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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2011年春，在湖南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我隨團赴永州考察浯溪石刻。那裏有著名的顔真卿書《大唐中興頌》。沿江石壁連綿，刻有唐、宋、元、明、清、民國書迹近500處，儼然是中國書法歷史的長廊。其中北宋、南宋的石刻較多，幾乎是清一色的顔體楷書，書者大多不是知名的書法家。當步入元、明石刻，突然書風陡變，顔體斷層，字體從雄偉博大一下變爲清瘦窈窕。這突兀的變化，令人心目一震，爲什麽書法入元後顔體突然斷層，探究原委，不禁令人深思…… 在中國書法史上，顔真卿是王羲之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書法家。在“安史之亂”之際，叛軍烈焰正熾，河北望風降賊，他却凜然在敵後樹起了勤王的愛國大旗，用顔氏兄弟父子鮮血來捍衛大唐的江山。在古稀之年，他不顧權奸的陷害，奉旨勸諭叛將李希烈，明知一死，决然前往，堅貞不屈，最終以身殉國。當死訊傳來，朝野上下，舉國哀悼。顔真卿一生忠貞正直，富有正義感，用生命來捍衛社稷，贏得世人敬仰。敬其人而學其書，他的書法成爲廣大文人學習的楷模。顔體書法不僅啓迪了晚唐的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連民間印刷刻字也是用顔體，敦煌藏經閣發現的“中和二年《具注曆》刊本殘頁”便是明證。由此可知，晚唐時期，顔體書法在民間流行的盛况。 把顔體書法上升到理論高度是在北宋。歐陽修云：“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又云：“斯人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迹，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蘇軾云：“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晋宋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又云：“書至顔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北宋蘇、黄、米、蔡四家，其書無不學顔。此際社會，提倡書品與人品並重，顔真卿就成了人書俱佳的典型。 南宋偏安臨安，河山分裂，半壁江山，于是，“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李清照），“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陸游），强烈的愛國呼聲遂成爲文人抒發的主調。在書法領域，陸游旗幟鮮明地提出“學書當學顔”。顔真卿的忠貞氣節，誓死捍衛社稷的愛國精神成爲人們的精神支柱。嘉定八年（1215），留元剛編集顔真卿墨迹摹勒上石于顔真卿忠義祠堂，這便是有名的《忠義堂帖》。當其時，舉國上下，文人墨客，幾乎都學顔書，永州浯溪的南宋石刻便是明證。此際學顔，並不十分看重顔體書法的創新性，而是盡心竭力模仿顔體書法的神形。因學其書，即學其人，既學其書，又學其“忠義”，把學習書法的風氣匯入時代愛國的主流。 1279年，在蒙古人鐵騎血腥屠戮之下，南宋徹底灭亡了。元朝立國後，虞集説：“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吴興。自吴興出，學書者始知以晋名書。”宋亡不足二十年，顔真卿書法便無人再學了。顔書遭此滑鐵盧，此際的文人怎麽啦？ 一、入元後文人“名節”的困境 在天崩地裂鼎革之際，文人不可回避的是名節問題，因爲這是古代文人非常重要的價值觀。“臨大節而不可奪”，孔子的話深遠地影響了後世。文天祥在《正氣歌》裏悲壯地吟唱：“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即反映了宋元之際受過儒家正統教育的漢族文人士大夫對名節的看重。面臨改朝换代，此際文人大略有幾類選擇：一類如文天祥、謝翱羽、汪元量、張炎等人，堅持氣節，至死不與新王朝合作；一類是一些有影響的文人，或主動或被動地變節仕元；再一類便是選擇遁迹山林，追求與世無争的隱逸生活。但能仕元或隱逸的文人僅是極少數，在元朝建立以後，絶大多數文人都身不由己地墜入了社會的最底層，艱難地混迹于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之中。而這幾類人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趙孟頫，便走上了變節仕元的道路。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一號水精宫道人。他是宋太祖趙匡胤之子秦王趙德芳的後裔，五世祖是南宋第二代皇帝趙眘的生父。因賜第定居湖州，遂爲湖州人。年十四因父蔭補官，任真州司户參軍。二十三歲時，宋亡。便隱于故里，苦研學問，浸淫書畫，常同當地文人逸士相往還，與錢選等有“吴興八俊”之稱。入元後，趙孟頫遇到了三次出仕的機會。第一次是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夾谷之奇所激賞，在夾谷之奇出任吏部尚書後，便推薦趙孟頫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但趙孟頫在《贈别夾谷公二首》詩中含蓄地婉拒出山。第二次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趙孟頫被蒙古人抓到送交初下江南的程鉅夫處，程賞其才華，勸其出仕，趙稱：“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孟貫已爲微、箕，願容某爲巢、由也。”鉅夫感其義，釋之。趙孟頫表示了自己願爲巢、由那樣隱逸避世，拒絶出仕。第三次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6），程鉅夫以行台治書御史身份，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遣，赴江南徵召遺賢，得24人，趙孟頫居首選。這次他不能拒絶了，因此次徵召帶有脅迫的因素。于是，時年33歲的趙孟頫心情複雜地進入大都。 到了大都後他受到忽必烈的單獨召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焕發，如神仙中人”。忽必烈爲其才華所動，當即命趙孟頫坐在右丞葉李座上首，時有近臣提醒忽必烈“孟頫宋室宗子，不宜近左右”，認爲對亡宋皇族，不可不防。忽必烈不聽，甚至後來“有旨令出入宫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皆可見趙孟頫受到寵幸的程度。趙孟頫對此知遇之恩了然感激于心，有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説，且將忠直報皇元。”把知恩圖報的心情表達無遺。 其實，忽必烈之所以如此優厚對待趙孟頫，並非真是看重他的儀表和才華，而是主要看重他宋朝皇族的身份！把趙孟頫列爲江南遺賢的首位，並委以高官，時時表示出對趙的寵信，實質上是向天下昭示：宋朝皇族的子孫都已經徹底臣服了，以此對南方文士示範，來安撫還未平静的江南人心。而趙孟頫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實身份，但也衹能在詩中一再訴述：“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昔爲水上鷗，今如籠中鳥。”他以“籠中鳥”的自喻真是恰如其分，“籠中鳥”能得到主人精心的飼養和寵愛，但失去了自由，其價值是被人欣賞和展示于衆。此際的趙孟頫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是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和他對榮華富貴的眷戀；一方面還要面對宋朝遺民對他的輕蔑和責駡，甚至“子昂以宋王孫仕元，其從兄子固恥之，閉門不肯相見”。連自己的侄子都不肯諒解他，以致斷絶往來，更何况他人？對此他除了自責“我生瘦懦乏駿骨”的軟弱性格之外，内心常常陷入因“失節”的痛苦與矛盾之中。 清楚自己真實身份而心情極其複雜的趙孟頫，在元廷上既要時時表示出知恩圖報、赤心輸誠的衷心，又要面對蒙古人的猜忌，始終處于小心翼翼的應對之中。《元史》載：“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宋太祖的行事連忽必烈都知道，而身爲子孫的趙孟頫却答以不知。他這種看似數典忘祖的行徑，也正是體現出趙孟頫處世的精明之處。爲了避開這個蒙古貴族對他猜忌和排斥的是非之地，曾力請外補，後又被召回，又以病辭歸，又被召回。除此而外，基于這種複雜的心態，他還在文藝上提出了復古的主張，宣導晋唐風格。甚至他在《紅衣西域僧》和《秋郊飲馬圖》等畫作中，刻意描繪番僧及蒙古人喜愛的群馬，無不煞費苦心地表達對前朝的遺忘和對本朝的忠誠。趙孟頫仕元共三十五年，歷經五朝，這五朝充斥了陰謀和殺戮，而他都能置身事外保全完整之身，並加官進爵，就可見他爲人處世把握分寸到了何等慎微的地步。以至于在身後享“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之譽。趙孟頫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優容的環境中度過的，在中國歷史上恐怕也很難找到對前朝宗室如此優待的例子。 趙孟頫表面的雍容華貴往往是和内心的苦悶交織一起的，他宋王孫的身世與仕元的經歷永遠是他心靈中一塊抹不掉的陰影。一直到晚年，他還憂心忡忡，怕自己變節的行爲得不到後世的諒解，在他去世的前幾年曾寫了一首《自警》詩：“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惟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趙孟頫從小就受儒家正統教育，他明白漢族文人士大夫對名節是非常看重的，雖然他曾經對仕元的行爲前後多次作了解釋，並找出了許多似乎説得通的理由，但最終還是説服不了自己。因此直到晚年，仍處于自審自譴、良心上不得安寧之中。 從以上趙孟頫仕元的經歷、複雜的心態、爲名節觀的困擾，我們就會明白，南宋文人非常看重的顔真卿書法爲什麽到了趙孟頫那裏會突然消失。南宋人學顔書是既學其書又學其爲人，而元初這些失節的文人，是無顔面對忠貞凜烈的顔真卿的，于是，以趙孟頫爲首的文人衹好選擇了棄顔而學魏晋。但此等行徑即遭到了社會的非議。趙孟頫在仕元後的第三年秋天，曾寫信與友人王子慶辯解：“近世，又隨俗皆好顔書，顔書是書家大變，童子習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種擁腫多肉之疾，無藥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實。尚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顔，亦復何傷？吾每懷此意，未嘗敢以語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謂毁短顔魯公，殊可發大方一笑。”這裏，他述説了棄顔書的理由，是因學顔書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衆所周知，學書能不能化，非關學誰的問題，而是學書者自身修養與藝術見解的問題。學顔能化者，蘇、黄、米、蔡比比皆是；而學二王不能化者，也比比皆是。趙孟頫以此不充足的理由爲自己不敢直面顔魯公而棄顔書辯解。更甚者，他提出“尚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顔，亦復何傷？”認爲學二王，並不妨礙保持有顔真卿那樣的忠節。能説出此話，真有點爲難剛仕元不久的趙孟頫。他無非想曲折地表示他還是對宋朝有忠節之心的。但不敢公開表述出來，衹能隱藏在内心。“吾每懷此意，未嘗敢以語不知者”，他知道他的苦心不會爲世人所理解，也衹能向同病相憐的友人訴説。這裏，我們從趙孟頫給王子慶的的信中即可知道，忠節問題是趙孟頫繞不開的一個坎，爲了擺脱忠節這個沉重的精神負擔，衹好棄顔而學王了。與趙孟頫經歷大約相似的名士文人，如周密、仇遠、白珽、吴澄、方回、戴表元、鄧文原、郭天錫等，同樣存在着類似苦痛與煩惱，以及名節問題對精神上的折磨，衹不過趙孟頫更具典型性罷了。因此棄顔而學二王，成爲他們擺脱名節苦惱的避風港。進而推之，即使是社會上的一般儒生，雖未能仕元，但已食“周粟”，也同樣是愧對顔真卿的。當我們知曉了以上原委，也就明白了由宋入元，文人遭到名節問題的困擾，乃是書風突轉的關鍵所在！ 二、書法凋敝的元代社會 忽必烈登帝之前，在金蓮川藩府延攬了一批漢族文人士大夫爲謀士，準備經略中原，蒙漢雙方合作和諧。但在忽必烈登上帝位之初，發現了宰相王文統參與李璮的反叛活動。這個突發事件令忽必烈非常震驚，王文統本是他在金蓮川幕府時信任的舊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從此以後，蒙漢之間那種和諧關係對他便不復存在了。此事對忽必烈刺激之深，令他當即想到敏感的民族問題，想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從骨子裏産生了對漢人保持警惕、懷疑、戒備、疏遠的心態，而更不會有真正的信任。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即正式頒布：“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爲定制。”“達魯花赤”爲蒙古語，意味“掌印者”，後成爲長官的通稱，是掌管地方行政和軍事實權的最高長官，這“永爲定制”的規定，制定了有元一代用人行事的基本國策。對于迫于需要而必須利用的漢族儒臣，也衹能爲副職，同時還要受到同職回族官員的防範與牽制。 蒙古人在對外侵略中，與多種宗教接觸，很快就明白保存被征服國的宗教，對自己非常有利，因此保護一切宗教成爲蒙古的傳統政策。忽必烈征服中原後，法律上認同的宗教是僧、道、儒三家。元代提倡尊孔讀經，其用意與保護各宗教相同，有的史家以爲忽必烈是在施行“文治”，其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事實上，一邊是元廷在修孔廟、祭孔子，提倡道學；而另一邊，社會上廣大的儒生文人却遭受到有史以來最悲慘的命運。 蒙古人對中國文化是輕視的。蒙古本無文字，而自尊心又不允許接受先進的漢文，就衹好新創文字。忽必烈命吐蕃僧八思巴始創了蒙古文，于至元六年頒行全國，規定政府一切公文，主體必須是新體蒙古文，漢文衹能作副本。“忽必烈時，江淮行省官員，竟無一人懂得漢文，直到亡國，元朝皇帝和大臣都不學漢文，漢人却非學蒙古文不可。托歡鐵木耳至元三年，禁漢人、南人學蒙古、色目文字，企圖對漢族保守機密。”在元代，漢文是列于蒙古文、色目文之後的次等文字。 從隋唐以來，科舉是讀書人做官的主要途徑，但元代停開科舉數十年，儒業中斷。主要是蒙古人不願漢族進入元朝統治層，以不設科舉作爲手段。直到皇慶二年（1313），始舉行科舉，其録取人數又少，而且施行了民族歧視政策。直至亡國，衹舉行了十六次科舉。因此，漢人、南人想從科舉得官，非常困難。除了極少數名流能躋身上層社會外，絶大多數中下層文士淪落在市井，與娼妓乞丐爲伍。這些向來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生士大夫，在元代身份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從蒙古人的立場來看，在他們的北漠故土，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勞動，在他們的意識範圍裏，實在想不通，世間竟有專門靠讀書做官混飯吃的行當。因此，輕賤這些人是理所當然的事。 南宋遺民鄭思肖在《心史》裏説，當時人有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謝枋得《疊山集》裏也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相似的記載。從中真實地反映了元代文人形同乞丐的社會地位。無怪乎元末有諺語云：“生員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故元末人余闕沉痛地記録道：“小夫賤隸，亦以儒爲嗤詆。”在如此民族歧視之下，元代的儒生和漢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書法藝術在此際發展狀况即可想而知，書法藝術依附的是文人，在如此惡劣的文化生態下，科舉中斷，儒業中止，廣大儒生在社會底層苦苦挣扎，又有多少文人在從事書法？容庚先生以三十餘年之精力，編了一本二十卷的《叢帖目》，從宋迄清，將歷代叢帖竭力收羅其中。在編目中，宋代法帖後便是明代法帖，中間缺少元代的法帖。當時我閲此書時倍感奇怪，爲什麽没有收入元代法帖？難道元代一本叢帖也没有嗎？的確元代没有一本叢帖！即使現在能找到元代的單刻帖，也是鳳毛麟角。那時的文人都不搞書法了，還要字帖來幹什麽！在古代，刻帖多少，直接反映了社會對學習書法的需求，往往是書法環境盛衰的標志。元代叢帖的缺失，單刻帖的稀少，從這個側面，反映出了元代社會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凋敝的時期。 另外，關于元代書法凋敝的現象在相關的文獻資料上也有所記載，如元陶宗儀編著了一本《書史會要》，卷首載有“永嘉曹睿新民”爲此書作的序。曹睿在序中述道： 予年十三時，會朝廷科舉制行，乃從師習舉子業。日孜孜于纂録記誦之間，其于書學則無暇及也。以故讀書半生，猶不識字。後鄉先生戴侗氏《六書故》出，始取而觀之，與許氏《説文》相證，粗知字之略，然于古人書法亦未嘗加一日之功焉。間者繆與人作文字，臨楮握筆，輒縮手愧汗，往往倩人代書。愚惰不學，一至于此！……予老矣，不能與九成（陶宗儀）相從以卒學，可嘆也！……予故叙之卷端，俾觀者由是致力焉，毋蹈予故轍云爾。 查《全元詩》和温州經籍志，得知有關于曹睿的相關資訊。曹睿（1302—？），字新民，永嘉人，徙居華亭，早年習舉業，壯歲以詩文聞名浙西，元至正間爲郡儒學訓導。曹睿在序文中，追述了他十三歲時，元廷下詔實行科舉，纔開始“從師習舉子業”，但無暇學習書法。壯歲以後，雖然補習了文字學，“然于古人書法亦未嘗加一日之功焉”。即是説，他從未臨寫過古人的法帖，以至于爲人作的文章，字寫得太差，感到十分慚愧，需請人代書。讀了這段文字真令人吃驚，須知曹睿的身份是“郡儒學訓導”，掌管一郡的學官，是衆多儒生的教師，居然從未去學習書法，没有臨過法帖。這種寫字太差的學官，恐怕在唐宋科舉制以來找不出一人，簡直是有史以來的奇聞！曹睿在序文中的自述，真實地反映了元代書法凋敝的狀况。在科舉制實行後曹睿都無暇學習書法，可以設想，在此以前，元代中止了科舉的幾十年間，廣大儒生恐怕很少有人去學習書法吧。 正常的書法文化生態，形狀像一座巍巍的金字塔，塔基是龐大的文人書法群，塔尖是從書法群中湧現出的少數優秀書法家。我們從容庚《叢帖目》書中反映出元代法帖的缺失，和曹睿序文中瞭解到元代社會書法凋敝的慘狀，可以得知，顯示出書法文化生態的金字塔，在元代，塔基幾乎蕩然無存了，而衹剩下趙孟頫等少數幾位名流書家在塔尖上苦苦挣扎徘徊。
侯開嘉：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1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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