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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说到礼，那么，礼究竟是什么？礼与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是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重要问题。近年在某些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中，礼每每被翻译为“礼貌”“礼仪”或者“宫廷制度”，礼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组成部分之一。为了讨论这一认识的是非，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与一位美国学者的谈话。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1983年7月，钱穆在台湾接待了美国学者邓尔麟，在长达三小时的谈话中，钱先生从如何认识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的高度，提出了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结论。钱先生指出，西方人把风俗作为区分文化的依据，文化往往是指某种风俗影响所及地区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总和。“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中国不然，“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如果用风俗来划分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就无从谈起。钱先生说，他的出生地荡口镇与他曾经执教的江南大学的所在地荣乡，同在无锡，相距并不遥远，风俗却已不同，国家南与北、东与西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钱先生认为，“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这个超越风俗、方言、地域的共同文化就是“礼”。他认为“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钱先生把“礼”看作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词，他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以上钱先生语均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上述意见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把握中国文化脉络的功力，读之有振聋发聩之感。 邓尔麟说钱穆先生为他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文化课”，但他公布的有关记录却不足千字，不免令人遗憾。本文拟在钱先生结论的基础上，将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进一步的铺陈，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理解。古代典籍中的论礼之处，可谓触目皆是。对礼的概念与功用的论述，往往因具体的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 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 人是从动物界脱胎而来的，人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区别。有人将语言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志，儒家不赞成这种看法，《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作者认为，语言是动物可以模仿的，即使是能学人话的动物，也不能与人类比肩。例如，动物的异性之间只有苟合，可以“父子聚麀”，“麀”是雌鹿，即父子合用同一个性配偶。最近有资料说，日本某动物园的猩猩，已经能够模仿人用硬币从自动售货机中选购自己喜欢的饮料，令人吃惊。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依然属于禽兽。人类懂得同姓通婚会导致种族衰败的道理，所以有婚姻嫁娶之礼，以限制性行为的泛滥，提高人口质量，使人类不断进化。婚礼如此，其他也无不如此。人有文化，动物没有。礼是文明，是中国古代先贤创立的文化知识体系，比文化更高一个层面，动物永远也不可能具有。所以《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人猿相揖别，始于工具的制造。但是人与动物的差别日益扩大，则是文化的作用。人类能够自觉地与禽兽拉开距离，剔除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在中国的古人看来，能够拉开这种距离的就是礼。所以，唐人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例如，人类的进食习惯最初与动物无别。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的饮食习惯依然残留着动物性。因此，儒家要求人们克服这类与文明格格不入的习惯。《礼记·曲礼》记载的饮食礼仪规定，在进食时“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意思是喝汤时不要满嘴横流，吃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吃肉时不要把骨头啃出响声；此外，吃黍时用错餐具（应该用匕，但用了筷子），吃羹时连菜带汤地吞食，如此等等，都是动物吃食时的不雅习气，君子进食时不应该如此，应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知自别于禽兽”，正是食礼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这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区别，指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儒家把礼作为判断文化高下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后人对于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有很多讨论。韩愈在他的名著《原道》中说：“孔子之作 《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韩愈看来，一部《春秋》，讲的是严夷夏之别，而夷夏之别无非是一个“礼”字。当时王纲解纽，周边一些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乘机进攻中原。在这个天下大乱的过程中，有些诸侯国不能保持既有的先进文化，反而被蛮风陋俗所化。对于这样的诸侯国，只配把它当夷狄看待，因为它已经是无礼之邦。相反，有些夷狄之邦向慕华夏文明，处处取齐于中原之礼，久而归化。对于这样的夷狄之邦，则不妨将它当作中原的诸侯国对待，因为彼此已经没有文化差别。韩愈认为，春秋乱世，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即“礼”者与“非礼”者谁统治谁的斗争。礼是中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华夏先进文明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对《左传》中触目皆是的“非礼也”还是“礼也”的史评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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