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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们对面的吴焕宁教授，一袭蓝色棉衬衣，搭配着灰色薄衫外套，下着熨烫平整的黑色布裤，素银卷发整齐地分于两侧，虽已年逾八旬，却依旧风度翩翩、谈笑风生，戏称自己为“80后”。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子投入屋内，吴老师的周身散发着宁静祥和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问：吴老师您好，您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后来又是为什么转入法学领域的呢？ 吴：其实一切都是从误会开始的。我1954年从东北财经学院[1]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被留校任教。我平时比较喜欢唱歌，1955年被一个歌舞团借调去德国参加合唱表演。回国以后正好有苏联合唱指挥专家列夫·杜马舍夫[2]到中央乐团合唱指挥班讲学，他听说我们这个合唱队刚从德国回来，就要求我们现场表演一下。当时苏联专家身边配备的翻译虽然从外语学院毕业但不懂音乐术语，于是我帮着他翻译了一下，没想到却得到那位苏联合唱指挥专家的赏识，要求把我调到中央乐团去当翻译。可是，无论是音乐还是俄语都不是我的专业，我心里很不愿意。幸好当时中央乐团隶属于文化部，而财经学院隶属于高教部，跨部门调动必须走商调流程。我明确拒绝以后，这件事情就作罢了。谁知不久以后，1955年暑假期间，正当我从沈阳来北京度假时，突然接到财经学院给我的电报。电报只有四个字“尽速返校”。事情很蹊跷，我不得不赶回沈阳。学校出示了高教部给我的一纸调令，要我尽快去北京政法学院报到。我不得不办了离职手续，立即赶到北京。原来，北京政法学院[3]请了两位苏联专家[4]，分别给民法和刑法研究生班上课。专家定于8月26日抵京。当时已经进入八月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那个时候中苏合作密切，全国到处都在请苏联专家，翻译人手不够。北京政法学院人事部门不得不向高教部请求支援。高教部说“正巧最近文化部要一个翻译没去，给你们吧”，这个人就是我。因为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都隶属于高教部，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直接、立刻、被动地从沈阳财经学院调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好像命中注定我应该属于法律人圈子。62年一下子过去了，当年中央乐团的一纸商调函成了我从财经学院转入政法学院的介绍信。看起来我和政法学院是有缘分的。 到北京政法学院后，我被派给苏联民法专家玛丽亚·克依里洛娃做翻译。那个时候我完全不懂法律，俄语也不精通，工作很吃力。当时我还不到23岁，克依里洛娃43岁。她非常耐心，经常给我吃小灶。本来她讲课一向不写讲稿，但因为我不懂专业，她就在每次上课前专门为我写一份提纲，让我头一天晚上翻译好。研究生上课是早上九点开始，她总是八点就到校，先给我讲一遍，再解答我的疑问，直到我听懂为止。就这样，我在她的指导下学习民法，翻译了民法、民诉等课程。苏联专家工作两年回国后，我就被分配到民法教研室工作了。 问：这样看来，您进入法学领域以后最初研究的是民法，那后来又是因何契机进入海商法这一研究领域的呢？ 吴：我调到民法教研室不久，运气不太好，正好赶上民法虚无主义的浪潮，民法教研室被解散了，那大概是1957年发生的事情。我无处可去，就教了几年外语。没过多久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教职员都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五七干校返京后，政法学院和所有法学院一样被撤销了。我借助浅薄的英语和俄语知识被中科院情报室录用，在那里工作了6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北京政法学院复办 ，我才得以回到了学校。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春天！学校复办后成立了国际法教研室，开了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两门课。那个时候人们对国际私法有误解，以为国际私法就是国际民法，我学过民法，英文和俄文又都懂一点，就被调去教国际私法。我没学过国家私法，更没教过国际私法，当年我仅凭一本《苏维埃国际私法》的俄语版和中文译本，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到了80年代，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国际贸易越来越繁荣，与之相关的摩擦和纠纷，如买卖、保险、支付方面的纠纷以及合同的订立、违约补救和撤销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学校又决定开设国际贸易法课程。因我学过一些民法和合同法方面的内容，教研室让我主讲国际贸易法。我不得不一边学一边教。在此期间我有幸参与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起草工作，这段经历也让我多少充实了授课的内容。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海商法的呢？ 吴：说来也巧，我很幸运。1982年，国务院决定恢复1952年组建的海商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办公室设在交通部。办公室致函北京政法学院，要求派一名海商法教师参加立法工作。我们学校其实没有人学过海商法，也从没有开过这门课。但由于国际贸易法课里涉及到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其中包括海上运输。所以我们学校就跟我说“那你去吧”。我就这样参加了《海商法》的起草工作。与其说我参加了立法工作，不如说我得到了一个进培训班学习海商法专业的机会。 问：您的业务领域变动较为频繁，而且似乎都是相对被动的，您对此有何感受？您是如何逐步培养起对海商法的热爱的呢？ 吴：我的每一次课业调整的确都是被动的，但我没有感到任何负担。我认为我是非法律专业出身，法律功底薄，加上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已经浪费了许多年月，好不容易得到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因而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冲动。有机会去接触新领域，学习新事物，是一种乐趣，获取新知识是一种享受。初入海商法领域之时，我虽然困惑过，很多术语都听不懂，但总是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底子薄，应该比别人更努力一些。每讲一章之前我都要反复学习探究。海商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直到今天我还有许多知识没有吃透。正是因为它有无数需要探究的问题，才显得格外有意思，有魅力，越学越有兴趣。它好像你眼前的一条小河沟一迈腿就过去了，不学也没有关系；但你一旦涉足其中，那就像在汪洋大海里游泳一样，久久靠不了岸，永远也学不完。要想成为真正的海商法专家着实不易。如司玉琢老师所说，海商法是法学领域的“少数民族”，人数很少。一般法学院里有些学生不学海商法，毕业后只要通过司法考试，照样可以做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 问：进入海商法领域以后，您学习的主要渠道有哪些？ 吴：首先，参加《海商法》起草工作对我而言是个重要的学习机会。立法当时强调走群众路线，不仅有起草委员会的人参与讨论，同时还吸收了大量其他人员的观点。比如在起草船舶、船员、运输各章时，办公室分别邀请了各地从事港务港监工作的人士、航运公司经理、远洋船船长，以及海事律师等来参与研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接触了很多实际业务部门的人，对我来说如同在海事院校完整地学了一门海商法课程一样。从1982年到1992年，前前后后一共十年，我学到不少知识，所以说，这个阶段立法和教学是我学习海商法的主要课堂。其间1984-85年我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Tulane LawSchool）跟随Robert Force教授研修海商法14个月，也有不少收获。 在学习海商法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尹东年和司玉琢以及其他很多老师的帮助，杨良宜老师也是其中一位。他1982年起就应邀参加了海商法起草委员会组织的各种研讨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一起参加很多会议，他写的许多书也令我受益匪浅。杨良宜先生是自学成才的海商法专家。他多年在船上从事航运实务，后来去英国学习。他说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研读劳氏案例（Lloud’s Reports），熟记大量经典案件。回香港后，他努力把自己掌握的实践经验和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从事航运法律咨询业务，同时不断著书立说。我从杨良宜先生和尹东年、司玉琢那里学到了很多海商法知识。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在参考资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魏文翰先生写的一本书——《海商法讲座》，它言简意赅地描述和勾画出了海商法的基本概念和轮廓结构。另外还有魏文翰及其胞弟魏文达老师写的一系列文章和案例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当时主要的参考书就是这些。 问：您主编了第一本海商法全国统编教材《海商法学》，这本书是海商法领域的经典，您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以及您在创作中的体会呢？ 吴：第一版的写作从1986年开始。当时我们学校国际经济法专业刚设立，几乎什么教材也没有，于是司法部教育司(北京政法学院隶属司法部)和国家教委共同组织编写了一套国际经济法的系列教材，包括《国际经济法总论》、《国际贸易法新论》、《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涉外法律文书》等共八种。其中《海商法学》一书，由司法部委任我担任主编。 我邀请了朱曾杰、陈文秋和张力行共四人组成编写组开始了编写工作。那时候朱老是交通部的干部，担任过海商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文秋老师来自南开大学，张力行老师在北大任教。我们四个人的编写工作持续了一年左右，真的非常艰苦。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没有空调。所有内容都是我们手写的，在那种早期粗糙的方格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遍一遍地抄，改起来可费劲了。夏天热得不行，写的时候挥汗如雨，我们就拿一桶凉水，把两条腿搁进水里降温，两条小臂下各垫一块毛巾，冬天又特别冷，别提多辛苦了。我们几个人边写边学，到处找资料，当时可不像现在电子科技时代这么方便，我们查资料得跑到外交部去，跑到交通部去，跑到各大图书馆去，骑个自行车东跑西踮，遇上下雨天，也走过泥泞的田间小路，真的是很不容易，但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参考一些英文教材以外，主要就是参考了1952年海商法起草委员会的历次草案。前一届海商法起草委员会大约有九个委员，包括魏文瀚、李浩培等人。他们在文革前先后编写了九份文稿，尽管时过境迁，部分条款需要修改，但整体的结构得以沿用，功不可没。我们写的这本教材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他们九稿的基础上、顺着草案架构编写的。 1988年9月我们完成了教材的编写，定名为《海商法学》。那个时候我国的《海商法》还没有颁布，我们这本书可以说是全国第一本海商法统编教材，除了魏文达先生的那本小册子以外，当时国内就几乎没有别的海商法教科书了。我国的《海商法》正式颁布并生效后，司法部教材编辑部又组织我们编写并出版了第二版。这本书曾一度被列为研究生必读教材，是因为那时候专业书太少，没有别的书可读。现在完全不同了，海商法教材少说也有几十本，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和精品。
问：吴老师，您与海商法这段缘分太有意思了。希望您下次再继续和我们分享您在海商法教学和研究中的其他有趣经历。非常感谢您！ 吴：不客气！ 口述人：吴焕宁教授 记录人：朱笑芸、吴俞阳 时间：2017年5月17日 地点：北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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