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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词，在中国原为先秦史书的通名。降至秦汉，“史记”仍为史籍之泛称。至司马迁撰史记百三十篇，题其书名曰“太史公书”见《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所著史书初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魏晋以后多称《史记》，“史记”遂由先秦史书通名转变为司马迁书的专称【注1】。观金毓黻先生所列汉晋时史籍，各书皆有专名，此时“史记”尚未成为迁书专称，但他书亦无称《史记》或《某史记》的。《史记》专指迁书之后，仅有欧阳修《五代史记》，后改称《新五代史》。从书名上看，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史籍多以“书”、“春秋”、“通鉴”题名，而称“史记”者则寥寥。越南古代学者对“史记”一名则甚为重视，出现了多部以“史记”题名的著作，构成了数量可观的“史记”类汉籍文献。
据台湾学者朱云影先生研究，越南现存史籍可考者，至陈朝(1226—1400)始【注3】。陈朝及以下后黎、阮诸朝皆依中国例设置史官，所修撰之国史有多部均以“史记”命名。同时，私人撰著史书中，亦多有以“史记”题名者。 1.官修史书 检索现存的越南汉籍文献目录，在越南较有影响且以“某史记”题名的官修史著，有以下几种： (1)黎文休《大越史记》。黎文休为越南自主后陈朝（1226-1400)时期的著名学者，所著《大越史记》于陈圣宗绍隆十五年（1272年）奉敕编成。所记上起赵武帝，下讫李昭皇【注4】。黎文休《大越史记》是目前所知越南历史上编撰最早的官修史书，也是越南13世纪以前出现的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史书。据越南现存汉籍文献来看，此书也是越南自主建国后编撰的第一部以“史记”题名的官修史书。 (2)潘孚先《大越史记》。潘氏《大越史记》与黎文休所撰书同名，成书于（后）黎仁宗延宁二年（1455年），而内容上则上接黎文休《大越史记》，记述陈朝陈太宗以后至与（后）黎太祖时期明军退出安南的史事，实际上是黎氏书的续编【注5】。按此书成书于越南后黎朝立国后不久。后黎朝是中国明朝军队从越南撤走后建立的王朝。由于民族情感的激扬，后黎朝尤重修撰国史。潘氏的续编，顺应了这一潮流，因而在越南获得极高评价，实足与黎氏原编媲美。故越南《四字经》称誉云：“文休孚先，才长于史，本纪修纂，汉之班固”【注6】。 (3)《大越史记全书》。黎、潘二氏之《大越史记》，书同名而所记前后相续，黎氏之史，记事自越南开国始【注7】，至前朝末帝止，类于司马迁《史记》之“会通”。潘氏史本纪则仿《汉书》例，与黎书前后相续至潘氏当朝。但《大越史记》在越南产生重大影响，实有赖于吴士连为之完璧。后黎朝圣宗时吴士连在黎、潘二氏所撰两部《大越史记》的基础上补修全书，于黎圣宗洪德十年(1479年）完成编年体通史《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注8】。黎玄宗景治三年（1665年）范公著续写黎朝国史，将自己编撰的“本纪实录”五卷和“本纪续编”三卷与吴士连所作十五卷连接，总分为二十三卷，仍称《大越史记全书》【注9】。黎熙宗正和十八年（1697年），黎僖将自“玄宗穆皇帝景治之初年，至嘉宗美皇帝德元之二年，凡十有三载（1663—1675)”间的史事编成“本纪续编”一卷，与吴士连书和范公著所补合并，“书成上进御览，遂命工刊刻，颁布天下，使从前千百年未集之事迹遹底于成。天下之人目是编者豁然如覩青天，坦然如循大路”【注10】，此即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记全书》为迄今越南一部最完备的国史，其总目录写明“外纪”五卷和“本纪”十九卷，但在史籍正文标题中对吴士连所撰和范公著所补之文字及体例名称均予以保留，并在史书卷次中体现出来，即“大越史记外纪全书”五卷，“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十卷，“大越史记本纪实录”五卷，“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四卷，总计二十四卷。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流名后世，而黎、潘二氏《大越史记》竟至不传！故《大越史记全书》遂成越南本土现存的最早的史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大越史记前编》。介于越南后黎朝和阮朝之间的西山朝(1778—1802)建立之后，亦重修史，曾修成《大越史记前编》十七卷，现有景盛八年（1800年）印本，署名吴时仕（1726—1780)【注11】。吴时仕是越南后黎朝末期著名学者，字禄甫，号午峰，道号二青居士，河东清威县左青威社（今越南河西省）人，黎显宗景兴二十七年（1766年）进士，卒谥“温博”。西山朝建立之时，吴时仕已卒，其子吴时任仕于西山阮朝，为中枢重臣。《大越史记前编》采录了吴时仕所著《越史摽案》的内容，故署名“吴时仕”。 (5)《大越史记》。此为阮朝（1802—1945)官修史书，记录自鸿庞氏到西山朝的历史，采《大越史记全书》及《大越史记前编》相关史事修撰而成，但在越南影响不大。是书前有黎崇《越鉴通考总论》及阮朝集贤院所撰总论，可见此书为阮朝官方认可的典籍。【注12】 2.私家著述 除前述官修史书外，越南自主立国后私人所撰史著，亦多有以“史记”题名者。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题要》，其书所录标示为越南私家撰著“史记”类文献者8种，另题及3种，如下表： 以上官修及私家著述皆是越南本国史。另有张明讲撰《高绵国史记》，高绵即柬埔寨。此书为越南古代士人撰著之外国史，后被采入《高绵纪略》【注13】。 二、文学类 越南古代汉籍文献中，除史部书籍中出现多种以“史记”题名的史著外，其文学类文献中亦多有以“史记”题名者，名为“史记”而实为文学类作品。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题要》介绍，此类作品主要有： 1.《历朝史记文选》 《题要》：“用为科举范文的策文，共三百三十二篇，题材采自中国史书及四书，黄甲黎菊轩（黎廷延）撰。”【注14】 2.《口史记》 《题要》：“喃文书。歌谣、俗语、方言集（阮有贵）编辑，珠树子(阮有贵）编辑，郑俊胜抄录此书编目为：文士之妻的嘱咐，士兵之妻嘱咐，有关工、农、商，等；附有三篇说唱文。”【注15】 3.杜善《史记》 是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题要》未列为专条，但见于《天南云箓列传》一书题要中【注16】。《岭南摭怪》丙本有“杜善《史记》曰”，后转抄入《天南云箓列传》。观其内容，为神灵传奇之类。【注17】 三、简论：文史分途与文史合一
越南官修的“史记”类五种史书皆是编年体通史，采用这种体裁虽明显与越南自主建国后受中国史书体裁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标志的编年体史书的复兴的影响有关，但其书题名“史记，，，则可以说是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虽然黎文休、潘孚先二人所撰史著何以题名《大越史记》因其书不存已难以知之，但吴士连撰《大越史记全书》，书成后在観进表中则明曰，其撰述宗旨之一》，乃欲“效马史之编年，第渐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注18】其所谓“效马史之编年”，应即是指司马迁《史记》之“本纪”部分，显然有效法司马迁之意。越南本土在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以前的史书基本亡佚，【注19】因此该书成为后世修史的基础和范本，范公著、黎僖撰著新史，但与《大越史记全书》相连，仍用原名。私家撰著的“史记”类著作大多在《大越史记全书》基础上增补、删削而成。 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所取得的极高成就，历来为历代学者所公认，而鲁迅先生评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早成学界之公论。司马迁《史记》既是历史著作的典范，也是散文类者作的经典，《史记》是文史合一的著作。《史记》之后，中国散文类史书由《汉书》继承，成为纪传体正史一系；文学则由《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志人、志怪小说继承，成为散文著作一系。可以说《史记》的文史合一的特征在后世发展为史书类著作和文学类著作，实现了文史分途。但二者虽然分别继承了《史记》的文、史特征，但并不以“史记”为名。 越南“史记”类著作虽晚，但其题名则体现了司马迁《史记》文史合一的特征。宋明时期，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体例已日趋完备，史学思想亦极为丰富。越南史书虽以“史记”为名，但在史事编排上明显受宋明史学和中国编年体史书尤其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其所选择的史书体裁虽已非司马迁所创之纪传体，但一则仍援用太史公书《史记》之名，二则司马迁《史记》本纪部分的撰述方法及原则，仍为吴士连所效法，可见其追尊史公。 越南文学类汉籍文献中，《口史记》记录口语作品，杜善《史记》则录传奇故事。前者类于司马迁之观风问俗，后者则似扬雄所论之“马迁好奇”。《历朝史记文选》是为越南科举考试准备的文章选编。先秦的通名“史记”没有文学功能，越南的三种文学类“史记”文献应当是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而作，径以“史记”为名。司马迁《史记》的文学功能在此又得到了体现，而杜善《史记》表现得更加直接。 越南古代还有一部神怪传奇作品《马麟逸史录》【注20】摘录《岭南摭怪》的内容而成。其“马麟”之名，当来自于吴士连所称的“马史”“麟经”，但“逸史”内容却非司马迁《史记》与孔子《春秋》所曾言。但论其名称内容，却是受到了《大越史记全书》的影响。就其命名而言，文史合一的目的和特征更为明显。 越南古代典籍损毁严重，李朝或有零篇散章传世，却无整部典籍留传；陈朝散篇较多，整部留传的陈朝仅有《大越史略》，现在文献保存最多的是后黎朝和阮朝。后黎朝建立已在明永乐、宣德年间，去司马迁《史记》成书约一千五百年，《史记》在越南流传状况已经不详。但从越南“史记”类文献可以看出，越南陈朝是将《史记》作为史书之正体，故有陈太宗时的官修黎文休《大越史记》，后黎朝亦是，故有黎仁宗官修潘孚先《大越史记》。至吴士连修《大越史记全书》，“史记”之名深入人心，后世史家传其余绪。越南古代学者同时受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和司马迁《史记》影响，由史及文，终成数量可观的“史记”类文献。 本文转载自《史记论丛（第11集）》（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与《史记》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张大可、田志勇、陈曦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66-2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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