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抗战——粤籍黄埔师生的记忆（三）

远征滇缅

丁有基（黄埔18期）

毕业后，我和同学20多人被分配到辎重兵汽车第5团，部队驻守在昆明曲靖。那时候全国只有5个汽车团，第1团在柳州，第2团在河南，第3团在四川，第4团在兰州，我们第5团在昆明。我们团的汽车是最好的，万国牌。第5团团长叫钱立，副团长叫刘拂。两人都是黄埔6期毕业。干部都是黄埔的。步兵就不一定，步兵要看谁的本事好，但要当干部的话，要当到连长，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别想。黄埔军校的学生是敢死、不怕牺牲的。汽车第5团直接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炮兵团、工兵团、通讯兵团都直属中央。

我们在曲靖市第5团报到，那时远征军已经组织好了。远征军由美国、英国、中国3个国家联合组成。我们到这里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很好，远征军部队也跟美国关系好。我们到云南以后，要学各种兵科的业务，步、骑、工、通讯、辎重，还有化学。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汽车训练班，跟随美国人学开汽车，一个组一个教练，两个人一部车，学了3个月。配有翻译，美国人教。曲靖的军营门口的操场就是驾驶场。毕业考试的时候，从曲靖开车到重庆，然后开回来。

毕业后，汽车第5团搬到昆明。部队30多万人在昆明周围集训。我们在那学习团的规矩、制度，学习了3个月。3个月后分配到部队。我们到连队去当排副，即副排长。特种兵科一个排有一个排长两个副排长。特种兵科包括炮兵、工兵、通讯等。步兵就不一样，一个排就一个排长。我在汽车第5团第10连当了两年排副。第5团有4个营，第1营、第2营、第3营各有3个连，第4营第10连是我们服务连，第11连是教导连，负责训练士兵，训练班长等，没有12连。我到了连队后，为第2军服务。

我们第4营先在云南祥云驿飞机场服务了半年，空军是美国人，即有名的飞虎队。我们运送从印度过来的汽油、弹药等，将这些物资运进仓库，分发到部队。

后来又运兵，将部队从昆明运送到保山，保山距离松山近。我们的团部就在凤仪市。当时11集团军驻在大理，20集团军驻在弥渡，祥云过去就是弥渡，这个名字像《西游记》里面的名字。那里也有个蜘蛛精洗澡的池。部队总共30多万人，集中在滇缅路。

当时进攻松山，久攻不下，牺牲的人很多。后来工兵挖个地道通到山上去爆破才胜利，还是我们的工兵技能大。我每天在马路边，运弹药、运伤兵，伤兵运到野战军医院，野战军医院用帐篷做的。

我军取得松山战场的胜利后，龙陵需要弹药。那时，天已黑了，运输不方便，就跟美国参谋商量，能不能天亮再走。参谋马上拔出手枪，命令我马上出发，否则要干掉我。我们的参谋也在那里，劝我不要与美国参谋发生争执。那个时候我带了20多部车，开到日本鬼子原来的松山阵地。车子在那边休息，大家肚子都饿了，也没有食物，自己带的干粮早吃完了，就把阵地上刚刚死掉的还没臭的马拿来烧烤吃。

我们也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比如我当排副就时刻挂着冲锋枪，随时准备打仗。我们的兵也都会打仗。我们不仅会打，还要会指挥。我们带驾驶兵到前线去，出发时都是全副武装，扎皮带，绑腿，身上带手枪，还要带冲锋枪，不是空手去的，空手遇到敌人怎么办。带手枪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拿来作指挥。比如你要他卧倒，扑下去，就把手枪压下去。手枪就等于打旗语一样，指挥自己的兵。一辆车上有两个驾驶员，一个助手。有时候两个人都开车，有时候一个人开。如果晚上要开车到天亮，就两个人轮流开。遇到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当指挥官的自己开。

松山战役

林裕琦（黄埔12期）

我当大队长那时，大概是1944年，每个省要组建远征军一个团。军区调我去当远征军第1营的营长，到潮州去征兵。每个县负责征一个连的兵。我们是广东省远征军第7团，四川的是第5团。

征好兵后，就到了曲江军区司令部。从军区司令部坐汽车去衡阳，在衡阳等车等了很久，那时候日本人天天来炸铁路，交通很不方便。然后，来到昆明，在昆明住了10多天后，一团人就坐大飞机去印度。一到印度，部队马上换军装，每人领便装一套，军装两套，同美国军队一样，也分成一等兵、二等兵、上等兵，军装上都印好的。便服分两种，有灰蓝色的和白色的。军装是黄色的卡其。我没有肩章，有两朵梅花。大衣是毛料的，同美国人一样。帽子是中国式的，不是美国式的。在印度受训很紧张，先在帐篷里通过电视学习如何装备，如何出操，如何打仗等。学完后就出去实习。就这样训练了3个月，装备好了，就从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飞回昆明。在飞机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白茫茫的云，看不到山，冬天就看到白茫茫的雪，黑云就意味着要下雨，白云就出太阳。到昆明点阅部队，然后实地训练3个月，射击训练，如何拿枪打飞机等。这个时候的部队装备很好。以前，我们部队一个班才一挺机关枪，现在一个班5挺机关枪。一个班16个人，10个人用卡宾，6个人用冲锋枪。卡宾枪可以打5发，也可以打10发，也可以打单发。瞄得也很准，子弹也很好。我们的装备就比日本还好了。

受训3个月后，调去大理，11集团军在那。开始我们被调去蒙自，蒙自是20集团军所在地，后来又调回11集团军。到了大理，我们这个团就归71军指挥。我们的部队在保山住了一个晚上。保山在云南属于比较好的城市，其他地方比较落后，蒙自这里人的生活就很苦，吃洋芋，很少有饭吃。汽车又开到楚雄。楚雄也是云南的地方，远征军司令部在这里。我们到了这里就归中美联合参谋作战指挥司令部指挥了。

接下来我们被调去打松山、打龙陵。松山、龙陵、腾冲这3个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中国便不能从印度运回军火，所以要打通这条线。我被调去第2营当营长，指挥第2营同第1营共1600多人，打黄泥坡。上面命令我们一个星期攻下，可是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是有铁丝网的。我们按照地图走了40多里路，看到了铁丝网，铁丝网离松山有三四百米，怎么打呢？铁丝网阻住了，没法打。上面也很无奈，没得到这方面情报，所以没通知我。这样，头一天便不能打，我亲自爬上100多米的高树去侦察，可是拿着望远镜也看不清楚日军的工事，只看到日军荷着武器走来走去，知道工事有兵守着了。日军也很厉害，也爬上高树，开枪向我这边扫射，我就趴下，一动不动，我可以看到日军，但他看不到我。子弹就在树枝和树叶上穿过。我预料战争会很辛苦。敌人有堡垒，你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地形也很复杂，怎么办呢？我打电话给团长请求调两个炮兵排过来，打敌人的铁丝网，希望可以将铁丝网打坏，过了铁丝网后离日军堡垒就只有几十公尺了，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可以过去分别打开两条路，冲到敌人面前扔手榴弹。但1营、2营打了两个钟头，都打不开路。我们一出去就被敌人打中了。我们这边也伤亡了不少，尤其是潮州人。我知道这样不行。第二天早上，我跟一个很能打仗的叫李莾财的连长说：“我让一个迫击炮配合你打，你就先一排人在前，两排人在后打，离开你大概100米。我一吹哨子就开打。”本来一般作战是两排人在前，一排在后，前面死的人多了再由第3排补充。迫击炮打了两个钟头，铁丝网还是打不开。只好打冲锋了，我吹冲锋口哨了。我跟李连长说要小心啊，他说：“不怕。”他穿有防弹的衣服。我还是让他小心冲锋。一个排的人差不多打光了，不能再打了。我让部队停止前进。当时在阵地挖掩体也做不到，因为黄泥下面的石头很硬，树根很大，没法挖。我便让部下将尸体拿过来堆在一起作为掩体。这样，尸体就可以将活人挡住，就可以打了。连长见到用死尸做掩体有些害怕，我说：“有什么好怕的，一起身就被敌人打死了，能怎么办呢？”我鼓励他要勇敢，不要怕。我画了个地形给他，告诉他敌人出来才打，以免自己人一起身就被敌人打死了。

到晚上时，我打电话给团长，团长问：“打得怎么样？”我说：“这一仗，我们牺牲了很多人。连长战死了，排长也牺牲了两个，士兵牺牲了100多人。满地都是血。”

敌人的堡垒在这建设了一年多，有很多层，很坚固。那时候，第一次打我们大概就亡100多人，伤100多人。第二次打，亡300多人，伤了100多人。我们1000多人的队伍差不多就死掉了四五百人了，没法打下去。我让通讯兵打电话给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前进，敌人堡垒的子弹就打出来了。我们一往前敌人就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这根本没办法打。”团长问：“要怎么办？”我说：“不能前进，一前进就被打中了，可是我们又打不到他。”团长命令我死守阵地，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没有接到命令后退按军法处置。我让团长补充兵员，1600人差不多死了四五百人。上面知道阵地的具体情况后，也就没有再命令我一个星期要占领了。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走去阵地看看。我带了10个敢死队员，有通讯兵，副官带着3个运输兵。我跟副官说我要到前线去指挥。副官说：“不行啊，你这样很危险的。你不能再被俘虏了。”我就跟部下讲话：“我们来的时候，大家送药给我们。我们为了父老乡亲要旗开得胜，打赢仗，不要怕死，怕死是很糟糕的，要冷静。”当时的药就是万金油、清肺水之类的，我们营部有两担。每天晚上我都召集他们排长以上开会，告诉他怎么打，100个人如何当作1000个人用。

有一天早上，我又到前面去侦察敌情。这几天敌人一直在战壕里走来走去。早上敌人一般会换班，但换班的人不多。但那天早上很多人在走来走去，背着行李。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准备打我们，我们这几天没有主动开枪打他们。这时团长打来电话，说：“指挥部接到命令，有3000多军队准备前来包围，一定得消灭那些军队。你的意见呢？”我就叫来第2营一个姓郑的排长，让他带一个排的人去离我们驻扎地1000多米的地方看看，那里有个深坑，有水流，树林很茂密，无人居住。

有一天，那个排长就打电话过来跟我报告，说：“我琢磨敌人想从后面包围我们。”我问：“你怎么知道？”排长说：“水流中有一些树木、草，是从旁边掉下来的，而这些原生的自然森林，树枝一般不会这样掉。所以敌人应该在旁边挖了地道，导致土松了，草、树木就掉下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就带我去看，往上爬200米，就看到一棵树掉下来了。树怎么会无端掉下来呢？肯定是下面有暗道，土就松了。所以，敌人就从后面挖地道，想从后面打我们。这样，敌人从前后两方包围打我们。这时候要如何处理呢？排长建议装地雷。我问：“你会装地雷吗？”我们没有学过装地雷。排长说他会，在上海地雷学校学过。我问：“要装多少个呢？”他说：“大概100个就够了。”我赶紧打电话给团长，让他在今晚12点前无论如何给送100个地雷过来。团长二话不说便派人送来了。拿到地雷后，郑排长便拿去安装好。第二天天刚亮，地雷就爆了。敌人踩着地雷了。通讯兵很兴奋地说打到了。我爬上最高位置看。日本鬼子一身泥，有的背着，有的抬着，大概炸伤炸死了100多人。敌人往回走，也有地雷埋着，只能沿着墙走，我们机关枪早就准备好了，一爬上来就开枪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让排长派人去把枪支收回来。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为了更好地保护部队士兵的性命，打击敌人，我命令部下在一天内挖战壕，在战壕前面堆着土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敌人，但敌人就看不到我们。我跟士兵训话：“挖好了就可以保住性命，挖不好就没有命。”挖了5条战壕，3条是真的，一条就通到前面的铁丝网。因为敌人飞机会常来侦察扫射，所以就准备了两条假的战壕给敌人飞机轰炸。挖战壕的知识，我们在军校都学过。敌人也一定有战壕，通过铁丝网出来的。假如挖到离敌人近的地方，敌人会从暗道里出来打，那我们又牺牲了。这样，我白天晚上都巡兵。在巡兵时，我负伤3次。在战争中，一般的轻伤只能随便包扎了事。

黄泥坡这个地方瘴气很重，有一天，排长打电话给我，100个兵有二三十个发烧了，那个地方瘴气很大。四川人大概100个死了50个。这叫黑死症，就是发高烧。松山这个地方，高高低低，黑色云来了一下就下大雨。山上的雨很大，下一两个钟头太阳就出来了。雨多了容易生病。我也发烧过两次，吃金鸡纳霜。在昆明的时候，一个老乡就特意跟我说，去到那里，生病就吃孔明草，孔明擒南蛮那个时候发现的一种草，煲水吃就可以解这个病，发冷发热吃金鸡纳霜也可以。

当时由于惠通桥还没有修好，弹药、枪支、粮食都很紧张。美国的飞机从昆明飞过来，通过降落伞将食物一包一包扔下来，有面包，一磅甜的一磅淡的，有10块饼干，还有一包牛肉粉。

打仗的时候不穿官服的，都穿士兵衣服，是布的。打仗时穿麻鞋。训练时发了两双胶鞋，但都穿烂了。那么多人，哪有那么多胶鞋呢。武器是卡宾步枪，我们叫七九。我有两支枪，一支冲锋枪，一支航空曲尺（小枪），美国人发的。连长、营长、团长都有，一人一支，打10发的。

敌人的堡垒实在太坚固，飞机打不到，大炮炸不到，没办法了。大概过了20天，司令部派来四川的一个团，派来一个副团长，两个连长，来接我们的工作。那时，我已经负伤3天了，在掩体里面走不动了。我在巡视阵地时遇到敌机轰炸，一个通讯兵、传令兵当场炸死。我也负伤了，先随便包扎了下，后来晕倒在地。副官将我背出洞口。我告诉副官敌人的堡垒是品字形的，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里看得到的堡垒有7个，看不到的有10多个。副官将我背下去后就换上担架了。我跟副团长讲这里的地形，敌人机关枪打得到的地方不要去，打不到的就可以去打他。我被送到医院，医院就在山洞里面，医生是美国人。但医治士兵的就是中国医生。相比士兵，我们在医院的待遇就好些，药啊、吃的食物啊都好些。伤兵太多了，没有办法。差不多20天，我的伤就好了，美国的医学很发达，X光什么的，可以看到子弹在哪里。

伤好后，我就回了中美联合参谋作战指挥司令部。司令部交代我住了一个晚上，后来司令部又将我召回前线。

我被调去龙陵。那时候已经没有1600人了，实际能作战的估计只有700多人。我继续当第1营的营长，指挥1营、2营。第3营归团部做预备队。第7团的团长是张羽常。龙陵是日军最多的地方，工事建构得很好。敌人在龙陵建有坚固的堡垒，既可以支援松山，也可以支援腾冲。龙陵差不多打了半个月。松山已经被炸下了，龙陵也没办法再守了。敌军派两个联队大概两三千人支援松山，我们就截住他们打。我在那打了一个礼拜。我们占领的那个地方很好，日军有个山坑，我在半山上就可以看清楚那山坑。打到第6天，日军就没什么兵了，增兵也不敢再来了。龙陵收复后，我们开去畹町。路上写个标语：欢迎胜利军。那里有很多树木，到处可以看到大树林，满山都是。美国人开大炮飞机打了一个星期，将大树打光了。

辗转滇缅战场，保护华侨撤退

郑信桓（黄埔17期）

毕业以后，军校准备安排100个男同学、100个女同学到新疆，那时候我想，到了新疆以后就在新疆结婚，一辈子不回广东了。当我到了新疆甘肃交界地的时候，突然通知说杜聿明在缅甸同日本人打仗，需要100个广东的学生到缅甸支援。因此我没有到新疆，而是从西安坐车到四川，经重庆到昆明再到缅甸。当时杜聿明部已经退到野人山了，我们到师部报到，接见我们的是戴安澜师长。他说：“你们是学生，没有打过仗，我们部队已经撤退了，总部也撤退到野人山了，你们就负责保护3000华侨撤退吧。”撤退回国的日子特别艰苦，总共不到3000人。我们白天稍微休息，夜晚在大山里行走，看不到天，没有吃的，时间也不知道，因为蚂蝗吃人，我们睡觉也不敢睡到地上，只能靠在树上睡。

我们保护着华侨，在后面跟着走，但是路程这么远，华侨三分之二都跟不了，他们半路死的也有，跟不上的也有，年纪小的父母也管不了。军长杜聿明被抬着走，戴安澜掩护，谁也指挥不了队伍。后来杜聿明坐飞机回来了，一个军就散了，剩下的由缅甸当地向导带着走。我们不敢住在庙里，庙里全是日本人。日本人很早就潜入缅甸，把佛寺中的和尚杀了，然后他们假扮缅甸人，过去军队最喜欢住庙里，被杀过两次之后才知道是日本人控制的，后来我们到庙里不管什么真假和尚，一块都干掉。

快到国界线的时候，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戴安澜师长被机关枪打伤了，身受重伤。两个团长和副团长都死了，只剩一个副师长，一个团就剩一个半营了。我们一直抬着戴安澜师长到了河边，过了河就是中国境内了。到了河边，戴安澜师长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交代副师长带着部队回到昆明。我们抬着戴安澜师长的遗体到昆明一个县的时候，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华侨，把自己的棺材拿出来安葬戴师长。

杜聿明从缅甸回来后升任了远征军总司令，邱清泉接任第5军军长。过了两个月，军长把我调到军部当警卫营营长，凡是有谁要见他必须经过我检查。某个处的处长来了，我就喊一声某某处长到。其他的人来找，我就让他们登记然后拿给他看，他同意之后才可以进来。

每次重要战役邱清泉军长都会带上我，因为我是他的警卫营长。反攻缅甸的时候，我跟着邱清泉，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在滇西抗战中，松山战役是最艰苦的攻坚战役之一。日军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在松山主峰子高地及周边高地都建成了坚固的堡垒群据点。我们这个军是预备队，杜聿明是总指挥。日本军队两个团占领了松山，底下掏空沿途埋了地雷。头一次我们一个师攻上去，把底下炸弹引爆了，导致整个师都损失了。第二次围攻的时候，另一个师也牺牲了。后来我们预备队想办法消灭了山底的日本人，但山顶的日本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座山一直攻不下来，我们前头的部队打到前面，北面也有一个军向东打，但是这个山攻不下来，我们的辎重部队就没办法增援，杜聿明总司令也是在那里被炮弹炸伤的。最后我们的部队采取了坑道作业的方式，从主峰前侧150米开通一条直通山顶的隧道，填塞TNT炸药120箱约3吨，将其全部炸毁，加上美国空军的援助，山顶的日本人最终投降了。

那时我看着部队天天都打胜仗，我还没去过前线，就趁邱清泉睡觉前在他面前啰嗦。我说考军校目的就是打仗，都快胜利了我还没开枪打过仗。他说你想干嘛，跟着我不满意啊。我说我就是要打仗。他就气，派我去600团第1连当连长。我去报到时一看，整个连才7个人，6个兵、一个文书（算是代理连长），一个连全都打光了，那个代理连长对我说，你还敢来当连长，不怕死啊？我当时想着能打仗就行，哪里想到生死问题。我记得我们刚开始面对的日本人也是七八个，我们互相不退让，互相对骂。到了晚上我不管那么多了，用机关枪扫射，把日本人干掉了。这么大的阵地只有我们7个人，我想明天日本人要是反攻我们根本守不住。我看到一座尖尖的高山，就让大家把所有子弹搬到山顶上去，7个人就守到那里。10个手榴弹一捆，每人一挺轻机枪。我说日本人打上来我们不用开枪，就放手榴弹。那天晚上日本人总反攻，我们团部都给他们打垮了，但是我这里，他一个营三四百人都没攻上来。离我们还有40米，就是上不来。天亮了，我们部队组织总反攻，一两千人的团打到就剩两三百个了。团长原来是参谋处的处长，没打过仗。杜聿明总司令、邱清泉军长非常气愤，我们等着挨批评。邱清泉军长看到我的时候就说你还没死啊，我说越打越精神，他就问我是怎么打的，我就告诉他。总司令拍拍我说，这个小鬼真不错，实际上日本人不是我打死的，是手榴弹炸的。因为我们以少胜多创造了奇迹，获得了邱清泉的通令嘉奖。

策划：李忠诚 执行编辑：陆东红 整体设计：刘燕组 稿：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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