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礼仪、工夫——“禅茶一味”的体、相、用

作为一个茶人，看茶、泡茶、喝茶；作为一个佛弟子，礼佛、坐禅、悟道；茶，人在草木间；禅，人在静心思虑。茶人泡茶、喝茶时，则将万物的勃勃生机汇人自身，融生命与宇宙为一体；佛弟子时坐禅，体现生命之宁静与灵性，体证宇宙万有的法性，将人之自性与宇宙法性冥然合一。于是，古来大德亲证此一味，拈出“禅茶一味”，裨益后人。我们茶人、佛弟子继承古人的思想，反复体味，一些想法萦绕于喝茶、坐禅时，奉献出来，求教于前辈先贤。

一、“工夫”——“禅茶一味”之“用”

禅的本质在于专注、宁静、清明，这是禅宗、天台宗乃至各宗各派对“禅”的共同规定。但是，“禅”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和体验的，必须去肯定人生、把握人生、提升境界，所以“禅”首先是一种“工夫”，是一种修道的实践。在坐弹、敛心、专注中，那是一种“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大腿的局痛、身体上的疲乏，心灵上的昏沉、掉举……这种百年如一日的“下夫”必须克服这些身心上的痛苦，需要有种种方便来调节身心。如天台宗的“调五事”，(一)调节饮食，吃得过饱，容易昏沉，呼吸急促，身体沉重，坐念不安；食秽浊之物，则心识昏迷；(二)调节睡眠，睡眠如果不够，则心神虚恍；睡眠如果过多，则废修行，空丧功夫，沉没善根；(三)调节身体，使身体不宽不急；  (四)调节呼吸，要使呼吸绵绵而若存若亡，使之不涩不滑；(五)调心，使心灵远离昏沉、掉举等。所以，身心的调节需要有外缘的帮助。

根据陆羽《茶经》的记载，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上溯神农氏，初为药用饮品，周公时发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后汉仙人丹丘子种茶之后，发现茶亦有益于修道。陆羽(733—804)《茶经·六之欲》说：“荡昏寐，饮之以茶。”唐裴汶《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本草纲目》云：“茶，治风热昏愦、多睡不醒。”“饮能令人不眠。”可见茶有精清、涤烦、冲和的功能。于是，中国的禅僧很早就用茶来调和身心。如《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修行，借由“茶苏”以防止睡眠，并且饮茶之后，颇有精神。南朝刘宋僧人法瑶遇沈台真，年纪垂老，常饮茶以延年益寿。茶有助禅之“用”，推动了僧人饮茶之风的兴盛。

至唐代，禅宗的出现，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精神大大提升了“禅茶一味”的“用”。禅寺多建于名山，云雾笼罩，适合茶树生长；禅僧务农，种地栽茶，于是在劳作修道开创了种茶、采茶、制茶、饮茶等法。如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开元中，泰山灵严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所以，禅亦有助茶之“用”，寺院和僧人推动了茶的种植和加工技术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饮茶的品位与方法。后世所传的各地名茶，皆来源于僧人的制作，如“蒙山茶”由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所培育，“径山茶”由杭州径山寺僧人法钦亲植茶树，“碧螺春”由僧人大方所制……于是，天下名山僧建多，自古名寺出名茶。

因此，“禅茶一味”首先体现于禅的修道实践和茶的培育、制作、泡饮等“工夫”过程中，是一种历史具体的缘起体现，茶与禅彼此互助、互益，大大彰显了二者之“用”。在“禅茶一味”的“用”上，茶人重视茶的植制，提升茶器乃至茶室的空间美感，强调茶艺的触、色、香、味、韵等；禅人强调禅室空间的选择，选择山清水秀的禅居地等。所以，“禅茶一味”的“用”不仅是历史因缘，也在现实时空中体现出来。

二、“境界”——“禅茶一味”之“体”

“禅茶一味”的核心体现的是禅和茶在“境界”上的一致性，即茶道与禅道，体现为当下平常心的境界，其最后归宿为转染成净，转惑成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茶与禅，都在心性上用功，其最后无非是本来清净心的体现。泡茶、喝茶，多数人讲究甘滑润津等舌喉之感，重视汤色、茶香，皆为分别心的境界中。但是，在泡茶、喝茶当下，当以“茶”为所缘境，观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体证当下的平常心，当下即是禅心，此当下为真正的“禅茶一味”。

人在草木间，茶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本来应该远离执著。即此当下眼前的水、茶、茶器、人，原为六根、六尘和合，虚假非真实，无常变迁；即此当下，观察自心现量，却除对好茶、好水乃至好友的执著和陶醉，消除烦恼，远离颠倒梦想，此时茶道即是禅。所以，“茶艺”是以自我感觉为核心，不断增加分别心；而“茶道”则须显现清净心，远离敏感的感觉，才是禅悦法喜。

因此，“平常心”是茶和禅的共同境界，即以“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为特征。在坐禅、泡茶、喝茶的当下，要“妄心不起”，就是要破除执著。“平常心”的觉悟并不是静寂不动的死人状态，心并非凝然不动，而是不造作、无是非。造作就是有所执著，如分辨茶、水的好坏就是“是非”，分别一起喝茶人的素质即是“凡圣心”，这样心灵便会被眼前的境界所限制，如对茶、水生起欢喜或厌恶的分别心，这样心便不自在。  “不取舍”便能保持心灵的自在无碍状态，不会执著眼前的“所缘境”，也不会舍弃它，随缘任运，这便是自在无碍的境界。

所以，茶的真正精神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并非其高贵、豪华乃至稀有等感觉，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如禅僧打“禅七”时，亦在禅堂内喝茶，不去分别是什么茶，不去强调茶壶的精美、茶杯的精致，而在于口渴心躁时，静静地拿着茶杯，等候行茶者来到面前。一切都在无言中，行茶者丁字步站立，缓缓地倒茶，双方都专注于茶水的倾注与人杯。当茶汤滚过唇舌咽喉进入肺腑时，一股清流注入燥热的身心中，顿得清凉，顿解身心的疲倦，如一位勇士又回到战场了。当下的味道，该是“茶禅一味”了!

三、礼仪——“禅茶一味”的“相”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凡夫而言，凡“道”皆必须有“下手处”；其次，众生皆为自他依存，无论是茶或禅，皆不能离开“众”；所以，“禅茶一味”的“下手处”必须依“众”而显。“众”之显，则必须依“礼仪”为核心，故“礼仪”为“禅茶一味”的相，体现了“借水澄心，即茶演法”的表法意义。无形的“境界”无“礼仪”则不现，有相的“礼仪”无“境界”则不明，所以茶离不开茶艺，禅离不开禅仪。因此，唐宋以来“茶礼”是丛林的重要宗门规式。

唐宋以来，社会形成了“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风俗，这种礼节普遍流行在朝廷、官府和民间各个阶层。在佛教寺院中，茶不仅是僧人修道的助资，亦是佛菩萨的供养品，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凡是宾客往来、信徒接待、上堂说法，茶皆是重要的表法。《禅苑清规》告诫僧人：“况是出家行脚，人众参禅，粥饭茶汤，晨参暮请，语言事业，动止威仪，应系众中规矩。”茶成为日常生活“粥饭茶汤”四大饮食之一，吃茶具有不同的表法意义和礼节。

在寺院的日常生活中，禅寺规定每隔五日要参见住持，即每月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初一、十五为“朔望巡堂茶”，初五、初十、二十、二十五这四天上堂为“五参上堂茶”，就是在这些日子的早晨粥后或斋后，住持说法，然后告知大众“巡堂吃茶”。《人众须知》“朔望巡堂”记载：

朔望上堂，就座云：下座巡堂吃茶。首座领众依图巡堂一匝，至元位立。住持入堂，烧香归位。知事作一班，面圣僧问讯。住持巡堂一匝，若暂到，先随众，后同侍者，在怅后立。知事巡将出堂，却随后出，侍者归堂。平常烧香、吃茶毕，收盏，鸣退堂钟三下。如不巡堂，即粥罢，就座吃茶。

《敕修百丈清规》卷七“旦望巡堂茶”亦有记载巡堂茶的礼仪，通过“吃茶”住持和大众说法 论道。其次，寺院在众僧开浴日点茶。《禅苑清规》卷四记载浴主在开浴日为僧人准备茶器，方便大众泡茶。可见，“吃茶”是禅僧修道生活中的重要礼仪。

而且，古代寺院在结夏、解夏、冬至、新年的当年及后两天，都要举行隆重的茶会，所以《丛林校订清规总要》说：  “丛林冬夏两节为重，当留意捡举。”“结夏茶”是在四月十一日这一天开始，早粥后，大众先到法堂说法，巡寮，午斋后请大众吃茶。其后，住持请吃茶，以侍者、外来挂单的客僧为主客。十六日，知事请吃茶，十七日首座请吃茶。“解夏茶”是在七月十五安居日结束当天开始点茶，也是三天。“冬至茶”和“新年茶”就是在冬至和新年初一当天，方丈为答谢执事的辛苦，特别为执事举行茶会，请全寺僧人作陪。同时，寺院执事的请职、辞职，方丈亦请吃茶而举行茶会。可见，茶在寺院生活具有重要的表法意义，也是僧人之间往来、问道时扮演的一个重要环节。

茶会具有一定的仪式和礼节，首先准备“茶膀”，即是特定格式的邀请函；其次，捧着这种榜文很郑重地去请主客；最后，再将这份榜文贴在僧堂的外面，以告知僧众。而且，榜文通常写在丝织品上，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称：“茶膀择人叙德，书于绢素，其礼至矣。”举行茶会时，要鸣“茶鼓”，通常挂于法堂的西北角，其敲鸣法为长击一通，煞声一下，行茶之终复击三下，由侍司主之。众僧闻鼓声则集众行礼。茶鼓通常挂于法堂之西北角。

寺院经常在方丈室或僧堂举行茶会，必须设立职掌茶的寺职，如“茶头”、“四寮茶头”、“库司茶头”等。方丈寮中有“汤药侍者”，负责住持举办茶会；“茶头”是专门供应一般僧人茶水；“首座寮”、“维那寮”、“知客寮”、“侍者寮”等“四寮”以及库司都各有茶头。

可见，丛林清规制度已经发展出一套特有的“茶礼”，随着寺院举办对外开放的茶会，这些茶礼也会影响民众生活的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