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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简史》中，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一种能力就是虚构的能力。正是这种虚构的能力促成了规模不等的合作，从而将人类推向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 上帝、国家、货币、人权……这些都是人类虚构出来、但在人类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故事。 “传统而言，人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你需要学习，以获取技巧、知识，构建个性、身份，然后到第二阶段，你仍然需要学一些新东西，但更多的则是在利用你在第一阶段，在你更年轻的岁月里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身份，谋生、游历、对社会有所貢献。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在21世纪将会土崩瓦解。世界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你所学的大部分东西都会在短时间内过时、失效。你能做的，就是终身学习，不断变化，不断重塑自己，包括你的身份、个性，很可能要持续到六七十岁。” 我们总以为，新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更平静，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变化总是伴随着压力。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持续变化而不至于被变化的压力所淹没，将是21世纪生活最大的挑战。所以，无论大人、孩子，最好的投资都是如何保持学习、保持灵活、维持精神上的平衡。 ---未来简史 《未来简史》的流行，契合了现代人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惧感。 历史，还是故事？在X-World大会的最后，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尤瓦尔·赫拉利：“你是否信仰上帝？” 当代最红的犹太历史学家的眉头一下子松开了，好像待考的学生突然遇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 “当然不，那些都是虚构啊。” 在《人类简史》中，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一种能力就是虚构的能力。正是这种虚构的能力促成了规模不等的合作，从而将人类推向了地球生物链的顶端。 上帝、国家、货币、人权……这些都是人类虚构出来、但在人类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故事。事实上，人类一切合作的体系，包括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想象力和虚构故事之上。正因为相信伟大的鳄鱼神索贝克、天命或者《圣经》，人类才能够辟出法尤姆湖、修建长城、建起沙特尔大教堂。 从这个角度而言，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与支柱，但真正的聪明人要懂得甄别虚构与真实，切忌为了虚构的荣誉而放弃真实的生命。而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理想就是“辨别哪些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哪些是几千年来人类为了控制历史而虚构出来的故事”。 “是的，你需要接受金钱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设置的规则，才能创造一个交易市场。但你得时刻提醒自己，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是工具，它们有用，但不应该被它所奴役。一旦混淆了现实与虚构，你就不再是故事的创造者，而是故事的奴隶。” 以这位历史学家的火眼金睛，自然能认出贴在他本人身上的许多标签都是虚构——犹太人、无神论者、同性恋者、素食主义者……在一篇文章里，他甚至把宗教说成是一个人类玩了几千年的虚拟现实游戏。 “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发明想象的法律，比如‘不吃猪肉‘每天在某几个时间段做祈祷‘不与你同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如此等等。这些法律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没有自然法则规定重复的祈祷仪式，没有自然法则禁止同性恋或吃猪肉。基督徒和伊斯兰教众每天在他们最喜欢的虚拟游戏里得分升级。每天祈祷，可以加分。忘记祈祷，就要减分。到了人生的终点，你得到足够的分数，死后可以到达新一级的游戏——天堂。” 事实上，他承认自己在精神上更接近一个佛教徒——虽然在他而言，佛教当然也是虚构的。 他说，他每天会做2个小时的冥想，每年还会有60天闭关隐居，这是他对抗这个信息洪流社会的秘方。 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记者问他：“如果按照你的理论，我可能很快也要失业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的建议也是“冥想”。这种习惯始于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阶段。那时候他对生活有很多的困惑，一个好朋友提议，为什么不试试“内观冥想”？（“内观冥想”，就是放下充斥在脑海里的所有幻想。） 按照他的说法，这样的冥想通往一种更灵活、更平衡的心智，这是未来世界最重要的能力。 “传统而言，人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你需要学习，以获取技巧、知识，构建个性、身份，然后到第二阶段，你仍然需要学一些新东西，但更多的则是在利用你在第一阶段，在你更年轻的岁月里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身份，谋生、游历、对社会有所貢献。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在21世纪将会土崩瓦解。世界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你所学的大部分东西都会在短时间内过时、失效。你能做的，就是终身学习，不断变化，不断重塑自己，包括你的身份、个性，很可能要持续到六七十岁。” “我们总以为，新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更平静，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变化总是伴随着压力。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持续变化而不至于被变化的压力所淹没，将是21世纪生活最大的挑战。所以，无论大人、孩子，最好的投资都是如何保持学习、保持灵活、维持精神上的平衡。学习数学、化学、历史，都是重要的，但它不会教你如何保持灵活，保持平衡。” 一个足以解释一切的理论？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历史之所以需要一再的重写，是因为我们要为不同的时代书写，因为每一代人对历史的需求都不一样。当我们当下的关心与想法改变时，历史学家所写的故事与分析也必须做出改变。 从这个角度而言，赫拉利的书满足的，恰恰是在一个碎片化生存的时代，作为渺小、碎裂的个体对于宏大、完整叙事的迫切需求——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 如赫拉利所说：“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没有人真正理解的系统里的小芯片。每天我们通过微信、邮件、文章吸收大量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然后输出更多的微信、邮件、文章。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潜入这张巨大的网络中的，我们的数据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其他亿万人产生的数据相连接的。无休无止的数据流不断地激发新的发明、新的破坏，但没有人在规划，也没有人能够控制甚至理解。” 世界在飞速地变化，而我们在其中疲于奔命，无法理解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惶惑之中，一位非常擅长宏大视角、旁征博引的历史学家告诉你，我来给你整理一下历史的脉络，告诉你世界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再帮你想象一下未来，看看未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你也许就能知道今天应该做些什么了。你能拒绝吗？
尤瓦尔·赫拉利和他的著作《未来简史》 这位出生于以色列小镇的犹太历史学家，自称从小对“大问题”感兴趣。“大部分人在十几岁的时候会关心大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什么的……但到了20多岁，他们会说，我还是先结婚、生子，然后再回到这些问题，但他们再也没回来。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这些问题。” 在《人类简史》中，他为人类永无休止的欲望与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找到了一个进化史上的解释：人类所有的欢乐与烦恼、成就与灾难，都与一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有关——在人类之前，凡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动物（比如狮子、鲨鱼），都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时间，当终于通过进化站到顶峰时，它们看上去威风凛凛、霸气十足，数百万年的统治，让它们充满自信。而人类突然跃居食物链顶端，不过十万年的时间，智人就像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看上去威风凛凛，但内心里还是大草原上那个整天充满焦虑和恐惧的小可怜。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正是延续了十万年的身份焦虑，造成了我们内心永远无法平息的空虚和不满足——无论获得多少快乐与成就，总是不够，总想着还要更多。 正是在这种焦虑感的驱动之下，人类自我认知与发展的历程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寻求意义，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宗教，以证明自身的存在有着某种特殊的目的。二是寻求力量，人类发明了各种工具，语言、文字、计算机、互联网……放大人的力量，以满足不断“进步”和“升级”的欲望，以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 他梳理500年来科学的发展史，提出科学的历史始于一个真正伟大的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一无所知”。所以，与其说科学的革命是“知识的革命”，不如说是“无知的革命”。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生物学家的封印”，说自己已经完全解开了生命的谜团。经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生物学家承认，他们还是无法完整解释为什么大脑能够产生意识。物理学家也承认，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宇宙大爆炸，也不知道怎么让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也有宏大而独到的见解：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现代科学与宗教就像夫妻，进行了500年的婚姻咨询，仍未能完全了解彼此。丈夫还是想着灰姑娘，妻子也一心念着白马王子，然而两人却在为谁应该倒垃圾而争吵不休。 现代性的历史，一般被视为是一场科学与宗教之争，但赫拉利却说，现代性就是一份契约，整个契约可以总结如下：人类同意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自从科学革命以来，人类越来越擅长获取新的力量，却并不善于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却并没有变得更幸福。 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是，这种力量也许将在不久的将来给人类类似神的特性：延长生命，甚至到欺骗死亡，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终结战争、饥荒与瘟疫（事实上，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更多的人死于吃得太多而不是太少，更多的人死于老年而不是流行病，更多的人死于自杀而不是战争、暴力与恐怖主义合在一起）。但是，这样的力量需要付出代价，而且很可能是人类无法承受的代价。 我们会成为数字时代的渡渡鸟吗？囿于专业所限，今天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当下的文化或政治议题的讨论——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国际局势等，更没有多少历史学家愿意谈论未来。毕竟，历史学家珍视的是史实的准确、翔实与偶发性。而预测未来，就像预测天气——因为模型太过复杂，专家也许能给出近期内的合理建议，但任何自称能做中长期预测的，不是傻瓜，就是先知。但赫拉利教授，这位6年前还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一位默默无闻的中世纪军事史的历史教授，不仅畅谈了未来，而且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比如，他说300年后人类绝不会是地球上占主导的生命形式——如果那时候人类还存在的话。 “从当前技术发展的步伐来看，人类在生态灾难或核灾难中自我毁灭，也并非没有可能。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通过生物工程学、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将自己升级为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式，或者创造另一种存在形式，取代人类本身。无论如何，两三百年后的地球主宰者和人类的区别，要比我们与尼安德特人、我们与黑猩猩的区别大得多。” 当然，并没有多少人拿这个预言当真，毕竟是300年以后的事情，但他关于“无用阶层”的预言却深刻地刺激了现代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就像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制造了‘无产阶级一样，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的职业，未来99%的人类可能会失去经济/政治价值，沦为‘无用阶层。财富和权力技术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不平等，甚至转化为生物学上的不平等。更可怕的是，一旦99%的低级智人丧失了军事、经济价值，1%的精英阶层与政府可能会丧失投资教育、健康、福利的动力，最终导致他们被整个系统抛弃。” 我们的时代流行所谓“错失综合症”（Fear of Missing Out，即FOMO）——时代的运转速度过快，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会错过潮流，错过那些可能正在别处进行的有趣的或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在职场上被淘汰大概是其中最大的恐惧之一。 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及迈克尔·奥斯本发表了《就业的未来》研究报告，调查各项工作在未来20年被计算机取代的可能性。根據他们所开发的算法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有很高的风险被计算机取代。例如到了2033年，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员大概有99%的概率会失业。运动赛事的裁判有98%的可能性，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员94%、律师助手94%、导游91%、面包师89%、公交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助手88%、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员76%、木匠72%、救生员67%。 当科学家和哲学家为“智能”“意识”之类的概念争论不休的时候，赫拉利干脆利落地给“智能”和“意识”下了他自己的定义——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诊断一个疾病的能力;意识则是感受事物的能力，比如感受到痛苦、愉悦、爱等。在他看来，“智能”与“意识”的分离，正是机器取代人类的关键所在。 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智能和意识固然是不可分割的。哺乳动物解决问题靠的就是感受。我们解决问题也离不开情感和感受。然而在计算机中，这样的关系并不存在。过去10年来，“人工智能”一日千里，就模式识别而言，机器的智能已经远远超越人类，不久前AlphaGo战胜人类最优秀的围棋手柯洁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人工意识”则基本上属于零进展，未来也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进展。这就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本质的差异——它不具备情感、不具备欲望，所以，它不会有统治世界、奴役人类的兴趣与野心。但这并不妨碍机器取代大量的人类职业，因为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以及能力都是多余的。 人工智能要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不需要任何欲望或情感就能代替司机，因为按照现实世界经济系统的设定，司机的工作就是把人/物从a送到b，廉价、迅速即可。如果在这方面机器做得更出色，经济系统就会更倾向于机器，而不是有欲望、有情感的人，于是人就变成了多余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的职业 “要取代大部分人类，AI并不用多么有本事。所以，不是我高估了人工智能，而是大部分人总是倾向于高估人类。”赫拉利说，“而且，如果你仔细回顾一个人一生中所做的许多决策与决定，其实都很愚蠢。” 事实上，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跟什么人约会，如何应对财务问题…… 但决策的能力就像肌肉一样，不用就会退化，当我们对机器信任越多，依靠人工智能来做决定越多，就会逐渐失去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比如，自从机器开始为人类指路以来，人类就逐渐丧失了地理空间的掌控感。那么，以后我们丧失的，是否就会是人生的掌控感？ 数千年来，人类相信权威来自神。无论遇到人生中的任何疑难，只要寻求神的意见就可以。 到了现代社会，人文主义兴起，权威逐渐从神转移到人。人的感觉和欲望才是意义的终极来源，而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最高的权威。关于现代生活的行为准则，卢梭在《爱弥儿》中做了最恰当的总结：“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问问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赫拉利认为，今天的人类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力和权威正在从人转移到机器，转移到人工智能。这种转移源于两种特定技术的结合：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破译人类大脑与感觉的秘密;另一方面，计算机正在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两者一结合，我们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数据系统，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你的感觉、情绪、选择、欲望。当全球数据处理系统变得日益全知全能，连接到这个系统之中就成了一切意义的来源。 未来的智神当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出现一个庞大的无用阶层，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辅助下，未来的80岁就是今天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什么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制婴儿，并贫富之间制造前所未有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在这些问题面前，无论政治、宗教、教育，都无法跟上技术的脚步，而变得与时代脱节。 如赫拉利所说，20世纪的政治就是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宏大远见的战场。20世纪的政治领袖，无论列宁，还是希特勒，你无法指责他们缺乏远见。但今天的政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远见。赫拉利观察去年的美国大选，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但谈到就业市场时，对于自动化的危险性只字未提。 人类从20世纪继承下来的政治系统根本不足以应对局面，政客和民众都在失去对事件的控制。互联网的兴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网络空间对于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但互联网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却不是通过任何政治进程决定的，尽管它涉及各种传统的政治議题：主权、工作、隐私、安全。 再比如宗教，正是因为人们害怕变化与未知，想要抓住一些稳定与永恒的东西，才会转向宗教。在过去，宗教主导了经济、政治、技术上的变化，比如基督教曾经传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制度，甚至性别关系。天主教会建立了中世纪最先进的行政系统，并率先使用档案管理、目录、时间表和其他数据处理技术。但以今天的宗教与科技现实脱节的程度，面对人类的困境，宗教不仅解决不了，连理解都成问题。 教育也一样。我们今天的教育系统没有办法了解今天应该教孩子什么，这些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学到的所有知识，二三十年后可能完全无用。我们不知道现在应该教他们什么，才能够让他们在二三十年后找到工作。 在赫拉利看来，唯一能理解，并对人类的未来拥有远大视野的地方在硅谷。但反讽的是，在他的未来狂想曲里，硅谷恰恰是未来1%的智神的聚居地，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未来的智神们（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将他推上了今天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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