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促西逃，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不能不对慈禧太后的思想产生影响。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声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诏书指责康有为所讲“新法”，乃是“乱法”，辩称皇太后所为乃是“剪除叛逆”，并非“不许更新”，要求军机大臣、各省督抚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在两个月内详悉条议。4月21日，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为首，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但是，这个政务处实际上只是个咨询机构，任务是汇编中外政典，供慈禧太后参考。7月24日，清廷诏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奕劻为总理大臣。 袁世凯闻风即动。当年4月25日，率先奏陈“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等意见十条。同年7月至8月，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0月2日清廷发布慈禧“懿旨”，要求刘、张二人“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时要求各省疆吏“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此后，新政遂全面推开。 仿日编练新军，财政困难打折扣 1901年8月，清廷下令自次年始，停止武科考试，传统的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被淘汰。1903年12月4日，清廷接受袁世凯建议，设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统一领导训练新军事宜。同时，清廷又在各省设立督练处 （督练公所），设督办，训练并统辖全省新军。次年，清廷仿照日本军制，拟定《陆军营饷章程》，将新军分为常备、续备、后备三类，士兵自应征入伍至退伍，为时共10年。常备军的最高建制为军，军下设2镇（相当于师），每镇12512人。镇以下的建制依次为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每棚目兵14名。至1906年，陆军部成立前，清廷共练成北洋新军6镇，约8万人。 1901年11月，清廷将传统的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铁良为尚书，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各省共编练新军14镇，18协，4标，外禁卫军2协，总兵力约20万人。其中北洋原定练成4镇，实际练成6镇；浙江、福建、吉林按原定计划练成1镇；其他各省则均未完成预定任务，其中湖北原定练成2镇，实际练成1镇、1个混成协；江南原定练成2镇，实际练成1镇、1个混成协。没有完成任务的主要困难是财政。按当时标准，如36镇全部编成，仅建军费及一年军饷即需1.2亿两白银，超过清廷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 新军仍采传统的募兵制，但已不同于旧军。它采用日本操法训练；全部装备近代武器，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混合编组；士兵文化程度较高；军官大多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年龄较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因此，这是迥别于绿营、巡防的一支新式武装。1905年至1911年间，清廷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直隶永平举行会操，每次会操人数都在3万以上，标志着新军的训练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廷还创办了“巡警军”。1901年，清廷在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帮助下，成立京师警务学堂。次年，袁世凯在保定仿照西法试办巡警，得到清廷表扬，命令各省照办。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次年11月，清廷将巡警部改名为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 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变法失败后，清廷一度复活八股取士制度，但为时不久，即宣布废除。1901年6月，清廷下令自次年始，乡试、会试均用策论。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建议从1906年起，每科递减名额三分之一。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再次联合上奏，声称“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同月，清廷下令自丙午年（1906年）开始，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及岁考，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607年（隋大业三年），至此，已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它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事。 清廷在逐步废科举的同时，不断推动新式学堂的兴办。1901年9月，清廷命各省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县书院改为小学堂。次年8月，清廷颁布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钦定学堂章程》，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七级，被称为“壬寅学制”，但公布后并未实行。1904年1月，清廷批准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共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养院四年，初等教育九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中等教育五年、高等教育十一年至十二年（预科性质的高等学堂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研究院性质的通儒院五年）。学生从进入小学至通儒院毕业约需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普通教育之外，另有师范、实业两个教育系统。这一教育制度，通称“癸卯学制”，一直实行到辛亥革命发生。1906年2月，慈禧太后指示学部振兴女学。次年，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1911年，允许初等小学堂男女合校。 在各方推动下，清末学校教育发展迅速。1903年有学校719所，1910年发展至52000多所，增加73倍。1902年有学生6943人，1910年发展至1562170人，增加225倍。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廷开始较多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01年，清廷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同时规定，对自费留学，获得优等凭照归国的学生可以一体奖励，“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由于日本邻近中国，因此，大批学生涌向扶桑三岛。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608人，1905年即发展至8000人，次年，增加至12000人。不过，不少学生兼有数校学籍，实际人数在8600人左右。 1895年到1906年，私人资本增7倍 1903年9月，清廷应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奏请，设立商部，以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为左右侍郎。1906年，清廷将工部并入商部，改设农工商部。商部和农工商部都陆续公布过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章程，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等。其中《公司律》共11节131条，规定凡向商部注册的局、厂、行号、店铺均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各项公司，不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均应遵守商部定例办理”；凡“附股人”，不论官阶大小，有职无职，皆“利益均沾”，“无稍立异”。《商标注册章程》共28条，为商标制作、注册、注销、保护、惩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详细规定。《破产律》共69条，规定了申报破产条件及处理办法。三者在中国法律史上均属首创。 外务部和路矿总局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制订《筹办矿务章程》时曾允许洋商独资办矿，但外务部与农工商部在1907年制订《大清国矿务正章》时却提出了比较多的限制，规定外国人不准收买矿地，如无华人合股，不准他国矿商单独开矿。《正章》比较注意保护华股权益，明确规定华商、洋商“权利均分，盈亏与共”，“华洋股份以各占一半为度”等，反映出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正章》公布后，英、法、美等国纷纷反对，迫使清廷于1910年修改，取消了原有限制外商、保护华商的规定。 商部最初鼓励华商投资铁路建设。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颁行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凡华商集股修路，地方官应一体保护，“不得干涉公司办事之权”；“不得已而搭附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 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商部、农工商部陆续颁布过《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规定可根据集股额多寡，分别赏给不同的官衔，如1907年农工商部颁布的《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集股800万元，可获商部头等顾问官头衔，加头品顶戴；集股300万元，可任命为商部头等商务议员，加五品顶戴。为了奖励发明、创造，农工商部于1906年颁布《奖励商勋章程》，规定凡能制造新式机器者，奖一等商勋，加二品顶戴；有特别发明、创造者，破格奖励。1907年，张謇获头等议员称号，其他许鼎霖等人则分获三等至五等议员称号。新政还允许商人组织各种商业团体，试办银行，认股，发行纸币，经营金银、外汇等。 清廷实施奖励实业的政策后，民用新式企业发展加快。如以1895年的资本额为100，则1905年为300，1906年即发展至700以上。1908年时，全国各地商会发展到近三百个。但是，清廷仍然掌控官办企业，凡属“可兴大利”之事，往往定为官办。上述各项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既常遇阻力，清廷又无力建立关税保护制度，废除阻碍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因此，1907年后，民用新式企业的创立即呈下降趋势。 从《大清律例》到《大清新刑律》 1902年3月，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1904年5月15日，修订法律馆开馆，首先翻译外国法律，着手删修《大清律例》。 1905年4月，沈家本、伍廷芳奏请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重刑、酷刑，并建议轻罪不准刑讯，笞杖改为罚银或劳役，都得到清廷批准。次年，沈、伍奏请试行《刑事民事诉讼法》，设立陪审员及律师。《刑事民事诉讼法》多达5章260条，是此前中国不曾有过的法律。但是，张之洞等督抚大臣认为该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强烈反对，未能公布。6月1日，伍廷芳请假回籍修墓，此后，修律工作由沈家本单独主持。6月12日，沈家本撰《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折》，主张废除奴婢律例。11月6日，清廷实行官制改革，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沈家本被任命为大理院正卿，兼修订法律大臣。 1907年，沈家本吸收西方法律思想，主持完成《刑律草案》的编纂，清廷发交各部院、督抚核议。旧律分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刑名；新律则改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四种，死刑酌减，16岁以下少年犯实行“惩治教育”。次年6月5日，学部根据张之洞的意见，复奏批驳新刑律，特别指责其内乱不处死刑和奸无夫妇女无治罪条文等多项内容。奏折称：“其有关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总以按切时势而仍不背于礼教为主。”清廷支持张之洞的意见。 1910年1月，沈家本等将修正后的《刑律草案》奏报清廷，清廷交宪政编查馆核议。该稿仍然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指责《草案》“一味模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沈家本著文反驳，形成“法理派”和“礼教派”的一次著名辩论。11月5日，宪政编查馆将《修正刑律草案》核议完毕，改名《大清新刑律》上奏，清廷交资政院议决。劳乃宣邀集亲贵议员105人，提出修正案。沈家本时任资政院副总裁，两派再次辩论。结果，总则通过，分则未及讨论；“和奸无夫妇女罪”一条，由于“礼教派”占多数，劳乃宣获胜。1911年1月25日，清政府将《大清新刑律》全文颁布。 清廷推行新政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但是，新政是具有现代化性质的进步改革。它表明，清廷虽然顽固，但终于无法抵御历史潮流，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顺应时势。新政实施的结果之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有所发展；之二是促进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也促进了一支新型军队的发展。这一文一武两支队伍，不久以后，都成了清廷的掘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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