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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中文的,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轶闻趣事应该说读得比一般人稍多一点。在如星光般璀璨的大师群中，要说谁真正地既用作品征服了我年轻气盛的心，又在道德上让一个正处在叛逆期的小青年倍受感召的，只有苏东坡一人。他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书法，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的范畴，具有了某种宗教的色彩；他的人格，也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比拟,他超然的大气,不是文人的无病呻吟,不是政客的矫揉造作,那种坦然是一种境界，是捍为高贵心灵所表现出的冲淡与从容。所以,在这个缺少英雄的年代里,如果有人要问我最崇拜谁？我可能不会同其他人一样,崇拜那些商贾巨富,我会毫不迟疑地说：苏轼！过去这样，现在依然如此。 崇拜苏轼,不是崇拜他的诗文和书法。与常人相比，他的那些诗词文章和书法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天才想像力的自由挥洒，少了一些按图索骥，少了一些画地为牢，但多多少少有技艺的成份在里面，而精湛高超的技艺虽值得羡慕和尊敬，但无论如何是够不上崇拜的。在我看来，崇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皈依，是最高形式的精神归附。苏轼在人生征途上，耿直敢言，宦海磨难，几经沉浮， "乱石穿空，惊涛裂岸"边唱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前后《赤壁赋》里畅吟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遭贬后"回首向来萧瑟处，亦无风雨亦无晴"，他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人格和豁达心态让我们一颗世俗的心在任何困顿中都能获得一种关照，一种释然，这种关照和释然超越历史，直到今天还让我们引为知已。这才是我真正佩服的地方。 一 北宋时期，苏轼之所以卷进政治漩涡，一而再再而三地遭贬，并非他的官有多大，与政治对手的冤有多深，依今天的眼光看，他的遭遇完完全全的是因为个人刚直不可的品质和率意而为的个性造成的。他所对抗的双方的领导人，一方是他的老朋友，一方是他的老同学，无论是朋友还是同学都没有打算把苏轼怎样，可是他们下面的爪牙却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使苏轼在宦海中波澜骤起。。。。 苏轼的出名首先在于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就是文学大师欧阳修。看了苏轼考进士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欧阳修本准备给满分，可他怀疑试卷是自已的学生曾巩所做，于是给了个第二名。揭榜后面试，苏轼考了个第一，写信感谢欧阳修。欧感叹到：真是奇才，我当回避，让他出人头地啊。这也就是现在"出人头地"成语的来历。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他这么一说，苏轼真正是一夜成名。不过名虽大，官却小，苏轼一直当的是"签判"一类的地方文官，到宋神宗2年，才进开封，当了一名史官。当时，北宋朝廷正闹党争：一边是以宰相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另一边是以元老重臣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苏轼与王安石同是欧阳修的学生，关系很好；他与司马光也交游甚密，也是无话不说的挚友。刚开始推新法时，全国上下废旧立新，士气高昂。苏轼却从中发现了问题。比如在废科举兴学校方面，他认为步子太快，不合时宜，极力反对，并且上书给神宗。神宗听取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废科举兴学校等方面的改革。苏轼此举被司马光误会,以为他是自已人,他找到苏轼说,不如一起反对王安石。没想到的是,苏轼大发脾气，说，我不反对王安石变法，我只不过反对他过激的的举动，你们"祖宗之法不可动"的思想才是我真正反对的。司马光大怒说：好个王安石的死党！拂袖而去。按照常理，此时的苏轼应该毫无选择地偏向王安石一方，因为在政治上，面对权力的角逐，你必须选择一方，如果我行我素，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可苏轼就是苏轼，他不仅没有偏向王安石，而且还继续上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他把现状比作皇帝在骑马夜行，所谓改革派们不仅不不制止，而且还在后面猛抽，非常危险。他的这一行为激怒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们。王安石找到苏轼，撕破脸皮问：仁宗的时候，你主张改革，现在我改革了，你又带头反对，你这样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司马光给了你什么好处？苏轼说，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但这并不表明我就拥护你贸然改革。此时，由于苏轼坚持已见，与老友与同学的关系都破裂了，那种孤独感可想而知。改革派的投机者谢景温为报复苏轼，上书诬陷他利用官船贩卖私盐。后经查实并无此事。不过新新党此时正得势，力排异已，再加上苏轼不想再介入朝廷党争，这样，苏轼第一次被贬，到杭州任通判。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对苏轼来说又是惊心动魄的一年。这一年，苏轼在江浙任职多年后，又迁知湖州。朝廷里新派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王安石提拔的一批人发生内讧。副宰相吕惠卿为当宰相，竟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上面有"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看后非常生气，将王安石逐出朝廷，永不叙用。吕惠卿当上宰相，他的爪牙李定、舒亶等也鸡犬升天。苏轼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种情绪，他在知湖州后写给朝廷的谢表中有所表露："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看后，如获至宝，他对神宗大进谗言道：这些话说明苏轼对新政不满，对自已的官职不满。实际是对皇帝您不满。神宗左思右想，终于将苏轼法办，将他从湖州押到开封乌台府，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以文犯禁，惹怒皇上，这是臣子大忌。历史上遭此难者鲜有脱身。此时的苏轼已经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屡次求告无门之后，他对外面的风吹草动格外敏感。有一次，狱卒送给他一盆肉来，因为与家人有暗号,送鱼表平安,送肉有危机,他误以为大限将到，悲从衷来,愤笔成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首诗本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没想到被暗是盯视苏轼的狱卒转给了李定。李定如获至宝，没有看信就将它交给神宗，神宗看信后莫名其妙，意识到时了李定是在背后攻奸苏轼。这样，苏轼因为李定的再次诬告反而罪名被洗清。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二 不过，"乌台诗案"后，苏轼再度遭贬，宋神宗元丰13年（1080年），他出任黄州团练副史，这也是他的第二次遭贬。 初到黄州，一切都是那样生疏，谁也不会相信，那个栖身于叫"定惠院"的破庙里的，竟是闻名全国的苏大学士。后来，他接来了两个儿子，迁居到一个叫"临臬亭"的驿馆。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他还说：临臬亭下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淋浴皆可取也。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常人看来，那份失落，那种苦难，那种极容易生长英雄失路感的流落宦途，被苏轼用他那种超然的心态美化了甚至诗化了。 是阿，从尔虞我诈的朝廷，从暗流汹涌的党争，从与死亡仅一线之隔的监狱抽身而出，这种解脱感，解放感，非亲身经历，实难体味。所以说，我根本就不怀疑，苏轼的这些信件表达的就是他真实的内心。正是这样一种健康的心态，再加上与黄州的历史的因缘际会，才有了他的后来那些震烁千古的名篇，那此历久弥香的佳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透过这雄放豪迈却又暗含沉郁的诗句，我们看到了诗人面对历史何尝又不是面对自已的那种隐忍中的超然大气，这种浩荡之气与整个宇宙相连，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流不息，直到今天，激荡着每一个人，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但是，是不是说苏轼真的就在这里满足地做着他的东坡居士，真的就心无所系呢？他的受伤后的心境真的被外界的风物涤荡得风平浪静？非也。他的去国怀乡的心态在他的著名书法作品《黄州寒食》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汗泥胭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
与他的那些"大江东去"和"清风明月"的诗词文章相比，这两首成为他书法代表作的诗歌显得要沉郁得多，"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准确地道出了他报国无门的真实心态。 从个人身世上来说，黄州之旅无疑是苏轼的又一大不幸；但从在文学史上和书法史上的地位来说，在黄州，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收获期。许多传世名篇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书法作品《黄州寒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就连他的"东坡居士"的大名，也是这一时期获得的。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苏轼没有黄州的经历，不仅仅没有"苏东坡"这个名号，更不会有上述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 真的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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