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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风头最劲立功最多权位最重的是在拓跋焘时代，但他也因“国史案”而死于拓跋焘时代。很难说崔浩与拓跋焘孰是孰非——既不能因此而说拓跋焘滥杀功臣，也不能因此而说崔浩晚节不保。我只能说，崔浩为“以彰直笔”而将“务从实录”的《国纪》相当高调地刻之于石“暴扬国恶”，触犯了拓跋氏皇族的底线。我不想在此详谈“国史案”，只想因此而说说应当如何评价崔浩的气节与操守。 与高允同时入仕的游雅，在评说高允之时，说了崔浩与高允在拓跋焘亲自审问“国史案”时的不同表现：崔浩“声嘶股栗，殆不能言”，而高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游雅说的也是事实，但因为崔浩与游雅评品高允时曾有“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一语，游雅如此对比，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崔浩与高允到底谁有风节，而且其答案显而易见，不言自明。但我以为，如此评述崔浩风节，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崔浩能以“直笔”写史，自是可贵，听信小人之言，高调彰扬“直笔”，终究不妥，崔浩“声嘶股栗，殆不能言”，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因为自己也有过失而缺乏底气。 崔浩的风节操守，不妨从他年轻时说起。拓跋焘的祖父武道帝拓跋珪曾因雷震天安殿，又有寒食散药性发作，“性多躁扰，忿怒无常”，以至滥杀朝臣，使“人不自保，百官苟免”，唯有当时还只是著作郎的崔浩不卑不亢，忠于职守，“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这种风节，与同是著作郎的高允在“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时“独敷陈事理”又有何异？更不待说，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崔浩往往在“群臣皆曰”之时，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从不从众，看风使舵；不管皇上是否认同，一样直叙己见，从不唯上，观颜察色。就拿让他送命的国纪案说事，如此高调彰扬“直笔”虽有不妥，但他能直笔著史，毕竟也是风节与操守的实际体现。 纵观崔浩一生，不乏风节操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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