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 周汝昌认为，红楼每九回为一个单元，以此算来，第三十七回是一个新单元的开始。上一单元是夏天的故事，这一单元是秋天的故事。海棠诗社与菊花诗是秋天故事的开始。沈默的解读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尽显行家本色。  作者 沈默 红楼梦进入三十六回，把此前的情节做了一个小归结，为的是从第三十七回起，关机重启，让小说进入另一个段落。 这个新起段落的主要事件，就是大观园闺秀们结社吟诗。而宝玉乐在其中，拥有了一段最为诗意与惬意的岁月。但这段岁月的营造，需要作者特意渲染，方能感染读者。首先，需要宝玉有一个轻松悠闲的空间。那么只能把他的紧箍咒——贾政从贾府中“驱逐”。作者巧妙合理地给贾政一个长期离家的理由。甚至不忘在前一回的末尾，把湘云打发回家，一方面为了故事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为了凸显湘云，并触发湘云写海棠诗和设螃蟹宴的情节。 这个新段落的开启，让红楼的面目和情韵有了新的变化。一连七八回，小说写了两件事：开诗社和刘姥姥进府。前者雅而后者俗，但同样都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从上一段落炎夏的烦闷与躁动中摆脱出来，给人以金秋飒爽的感觉。小说对季节与情氛的调和上，把握得十分到位。赋予时间以颜色、以温度，让时间充满质感，不同的季节有相应的感受。春天是情意初萌，夏季则是喧哗骚动，到了秋天，顿时平静下来，一片金色的欢愉。情节的设置，与季节紧密相关，读者能在情节里感受到季节的变换，又能通过季节的特征来感受情节，这样的设置真是巧夺天工。  本回的情节十分简单，但又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主角。视角也在不断自然地流动。宝玉收到探春起诗社的邀请函，途中又收到贾芸孝敬白海棠花的帖子。诗社中互起别号，定规则，作海棠诗。这一条线索是宝玉的视角。但地点从怡红院，换到沁芳亭，又到秋爽斋。空间感十足。之后小说却开启另一条线，以袭人为视角，写出怡红院丫鬟们的日常生活，在时间上与前一条同时，叙事上类似于电影蒙太奇。接着又回到宝玉身上，写宝玉因袭人给湘云送东西而想起邀请湘云。情节转到第二日，湘云来贾府。此时湘云成为了主角，写了两首海棠诗入社。下一场是像是一个双人的独幕剧。时间晚上，地点蘅芜苑，人物湘云与宝钗。内容是讨论如何起诗社。 如果换一个俗手来写这段文字，很可能就平铺直叙。直接写探春如何邀请到宝玉过来，又一一等李纨、迎春以及湘云等过来，起个题目就结社作诗。最后社完人散。但曹公偏偏做了无数的曲折顿挫。最开始的顿挫是令贾芸穿插其间，既给了诗社题目，又连带写了贾芸。接着又通过袭人打赏送花来的小厮婆子，自然过渡到给史湘云送物上。这还不够，又因为礼物的盛具问题，一对玛瑙盘子，而引发了一大段过去生活细节的追述。从中又写了贾母、王夫人等对宝玉的宠爱，写到了赵姨娘等的嫉妒，甚至暗写了王夫人给袭人赏赐的情节。短短的一段对话，内容极为丰富。盘子事件成为第二次顿挫。脂批提示：“看他忽然夹写女儿喁喁一段，总不脱落正事。所谓此书一回是两段，两段中却有无限事体，或有一语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补上回者，错综穿插，从不一气直起直泻至终”，得其壸奥。  湘云的出现，又成为第三次顿挫。作者让湘云没有随同众人一起出场，而放在另一场合，独立呈现。这与黛玉进贾府时，凤姐与宝玉的出场，与其他人错开，是一个道理。有意凸显出湘云在这次诗社的意义，尤其是为了强调其海棠诗的独特卓异。同时也丰富了叙事。湘云的晚到，又为螃蟹宴和菊花诗做了最合理的铺垫。 这一回内，叙事视角变换了三次。每次变换，都在主事件中穿插其他小事件。小事件与主事件有着反差与对比，从而形成错落有致的参差效果。 第一个反差是连续两个书札。探春与贾芸的书启，前者高雅之风，后者则市井之气。前者用典雅的文言，精巧的典故与代称。如着凉生病，用“未防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的表达。而后者，直接白话口语。雅俗的对比，不仅仅在文风和措辞上，还表现在所要表达的内容。前者是追慕古人，于名利场外，结社雅集。后者则是堂侄巴结豪贵的小叔，认作“父亲大人”的送礼奉承之文。在情趣格调上，恰有天壤之别。  这种写法，在脂批里叫“特犯不犯”。也就是有意用重复的内容，但又同中有异。通过对比，各自的特点也愈发明显。 但最有意思的是，作者放下褒贬评价，甚至也不是春秋笔法。他单纯地让两个异质的内容呈现出来，相映成趣。一个是诗酒书画，一个是柴米酱茶；一个是在精神中高蹈，一个是在现实中攀爬。而这也是红楼着意描写的两条线，两种生活。它们是生活的两个维度，虽然有时候不同维度的人会互相鄙薄和排斥，但在曹公这里，他将之放在一起安抚。  这次强烈的对比，是一个精致短小的模型。之后曹公并没有放弃继续的深化。紧接着，一面是秋爽斋中，诸钗吟诗点评；另一面是怡红院里，群鬟取笑打牙。雅事与俗事对映。丫鬟们的对话里，又隐隐透出宝玉背后的生活危机——有人总虎视眈眈，试图对他下手。以至于他的保护者贾母和王夫人，需要通过送桂花这种小事，来堵着其他人的嘴，为宝玉争取名誉。而丫鬟们也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小主子。而唯独当事人宝玉，此刻毫无知觉地在外头吟风弄月。就像《天下无贼》的傻根一样，周围人都向他隐瞒了各种危机，无声无息替他化解。但最后她们无力散去的时候，他面临的应该是更为惨烈的崩溃吧？电影对结局加以美化，并不敢直接面对这样的真实。但红楼里的宝玉，却要面对更为严重的人生真相，遭受比之前更为残酷的算计与逼迫。到底之前的保护，是幸还是不幸呢？这是题外话了。
之后，螃蟹宴也分为两大段，前面是贾府主仆们的宴会，后端则是菊花诗赛。雅俗立分。再后面，刘姥姥更是以其大俗，凸显出大观园的大雅。对富贵之雅与市井之俗的反思，长久地贯穿在小说之中。
三十七回整回谈的是海棠诗社的发起设立。这一情节不仅对《红楼梦》来说意义非凡，就算在古典小说叙事学里，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于海棠诗社，此前的红学，大多数是谈论诗社里的诗词对人物个性和思想的塑造，对人物命运的“谶语”价值。但极少关注到它在叙事学上的意义。 海棠诗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它开拓了叙事的另一层面。不再单纯靠情节，而是多渠道塑造。 我们知道，金瓶梅等开始开创了以日常生活描写来推动情节、完成故事的叙事写法。对过去超越日常的传奇故事，这是一种颠覆。而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则在传奇故事的基础上，以男女主人公的诗词创作，来推动情节。但这时候的诗词，主要是作为一个符号，表示这个作者是一个“才子”“才女”。至于诗词本身的内容，并非十分重要，也是可以替换的。曹雪芹结合了这两者。以日常生活里的诗歌创作活动，来作为叙事内容。 这并非简单的继承和结合。实际上它弥补了人情小说陷入日常琐碎的一些弊端，用诗意化来软化日常生活的枯燥。并且，也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不足。外在言行，往往只能体现人物的性格和基本三观，很难精细勾勒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别说充分展现幽微之处。所以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等，因为仅描写言行，而疏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导致出现大量的扁平人物。而现代小说，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增加了书信、日记、内心独白、大段心理描写等方式，加强对人物心灵的刻画力度。这方面登峰造极的无疑是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小说人物经常用长篇书信来自我解剖。短一些的篇幅，甚至整篇为笔记体裁，如《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类似的小说还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于是，在叙事文本中，镶嵌子文本，成为了母文本的一种辅助与补充。这点自然也不是曹公发明的。司马迁《史记》的历史叙事文本已经依靠人物的诗歌创作来展现人物精神状态。最为有名的文本之一，就是项羽的《垓下歌》。其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司马迁试图以诗歌来展现当时项羽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叙事文学的技巧，因为史传体要尽量避免心理描写。那么通过诗歌展示，会比直接的心理叙述会更加可信，表达上也更加自由与丰富。 小说红楼在继承古典传统上，也是尽量避免长篇的心理描写。文中的心理描写极为精简，除非十分必要，否则也是试图通过言行和其他方式替代。小说到了第三十七回，作者自然会发现，单靠日常生活，难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内涵，他必须依靠另一种形式来展现。 此前，黛玉的《葬花吟》已经小试锋芒，对宝黛爱情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如果没有《葬花吟》，那宝黛爱情其中灵魂共鸣的力量，将会失色不少。 但小说需要更多的人来展示，而非仅仅主角。于是诗社成为最佳模式。  二，它改变了叙事文学的线性表达模式。 加入诗社这一情节，让小说在表达上，不再是顺着时间走流程。而是叙事的时间被摊平，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展现多个子文本，也就是相对静态的呈现模式。这里面没有直接的言行交锋，但子文本们却能构成交响曲一般的复调文本群，镶嵌在小说里。 我们同时能看到好几个人物的诗作，它们展现出不同的色彩。  三，它增强了叙事文学的多义性表达。 它用最精简的文字，最有可读性的方式，来对人物的精神理念进行书写。应该说，这种书写是极具难度的。作者对小说人物作品的代拟，同时得兼顾三方面：人物的思想个性；人物在特定场景的表达欲望和试图呈现的图景；人物的诗歌才华设定。而在这三方面以外，作者又试图加入了第四个维度：谶语式的表达。 也就是说，读者在看到诗社诗词的同时，也不能直接当作小说人物的自白来看，而是要放在诗社的语境里。这些诗作，仅仅是诗人们在诗社中的作品，是试图展现给其他成员看的内容。里面有刻意的自我表达，有不自觉的思想流露，甚至还有作者以“命运之手”加以隐藏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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