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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面御史”是怎样炼成的(1)

 3gzylon 2017-10-17

“铁面御史”是怎样炼成的

2017-10-17 09:23 来源:解放日报 
2017-10-17 09:23:36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殷啸虎

  在世人眼中,御史的形象通常是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故有“铁面御史”之说。最早戴上这一桂冠的,是宋朝的御史赵抃。

  赵抃以敢于弹劾权贵、刚直无私而著称。当时,宰相陈执中家的三个丫鬟在一个月内先后被他的小妾迫害致死。消息传到赵抃耳中,他接连给宋仁宗上了7道弹劾奏本,要求对陈执中进行追责。但宋仁宗非常信任陈执中,不愿为此事而罢免他,所以一开始没有理会。谁知,赵抃又接连上了几道奏章。迫于压力,宋仁宗最终下令罢免了陈执中的宰相职务。

  “铁面御史”的铁,是由御史行使监察权的职责所决定的,也是由监察制度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发展和实践来看,要保证御史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监察权,要真正做到铁面无私,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不顾个人得失、勇于行使监察职责是基本素养

  在古代官僚体系中,御史的行政地位其实并不高。作为御史台事实上的长官,御史中丞不过是四品左右,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 从事具体监察工作的御史就更低了,如唐朝的监察御史只有八品左右,相当于今天的科级干部。明清时期虽然提高了御史台(都察院)长官的品级,但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的监察御史和巡按御史也不过只有七品。

  可以说,监察对象的行政级别一般都比御史要高。因此,“以卑察尊”可以说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种制度设计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御史的监察功能,除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外,御史个人的职业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南朝的江淹以诗文闻名于世,他的《恨赋》《别赋》堪称南朝辞赋的绝唱。但在官场上,他则以刚直敢言而著称。担任御史中丞时,江淹曾先后弹劾了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等人。又弹劾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两人贪赃巨万,并将他们移送廷尉治罪。此外,还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等多名二千石的长官。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受到江淹的弹劾,使得朝廷纲纪为之一振,内外肃然。

  整饬吏治、整肃官场风气、揭露违法行为是御史的基本任务。不论被监察对象的官职有多高,只要有违法行为,就需要御史敢于检举弹劾。明朝初年的监察御史陶垕仲就以任内不避权贵而闻名。刑部尚书开济徇私枉法,指使刑部郎中仇衍开脱囚犯死罪,被监狱官所揭发。开济竟伙同刑部侍郎王希哲、刑部主事王叔征将监狱官杀人灭口。陶垕仲得知此事后进行调查,然后向皇帝进行揭发。最终,朱元璋下令将开济和王希哲、仇衍等人处死。

  可见,不顾个人得失、勇于行使监察职责是称职御史的基本素养,也是御史被违纪违法者所畏惧、为世人所敬仰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熟知的成语“明目张胆”,就同御史的这种品格有关。史料记载,韦思谦在唐高宗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对人说:“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就是失职!”当朝宰相褚遂良以很低廉的价钱强行购买邻人田地,韦思谦得知此事后,立刻上书检举弹劾。尽管唐高宗很信任褚遂良,但因证据确凿、无法庇护,只得罢免了褚遂良的宰相职务。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的风头过了,唐高宗又恢复了褚遂良的宰相职务,韦思谦则被调任清水县令,但韦思谦并不介意。他说:“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政治开明、社会稳定和重视法制是重要保障

  御史的职责是监督文武百官,检举揭发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干的是得罪人的活。因此,要保证御史能够依法行使职权,先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当政治开明、社会稳定以及君主重视法制时,御史就能够正常行使监察权力。这里,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为关键。

  从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实践来看,朝廷大臣特别是君主对御史的支持和宽容,是御史能够履行职责的重要外部因素。因为,御史不仅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老虎们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皇亲国戚,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君主所亲近和信任的人。要对这些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检举弹劾,除了御史自身具备敢于挑战权贵的勇气外,还离不开朝廷大臣尤其是君主的支持。其实,就君主而言,维护御史的权威就是维护朝廷的权威。因此,支持御史严格行使监察权,最终目的是维护政治的稳定。对于这一点,一些君主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这也是不少御史得以留下监察佳话的重要因素。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违反禁令,被御史中丞高恭之发现,命令部下去制止,但寿阳公主拒不听从,高恭之便令士卒用棒子将她的车子打破。寿阳公主哭着向孝庄帝告状,但孝庄帝对她说:高恭之是个清廉正直的人,他是执行公务,怎么能以个人的私怨去责怪他呢?后来,高恭之觐见孝庄帝时,孝庄帝还专门为此事向他道歉。

  无独有偶,朱元璋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次,他让太监在外面找了几个唱戏的女孩子悄悄带进皇宫,没想到被宫门值班的监察御史周观政发现,立即予以阻止。太监说是奉旨行事,但周观政不予理会。不一会,宫中出来传口谕:这些女孩子不用了,让她们回去吧。但周观政依然拒不同意,坚持要当面听皇帝的诏令。朱元璋无奈,只得亲自出宫,对周观政说:“宫中音乐废缺,想从外面找几个女戏子来。我现在已经后悔了,御史做得很对。”

  唐朝初年时,有个囚犯罪不至死,但高祖李渊坚持要将他处死。对此,监察御史李素立直言:“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最终,唐高祖李渊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

  唐太宗贞观年间,张行成担任殿中侍御史。他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深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对宰相房玄龄说:从古至今,朝廷任用官员都是靠各方面的人举荐的,但像张行成这样的人,我自己举荐他,不用靠别人。

  但也应当看到,将御史监察权的行使能否得到保证寄托于开明君主的现实,本身也是“人治”的反映。就拿朱元璋来说,一方面,他支持和鼓励御史大胆行使职权;另一方面,他却对一些违背旨意、敢于直言的御史或杀或罚。明朝中期以后,不少御史因为敢于直言而受到处罚,轻者被罢官,重者当庭受到杖责,许多御史死于杖下。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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