去了父亲，黄源等一众文坛新人猝然失去了他们的文学之父。紧接着1937年抗战爆发，这不仅对黄源，对于众多的左翼文人、鲁迅弟子而言，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萧军萧红在西安分道扬镳，黄源和许粤华则在长沙告别，自此各奔东西。对此，黄源显然是有预感的，1938年11月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写下《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一文，表达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也显示了他脱胎换骨、奔向新生活的决绝态度：“因为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就是每一个人该用尽他的力量，誓死往前冲而不往后退，把敌人逐出国境！”“假如我的文字能有一分效力，直至敌人出境，不然，则死而后已。”1949年当他作为华东局文化干部重回旧地接管上海，他知道，鲁迅先生若泉下有知，是会为他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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