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写得好，有位农民老爸很重要！

我的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学历只到小学，好像还没有毕业。父亲一直觉得人进入社会，得有一张好嘴，才能体现能力，把各样事情办成。能练就铁齿铜牙和不烂之舌，就等于有了谋生和立身之本。所以，父亲格外注重对子女的语言训练，但他一开始并没有让我们练习口才，而是要求我们先把日记写好。

他有一句口诀，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听他念叨，至今言犹在耳，就是“日记是作文的基础，作文是口才的基础”。追根溯源，口头练习得从笔头开始，起点就是写日记。

当年很多学生还没有“日记”概念的时候，父亲就向我灌输“等你用上了钢笔，就必须写日记了”。用钢笔是到三年级，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写日记。那对我是件很重大的事情，特意和父亲要钱买了本装帧不赖的日记本，有很漂亮惹眼的外壳，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日记本”。

第一天写日记，既兴奋也忐忑，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好，就一股脑将一天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成了从起床到写日记的十几个钟头的流水账。每篇日记都很长，占用了两三页，头两天图新鲜还好，第三天就觉得有点累和厌了。但想着严厉的父亲会检查，也不敢有所懈怠。

就这样连着写了将近一周，到父亲检查日记的时候，他大笑了起来，告诉我“日记不是将一天的事情都记下来，而是将你认为最有价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记下来”。总之，写日记取的是精华，不能写流水账。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不过经过了“流水账”式的训练，从长变短，由杂变精，还是觉得更顺手轻松了，对写日记很是上心。但毕竟少年心性，要放弃看电视和睡前玩乐的时间来码文字，难免心里浮动。慑于父亲的严厉，不得不坚持。一直到小学毕业，父亲对我写日记这件事都没有放松，而且定期检查，搞得我放假时光顾着玩，还得临时“补”日记“给”他。

父亲很乐于将我的日记展示给别人看，尤其是家里来了学校的老师，一定要让我把日记拿给老师看，让老师多指点。不过他们都没有父亲看得认真，多是扫过几眼说一句“写得好”就完事。父亲大概也有炫耀的意思，有夸奖已很高兴，至于有无指点倒也不怎么在意。

到了五年级，父亲不满足于我只是笔头练习了，他开始刻意地让我进行口头练习。父亲认为说话的最高级状态就是演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能说出精彩的话，博得掌声，这才叫真正的说话。即便在那时的农村书刊难寻，他还是搜罗了不少《演讲与口才》给我，并且找机会让我在人多的场合练习和表现。

父亲给我制造的表现场合多是在酒桌前，内容多是看我是否有急智。比如有人会问“要把女儿嫁给你，不要什么嫁妆”，看我怎么回答。父亲最满意的一次回答是我说“天上掉馅饼，不是圈套就是陷阱”，惹得全场大笑和鼓掌。

笔头加口头练习，我也不知自己是否真心喜欢，但一直配合着父亲。直到我进入青春叛逆期，感觉和父亲的鸿沟越来越大，才渐渐有了抵触情绪，大概父亲也觉得他的那套方法已经不适合上初中的我，也就再少干涉。

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文字工作，笔头和口头成了吃饭的家伙，繁忙起来，从未细细思索父亲对我在这方面的影响。但他那句“日记是作文的基础，作文是口才的基础”倒是一直记在心里。不过，他只管开头的“日记”和结果的“口才”，中间的作文训练他是缺席的，全权交给了学校的老师，这又是另外的故事。

受教有限、交游有限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着培训，出发点很功利，就是希望儿子能口才出众，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从事文字工作七八年，码了不计其数的喜欢和不喜欢的文字，我蓦然发现笔头和口头这两件事是顶重要的，尤其媒介繁荣发达的今日，笔头表达和口头表达反倒成了很多人的障碍。

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每日三事”，就是用楷书写日记、读十页史书、记笔记一则，其实就是不荒废笔头功夫，且是读写兼有之。这与父亲督促我写日记也算异曲同工，老农如此，先贤也如此，这笔头是不能荒废的了。

即便没有应试，不为搵食，练习也不能荒废。

如另一位父亲傅雷先生在家书中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语言更能影响思想的方式了”，因此他让儿子傅聪在日常会话中学会“润饰”，选用比较多样化的形容词、名词及句法，尽量避免“冗赘”的字眼和词句。如果不注重好好选择字眼，长此以往，思想会变得“混沌、单调、呆滞”“没有色彩、没有生命”。要让“表达方式更加多姿多彩”，更能体现出感情、感觉、感受及思想的各种层次，就如在演奏音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