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讲一个故事，是关于大诗人杜甫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听过。且听我说—— 话说杜甫在成都草居时，应成都尹严武之邀，入其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是杜甫世称“杜工部”的原因）。杜、严二人非常要好，一日会酒，杜甫乘醉对严武戏言道：“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说没想到严挺之还有你这样的儿子。严挺之是严武父亲的尊讳。杜甫酒后舌头不检，直犯好友之父的大名，这对严武是很不尊重的表示。严武十分生气，瞪大眼睛，反唇相讥道：“杜审言孙子捋虎须耶？”说杜审言的孙子竟敢捋胡须吗？他也直犯杜甫祖父之名以回应之。此事载《唐语林》。《新唐书》也记了这件事，但说严武“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严武表面上不以为意，实际上很介意，从此对杜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通过此事可见，“名讳名讳”，古人呼名，是有许多忌讳的。 大家想想，咱们能随便喊人名字吗？喂，张三！太不礼貌。别说对尊者、上辈没法直呼其名（反过来，直呼其名的，只能是尊对卑，上对下），就是同辈之人，除非特别亲昵，似乎也不大能喊得出口。 于是，人初生时得到的小名（乳名），如狗蛋之类，不大为外人知，只是近亲属的昵称；而成人之后正式取的大名（官名），一般人又不好喊，这便需要有一个帮忙的名字，那就是表字（简称为“字”）。 取字的习俗大概起于周代，如《礼记·檀弓上》云载：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 人们在二十岁左右行冠礼时方取表字。《仪礼·士冠礼》云：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自谦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经文的解释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即人到了二十上下，已是为人父的年纪，就是朋友辈也不可再喊他的名字了，于是在完成冠礼的同时，就要相应取一个字，以用作别人对他的称呼之名。他本人为了表示自谦，对人称名，他人则以字相称。 对古人来说，即便是很亲近的朋友，也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其字。像杜甫那样，酒醉后喊出别人父亲的名讳，就实在是太失礼了，难怪严武不高兴。须知，唐代大诗人李贺，仅仅因为他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士之进同音，他连进士考试都没法参加呢！ 大家看，古人对古人，往往以字、号相称，如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苏轼为苏子瞻或东坡，等等，不必细举。他们的文集一般也不题大名，而以字号代之，如《李太白集》《杜少陵集》等。正因为人们出于尊重，往往会避开本人的名，只呼其字，这就导致“以字行”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比如屈原（名平）、项羽（名籍）、伍子胥（名员）、孟浩然（名浩）、唐伯虎（名寅）、蒋介石（名中正）等，皆是名为字所取代的情况。 “以字相称”是古代的文明礼貌或基本礼仪。直到清末民初时，虽风气丕变，但凡稍有学问者，还是会取一个字，如毛泽东字润之，刘明昭字伯承等。可是到了民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社会上取字的人就少了。这首先是古代那一套繁琐规矩不灵了，当代人没那么些讲究，不玩虚的了；读书人进学，都是新式学堂，也不时兴取字、号，一个大名足矣；而对国家、政府和社会机关来说，所有人都是国民，国民只允许一个正式名字，不允许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名字，教人傻傻分不清，机关登记证件、抄录簿表等，也都只填写一个官名大号。 “新中国”成立后，字、号已为标准的“封建四旧”，人们避之、锄之唯恐不及，“革命新人”们岂敢惹祸上身，招来一个“落后”的坏名声？取字的传统就此消亡。 如今除了一些书画和国学的爱好者，闲来无事，取个字玩玩，追怀一下旧时光，表字已没有实际意义了。（胡丹/皇帝不称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