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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诚龙 在民国学界，章太炎名高天下，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聘请顶级导师，首选就是章太炎，但他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说不屑于跟梁启超、王国维为伍。 连梁启超、王国维都不屑，足见其狂。其实，章太炎先生已经不能用“狂”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神经病”。 章太炎自己就曾说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 他还列出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六位同道中人：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明朝名将熊廷弼、近代名将左宗棠。认为这六人都跟自己一样，有着“神经病”式的执着，因此成就了大事业。 太炎先生是神经病，首先是因为其敢想敢说。比如说，社会爱的是尧舜，恨的是桀纣，而太炎先生却放言高论：“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他希望满清从皇帝到保长个个暴戾无比，比夏桀商纣过之。都因太炎先生反满之故，盼望满清多行不义必自毙，“满州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庚子事变后，张之洞创办《楚学报》，请了梁鼎芬为“总办”，太炎先生当主笔。人家梁总编是满清政府的喉舌，谁反满清他就毙谁，偏偏这太炎先生是反满斗士，这两人搞到一起，将如何？有人分析两人前景，肯定会打架：“他日梁节庵﹙即梁鼎芬﹚与章太炎必至用武。” 果然，《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太炎先生洋洋洒洒写了6万字，字字都是“驱除鞑虏”，呈报“梁总编”审稿，梁总编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叫人备轿，往张之洞之总督府，请捕拿章太炎。 张之洞也拟照办，旁有人明骂实保，说章太炎是“疯子，即日逐出境可也”，张氏就采纳了“驱逐”一策。 领导发话了，梁总编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人家梁总编是忠臣，为清朝出了这样的逆子气愤难平，“命轿夫四人，扑章太炎于地，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把章太炎狠狠打了一顿。 太炎先生因为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不但与梁鼎芬闹翻了，与其老师也断绝了师生关系。 他师从俞曲园先生7年有余，师生情谊甚是深厚，此后太炎先生出乡梓，流日本，与其师不见者十又余年，一日归省恩师，被俞老师臭骂了一顿：“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且十分绝情，要永断师生关系，说“曲园无是弟子”。 太炎先生也火了，作了一篇《谢本师》，谢者，非谢谢也，乃谢绝也，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弟子，那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 在太炎先生那里，师情，我所欲也，革命，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师情而取革命者也。 非常吊诡的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周作人也写过一篇《谢本师》，因为太炎先生后来思想渐趋保守，将曾国藩尊为“人论模范”，引起了其时革命性很高的周作人强烈不满：“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鲁迅先生曾经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实，在革命家与学问家的中间，太炎先生还做过小段时间的宦家。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太炎先生曾于1914年元月七日，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袁知来者不善，拒不接见，让章太炎在传达室等。章太炎久等不到，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传达室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 其实，在此之前，太炎先生与袁世凯曾有过一段蜜月，他曾致书袁世凯，力陈人才之重要，袁世凯看了，高兴答道：“至理名言，亲切有味。”还把太炎先生招致麾下，于1912年，委任东北筹边使。 太炎先生获得了这一任命，高兴地往长春走马上任了。太炎先生本色是书生，哪知道这所谓筹边使其实是个白秆司令，装相罢了。可是，他不太懂，上任之时，想象场面一定隆重欢迎热烈欢迎的：机场有官员列队拍手掌，路边有小学生列队打腰鼓，晚上有文艺明星弄歌舞晚会，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惹得太炎先生大发雷霆：“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区官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国民政府。” 太炎先生还真把这帽子当回事了，可是呢，吉林都督陈昭常，也不抗辩，只是微微一哂。这就是王蒙先生所谓的“尴尬风流”吧，却是没了风流，只剩尴尬。 是真名士自风流，可是，一入官场还会是真名士吗？一入官场谁也名士不起来，哪怕是章太炎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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