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史学史——中国史学影响下的越南史学（札记）

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反思，史学史则是对历史学的反思，是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反思，是反思的反思。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自从上世纪20年代由梁任公倡导以来，波折而深入的开展起来。然而，作为史学领域一门难涩的学术专史，中国史学史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解放以前，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流传最广，口碑最高，以至于有些人以为，有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金著，中国史学史就不需要再进行研究了。解放以后的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不少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生们，被迫改行。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史学史研究有过短暂的复兴，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中断了几乎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史学史当然也不例外。

1970年代后期，党中央“拨乱反正”，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迎来了春天。80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全国有四家单位被授予史学史博士点，他们分别是：北师大，博导白寿彝；南开，博导杨翼骧；华东师大，博导吴泽；社科院，博导尹达。在以上四位先生的推动及带领下，史学史研究不断的得到深化，优秀的学术成果不断的涌现，专业的科研队伍亦不断的壮大，中国史学史终于成为历史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在传统时代，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汉字作为各国的官方文字，是彼时东亚世界内部交流的主要媒介，各国留下来的汉文典籍成为了东亚各国的共同遗产。最近十几年来，域外汉籍的大规模影印，给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以崭新的研究视野。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域外看中国”、“异域之眼”的东亚视角成为了一种时尚。对于中国史学史而言，将研究视域拓展到东亚，不啻为深化学术的必要考量。

古代东亚世界，中国的史书大量流传到周边国家，对周边国家史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典范式的影响，不少在中国业已失传的史书，却能在周边各国觅得，而各国存在的不同版本史籍，为比较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所以，以东亚视野研究周边各国的传统史学，对清理中国史学遗产，意义重大；周边各国的传统史学均是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发展的，无论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史书体裁、修史制度、修史方法、修史理念等，无不如此，认真研究周边国家的史学，对于弄清中国史学的历史演进历程，至为关键；另外，尽管周边各国史学发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但作为主流之下的分支系统，亦带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我们考察这种“同中之异”，了解他们对于中国史学接受什么、扬弃什么、创造什么以及他们背后的社会机制，这对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大有裨益。 

越南是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之一，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民族同源，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越南北属于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其后尽管独立建国，但中越之间的文化交往始终不绝，中国传统史学作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较早的传入越南。越南第一部官方史书诞生于陈朝，但史学真正得到发展则是从后黎朝开始，直至阮朝，蔚为大国。越南李陈两朝，佛道思想是社会主流，而进入黎阮时代，儒教势力一家独大，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上层信奉的指导思想，这一社会主流思想的嬗变，可以作为越南史学发展繁盛的主要原因。

越南的传统史学，基本仿效中国，在某些领域有其自身特色。关于越南史学史及中越史学交流与比较的研究，目前学界成果不多，笔者曾想对此进行综述清理，但发现已有人做过。张笑龙：《学术界对越南史学史及中越史学交流的研究》 一文，从四个方面清理了越南史学史及中越史学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一、对越南古籍与史著的研究；二、对越南史学中历史观、史料学等问题的分析；三、对越南史学界歪曲历史的批评；四、有关中越史学交流的研究。张文总结梳理比较详细，但仍有可商榷及不足之处：1、《岭南摭怪》似不属于史书？所以对于它的研究亦不应属于史学史范畴；2、关于越南史家的研究，张文也未能涵盖，如黎贵惇作为越南最重要的史家之一，于向东先生对其有精深的研究；3、个别研究有遗漏。

以下是笔者在张文基础上，将所见越南史学史及中越史学交流比较的研究成果列出：

学术论文

郭振铎：《越南史学界关于越南奴隶社会和民族起源问题的讨论》，《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

（越南）丁家庆，阮玉山，戴可来译：《<岭南摭怪>介绍》，《东南亚纵横》1982年第1期。

梁志明：《越南史学界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问题的讨论》，《东南亚纵横》1982年第3期。

杨立冰：《评越南史学界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学术论坛》1983年第2期。

戴可来：《关于<岭南摭怪>的编者、版本和内容——评介越南的一部古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越）陈文甲，郭振铎：《<天南余暇集>——一本关于黎朝的典例书》，《东南亚纵横》1983年第4期。

（日）和田正彦，朱振明：《<大南实录>及影音本在日本的出版》，《印支研究》1983年第3期。

杨保筠：《关于<大南实录>的一些补充介绍》，《印支研究》1984年第3期。

（越）陶维英，郭振铎：《<抚边杂录>及其译本》，《印度支那》1985年第2期。

金旭东：《<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东南亚》1985年第3期。

杨立冰：《评越南史学界歪曲中越关系史的几个谬论》，《东南亚纵横》1985年第1期。

时轮：《越南史学界煽动越泰两国间的民族仇恨》，《东南亚纵横》1986年第2期。

杨保筠：《黎贵惇与<抚边杂录>》，《印度支那》1986年第4期。

武尚清：《从<大越史记>到<大越史记全书>》，《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武尚清：《<大越史记全书>的发展与完成》，《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戴可来：《评陈重金<越南通史>》，《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杨保筠：《潘辉注和<历朝宪章类志>》，《印度支那》1988年第1期。

武尚清：《<安南志略>在中国——成书、版本及传藏》，《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于向东：《试论<抚边杂录>与几种史籍之间的因袭关系》，《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

徐德平：《越南史史料的特点和分类概述》，《东南亚》1988年第2期。 

郭振铎：《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于向东，木岚：《阮通及其<越史纲鉴考略>》，《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3期。

于向东：《黎贵惇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

郭振铎：《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东南亚纵横》1991年第1期。

徐善福：《关于<越南亡国史>的作者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3期。

武尚清：《安南志略校注序》，《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

杨保筠：《关于<岭南摭怪>的跋文》，《东南亚》1994年第1年。

戈振，赵海江：《试论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

张笑梅，郭振铎：《越南<越史略>编撰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戴可来，于向东：《关于法国入侵越南的专题史料<洋事始末>》《东南亚纵横》1998年第1期。 

武尚清：《<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评介》，《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年。

李未醉：《古代越南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李未醉：《近代中越史学交流与比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刘志强：《有关越南历史文化的汉文史籍》，《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

（新）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刘玉珺：《“越南王安石”——黎贵惇》，《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

徐芳亚：《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评介》，《兰台世界》2011年第10期。

叶少飞，田志勇：《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郝晓静：《<大南实录>及影印本在日本的出版》，《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

梁允华：《潘辉注及其<历朝宪章类志>评介》，《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12期。

牛军凯：《<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成思佳：《略论阮廌的生平及其著述》，《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7期。

左荣全：《越南<大越史记全书>版本源流述略》，《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韩周敬：《越南阮朝最早的一部总志——<皇越一统舆地志>探研》，《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曾德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史学价值》，《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

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大越史略>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

学术著作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1-477页。

以上所见关于越南史学史及中越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的研究成果，笔者均有过目，下面谈一谈几点想法：

一、研究队伍小，成果不多。以上所列论文仅有46篇，多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且不少内容有重复；研究人员上看，以河南省的越南研究团队为主，北京、广西两地为辅，总的来说，人员单薄。

二、研究人员专业性不高导致研究成果不够深入。史学史作为专业性较强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对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有一定要求。考察以上研究人员，除武尚清先生外，多为越南语专业或中外关系史专业出身，所做研究基本限于史籍史著史家的介绍，对于越南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修史制度等等的探讨明显不足。

三、没有系统完整的越南史学史研究著作。46篇论文中，多为单个史籍之考辩介绍，而两本著作，主题均非史学史，史学史的部分只占全书很小之比重。对于越南史学的历史思想、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官制度、史家生平成就、史论史评、史学与社会的互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学术专著，至今未有。

四、缺乏对于中越史学比较及交流的研究。上所列论文中，有两篇文章主题为中越史学交流，但研究的水平笔者不敢恭维，可以用“惨不忍睹”形容。如前文所述，中国史学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史学，越南自不例外，作为中国史学分支的越南史学，在学习中国史学的基础上，有哪些“独到之处”，这应该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

以上几点是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与缺憾，亦是今后越南史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越南史学史如何做，笔者基于孙卫国老师《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一文，总结如下：

一、系统考察中国史书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明清实录》、《明清一统志》等等，在越南均有重大影响，如《史记》一书，对《大越史记全书》的产生发展，影响深刻。所以，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书对越南的史学影响，都可以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二、中国古代有官私两套修史系统，越南亦是如此。中国的官私两套修史机制对立统一，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越南尽管也有官私两套系统，但官方修史始终为主流，在此情况下，官方修史如何运作？私家修史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官私之间如何互动影响？这似乎是我们应该给予认真考察的。

三、越南史书的体裁均是模仿中国，编年体、纪传体、纲目体、典志体越南皆有。与中国不同的是，越南正史均为编年体，而非纪传体，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鲜有人论及。在模仿中国史书体裁之同时，越南在哪些方面有“独创”？例如《大南实录》与《明清实录》有哪些异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中国纲目体史书基础上，有哪些损益？嗣德帝之御批与乾隆皇之御批有哪些同异？

四、越南也有编修一些中国历史的著作。最典型的是：越南曾北属中国一千余年，《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书之前编，皆是北属中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这一部分之记载，可与中国史书相对比，考察其差别在哪？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取舍？史料来源、所体现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又是如何？

五、关于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越南的历史思想，如华夷观、正统观、天下观等，均源于中国，但又与中国不同；越南的史学思想，如秉笔直书、君举必书、鉴戒垂训、经世致用等，也都来自中国，但在越南又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这些差异的背后，所体现出的越南社会运行机制是怎样的？可以反映出哪些越南民族的特性？

六、近代以来，东亚世界遭遇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以往的“华夷”思想转化成了东亚民族主义史学的动力。受梁启超“亡国史学”的影响，越南民族主义战士潘佩珠，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是殖民时代越南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作。针对此书或此类书的史学史研究，目前较少，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

东亚世界曾经共享着相同的文字，相似的文明，在域外汉籍大规模影印的今天，以东亚视野，进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无疑会深化研究的广度深度。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一员，越南史学史的研究必然会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推动中国史学史向着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关于越南史学史研究的难点

古代越南，官方文字是汉字，而喃字—作为利用汉字表越语发音的复杂化了的汉字—的使用，多用于民间的文学创作，换言之，越南的历史书籍基本是以汉字作为载体，笔者目前所知的越南官方史籍均为汉字写作。越南目前所存的汉喃古籍不到八千种，与现存七万种以上古籍的韩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汉喃研究院是越南最大的古籍收藏单位，在全部汉喃古籍中，汉文古籍占80%，而在这80%的汉文古籍中史部类占33.2%，共1667种。

现代的越南文字是由拉丁化的字母构成，被称为“国语字”，由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所创。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法国人推行“去中国化”政策，逐步废除汉字，推行“国语字”，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宣布废除汉字，以“国语字”作为官方文字。因为笔者目前并不认识越南“国语字”，对于越南国内的“越南史学史”的研究状况，无从知晓，但根据日韩的经验，史学史在这些国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想越南更是如此，但无论怎样，掌握越南“国语”文字，应该是做好越南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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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整理：越南历代史志提要（以时间先后为序）

陈普：《越志》

据《安南志略》载：陈普，又名陈周普，安南陈朝太宗时人，“尝作《越志》”一书，此书现已不存。

 

黎文休：《大越史记》

黎文休（1230-1322），安南陈朝史学家，是越南科举史上首位榜眼，曾任陈朝翰林院学士兼国史馆监修。黎氏在陈太宗的授意之下，根据陈普的《越志》，编修而成《大越史记》30卷。此书为越南官修编年体正史的开山之作，记载从赵武帝（即赵佗）到李昭皇（李朝末帝）1400多年的历史，此书现已不存，片段以“黎文休曰”的形式融化于《大越史记全书》之中。

 

黎崱：《安南志略》

黎崱，字景高，安南人，至元二十三年被蒙古人俘虏，后定居中国汉阳。《安南志略》是黎崱客居中国五十年后所作，为方志体，是目前现存的越南最古老的史书。此书共20卷，现存19卷，内容为越南之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以及中越关系，曾被《经世大典》、《四库全书》收录。武尚清曾点校此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胡宗鷟：《越史纲目》（《越史略》）

胡宗鷟（zhuo），生卒年不详，演州人，陈朝后期曾任“翰林学士奉旨”，作《越史纲目》一书。大概在属明时期，此书传入中国，吴士连在编纂《大越史记全书》时，此书为重要参考，后在越南失传。传入中国的《越史纲目》被称为《大越史略》，以抄本形式流传，清修《四库全书》时，对此书的内容作了修订，并将名字改为《越史略》分3卷收录。目前流传很广的版本均以四库本为底本，此书20世纪初经法国汉学家之手传回越南。北京师范大学现藏有未经四库馆臣之手的《大越史略》，一部两册，为清代抄本（李永明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抄本丛刊》第39册）。

《越史纲目》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从雄王之“文朗国”至李末陈初，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作为一部私家史著，它与《大越史记》的不同主要是：1、起止时间不同，胡宗鷟将流传于“李陈时期”的雄王文朗国的民间传说，编入史著，作为越南古史的开端，对后世影响深远。2、对于李朝，特别是李末陈初鼎革之际的历史，着墨较多。

 

阮廌：《蓝山实录》《舆地志》

阮廌（1380—1442），号抑斋，是安南陈末黎初著名的学者，因协助黎利成功击退明朝势力，建立后黎朝，故被越南人视为民族英雄。

《蓝山实录》3卷，记载黎利蓝山起兵至明人还国事，编撰目的是为了将黎利的光辉事迹标榜史册。（收录于《阮廌全集》第2集，越南国学研究中心和越南文学出版社，2000年）

《舆地志》1卷，为阮廌于黎太宗时所作，仿《禹贡》，又名《安南禹贡》，是陈末黎初越南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内容包括安南历代的疆域沿革、人口、物产、风俗等。此书收于《抑斋遗集》卷六，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R.964。

潘孚先：《大越史记》(《史记续编》)

潘孚先，生卒年不详，曾任国子监博士。后黎朝第三位皇帝仁宗延宁二年（1455年），仁宗命令潘氏接续黎文休《大越史记》的编纂，记载从陈太宗至明人还国200多年的历史，包括了陈朝、胡朝、属明三段时期，仍以《大越史记》为名。后人多称潘氏续修部分为《史记续编》（10卷）。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

吴士连，生卒年不详，大概活跃在太宗、仁宗、圣宗时期，进士出身，担任过国史馆史官修撰等职。吴氏因追随过黎圣宗的竞争对手谅山王黎宜民，故圣宗登位之后并不待见他，颇受排挤，身为史官竟不得参与编修国史。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吴氏效仿司马迁，愤而私自作史，成《大越史记全书》15卷，于洪德十年奉献朝廷。

《大越史记全书》是在黎文休《大越史记》、潘孚先《史记续编》、胡宗鷟《越史纲目》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全书分前后两编：前编为5卷《外纪全书》，从传说的鸿庞纪到吴权战胜南汉（939）；后编为《本纪全书》10卷，从吴使君到属明，外加1卷黎太祖纪。吴氏学习胡宗鷟，进一步的利用民间传说建构完善越南古史，将越南民族的起源，追溯到泾阳王、雒龙君的时代。吴著吸收了前代越南史著的积极成果，将越南的“正史”定型，并正名为《大越史记全书》，以后越南史家对《史记》的续修，基本是在吴著的基础之上。

 

申仁忠等：《天南余暇集》

后黎朝洪德十四年（1483），黎圣宗下诏编修，基本仿效唐宋《会要》而作，原书100卷，目前越南中央科学院图书馆仅藏10卷，经陈文甲考证，第1、9、10卷为原本，其他均非原本。

 

武琼：《大越通鉴通考》

武琼（1450-1516），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总裁，洪顺二年（1510）私撰《大越通鉴通考》（简称《越鉴通考》），洪顺三年完成进奉朝廷。此书26卷，依然分为外纪、本纪，今已不存，据黎嵩介绍，武著所述时间段上与《大越史记全书》相同，有相当多评论文字。

与《全书》相比，武著开创了全新的分期法，外纪是从鸿庞纪到十二使君乱平，本纪是从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到后黎太祖大定之年。以丁先皇为本纪之始的分期方法，为后世史家所遵循。

 

黎嵩：《越鉴通考总论》

黎嵩，进士出身，与武琼为同时期之人。武琼《越鉴通考》进奉朝廷之后，深得襄翼帝欣赏，为方便阅读，帝命黎嵩将武著进行缩略，摘其大要，撰成《越鉴通考总论》1卷，全文6500个字，概述了远古到后黎朝初的越南历史。文章草成之后，备受推崇，是流传至今的唯一的未被他人改动的文字。再其后范公著、黎僖等续编《大越史记全书》时，均将此文录于全书卷首，可见此文的重要性。

 

杨文安：《乌州近录》

杨文安，莫朝时人，景历七年（1555）作《乌州近录》6卷，内容为顺化（乌州）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城市、官制、人物等，属方志类书籍。

 

范公著：《本纪实录》《本纪续编》

中兴黎朝景治三年（1665），权臣郑柞命大学士范公著等十三人，校订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并续编太宗到神宗时期的史事。经范公著等人之手的“正史”分四部分：《外纪全书》与《本纪全书》，继承融合了吴士连、武琼的著述，依然编为15卷；《本纪实录》（5卷，1434-1532）与《本纪续编》（3卷,1533-1662）为范氏等人所作，前者是根据吴士连《三朝本纪》、武琼《四朝本纪》的手稿修订而成，记载太宗至莫朝初期史事，后者是根据“野史”及“国朝遗编”整理而成，记载庄宗到神宗间史事。至此范氏《大越史记全书》成，共23卷。

 

黎僖：《本纪续编追加》

黎僖，进士出身，刑部尚书任内，权臣郑根父子命其修史，熙宗正和十八年（1697）告成。黎僖等人对之前范公著所修之史著进行全面整理，并追加了玄宗到嘉宗的十三年史事（1662-1675），编为1卷，名为《本纪续编追加》。黎僖将24卷的《大越史记全书》定稿后，于是年将其正式刊刻出版（“正和本”）。

 

黎贵惇及其史著

黎贵惇（1726-1784），字允厚，号桂堂，是后黎朝著名学者、政治家。他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在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被称为“越南王安石”、“越南封建社会时代最大的博学家”，“唯一掌握了十八世纪越南社会可能有的各种知识的学者”。

《黎朝通史》，又名《大越通史》，是越南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黎利蓝山起义到莫朝建立的历史（1418-1527），全书共30卷，今本残缺不全，仅存黎太祖本纪、艺文志、列传若干。

《黎朝功臣列传》，黎贵惇为黎朝功臣黎石、阮翅等19人作的小传。书前有目录，书后有黎太祖小传。今存抄本一种。

《抚边杂录》，是黎贵惇于景兴三十七年（1776）在担任顺化协镇的6个月间所作，共6卷，内容为顺化、广南两地的历史地理，包括山川、物产、风俗、人物、城防、道里、政治经济外交制度等。今存印本。

《群书考辩》，内容为中国夏商至宋代历史与人物的考证评论，成书于1757年。是一部史评著作，共四卷。今存抄本三种。

 

吴时仕：《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大越史记前编》

“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截止到1675年，之后直至后黎朝灭亡为止的历史，后黎朝与西山朝的史官一直都有接续编撰，只不过并未正式出版。现存这部分“续编”的抄本，共有14种，分藏于越南与法国。在后黎朝后期及西山朝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的编修过程中，吴时仕、吴时任父子，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吴时仕著有《大越史记前编》17卷，外纪7卷，本纪10卷。叙述鸿庞至属明之间的历史，其中有不少吴时仕的史评与考证。今存印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越南史专家陈荆和主持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将“正和本”与其后之“续编”内容合为一体出版，后被称为“校合本” 。201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标点校勘本《大越史记全书》，该版以现存各种版本为基础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郑怀德：《嘉定城通志》

郑怀德（1765—1825），字止山，先世福建人，于明清鼎革之际避难南投。郑氏学问博洽，为人谨慎，好诗文，与黎光定、吴仁静并称“嘉定三家”。《嘉定通志》是一部越南南方的地方志，叙述嘉定城的各镇沿革、山川、物产、疆域、风俗、华侨等事宜，面世后备受推崇，成为其后《大南实录》、《大南一统志》等官书的重要参考。明命之后，前往南方赴任的官员，无不读此书后莅任，重要性可见一斑。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戴可来、杨保筠点校的《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内中收录此书。

 

黎光定：《皇越一统舆地志》

嘉隆五年（1806），兵部尚书黎光定作为总纂修官的《皇越一统舆地志》成书。黎光定为“嘉定三家”之一，文史地之学造诣颇高，此书在体例、结构、史料、文辞上都经黎氏手定。内容上，该书分三部分：北城（北方）、嘉定镇（南方）、富春京（中部）。叙述上分别以驿路为线索，历叙驿路沿线之历史、沿革、道里、治所、风俗、山川、土产等事。全书分十卷，前五卷名为《xxx驿路》，后五卷名为《xxx实录》，前者按驿路延伸记叙，后者按驿路之支脉延伸记录。该书以嘉隆五年为单位，共时性的描述了“当下”的政区面貌，保存的丰富资料，成为后来编修志书的重要资源。2014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此书作为“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之一种出版，全两册。

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

潘辉注（1782-1840），出身于越南著名的书香门第，外公吴时仕、舅舅吴时任、父亲潘辉益皆是名重一时的文史大家。潘氏曾两度出使中国，尽管仕途坎坷，但在学术文化上，成就巨大，传世的《历朝宪章类志》为越南不朽的名作。1821年，潘氏将该书进奉朝廷。全书分为10志，49卷。书前有“序言”、“序引”、“凡例”、“目录”四部分。10志为：舆地志5卷（1-5卷）、人物志7卷（6-12卷）、职官志7卷（13-19卷）、礼仪志6卷（20-25）、科目志3卷（26-28卷）、国用志4卷（29-32卷）、刑律志6卷（33-38卷）、兵制志3卷（39-41卷）、文籍志4卷（42-45卷）、邦交志4卷（46-49卷）。该书为越南唯一的“类书”，是研究后黎朝历史的基本材料，全书征引广博、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史论“独断”。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2061。

 

《大南实录》

是越南阮朝的官修编年体史书，仿明清实录，共584卷。大南是明命十九年（1838）所定越南国号。

嘉隆十年（1811），嘉隆帝阮福映下令纂修本朝实录，明命二年（1821）设立国史馆，加大编修力度。此书分前编与正编。

 

前编：

绍治四年（1844），以广南阮氏12主为视角记载中兴黎朝历史的《大南实录前编》12卷出版。

 

嗣德五年（1852），《大南列传前编》6卷出版。

 

正编：

嗣德元年（1848），嘉隆朝实录（1778-1819）《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世祖高皇帝实录）》60卷出版。前16卷记阮福映与西山朝的斗争。余下为嘉隆朝史事。

 

嗣德十四年（1861），明命朝实录（1820-1840）《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220卷出版。

 

嗣德三十二年（1879），绍治朝实录（1841-1847）《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宪祖章皇帝实录）》74卷出版。

 

成泰元年（1889），《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嘉隆朝）》33卷出版。

 

成泰十一年（1899），嗣德朝实录（1847-1883）《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翼宗英皇帝实录，附废帝协和帝实录）》71卷出版。

 

成泰十四年（1902），嗣德末至建福朝实录（1883-1885）《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简宗毅皇帝实录，附咸宜帝实录）》9卷出版。

 

维新三年（1909），《大南正编列传二集（明命、绍治、嗣德）》46卷出版。

 

维新四年（1910），咸宜至同庆朝实录（1885-1888）《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景宗纯皇帝实录）》12卷出版。

 

《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附编（成泰废帝附编、维新废帝附编》29卷与《大南实录正编第七纪（弘宗宣皇帝实录）》10卷，并未出版，仅有写本。记载1889—1926年初的37年历史，内容包括：越法关系、潘佩珠等人的革命活动、逐步取消汉字的过程。

 

日本越南史专家松本信广教授，于1933年去越南调查，访问了顺化皇宫，在法国学者的帮助下，通过学部尚书范琼，复印了《大南实录》。回到日本后，由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共20册。现今国内流传的基本是“庆应本”。笔者于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翻看过，字迹清晰，质量尚好。

潘叔直：《国史遗编》

潘叔直（1808-1852），绍治七年（1808）探花，颇有文名。本书为潘氏在嗣德四年（1851）奉命前往北圻收集遗书后所作，属私家编年体史书。全书分上中下三集，内容包括嘉隆、明命、绍治三朝46年（1802-1847）之史事，从地域上看，多记北圻之事。因潘叔直，受嗣德帝器重，曾在内阁服务，对阮廷之事了解详悉，故《国史遗编》某些记载颇具可靠性。可与《大南实录》互参。1965年，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由陈荆和整理的《国史遗编》。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53卷，卷首1卷，前编5卷，正编47卷，是越南阮朝官修的编年纲目体通史，起于远古终于黎愍帝（1789）。

嗣德九年（1856），阮翼宗下令成立修史班子，潘清简任总裁。潘清简，祖籍中国福建，祖上于明末清初播迁越南南方，进士出身，被称为“南方进士第一人”、“文章一代之尊”。在潘氏担任总裁的四年里，确定了《越史通鉴纲目》的体例并完成了初稿。此后，阮翼宗曾5次派人对该书初稿进行检核、校对，并亲自审稿，加批注。成书过程中，参与审校修订的阮通和斐约，贡献最大。经过了28个春秋，《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于建福元年（1884）最终告成并刊印。

该书是集体合作完成的“国家项目”，前前后后有48人参与其事。体例借鉴了宋朱熹《通鉴纲目》、元金履祥《通鉴前编》、明南轩《通鉴纲目前编》，内容上分：纲、目、御批（嗣德帝批注）、注（各种解释）、谨按（考证辨析）、史评、附录7部分。史料上，广泛征引当时所能见到的一切中越史籍，不少征引的史书，目前已然不存，这使得该书在史料上弥足珍贵。历史分期上，修正了吴士连所定泾阳王、雒龙君为起始的观点，确定越南民族以雄王文朗国为始。笔法上，严格恪守正统观，运用“春秋笔法”。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建福元年（1884）刻本。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第三辑·史部·[伍-柒]收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阮通：《越史纲鉴考略》

阮通（1827-1884），越南爱国知识分子。嗣德二十九年（1876），阮通奉旨复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草稿，对于其中不妥之处，逐一考辩，三个月后，在完成复检工作的同时，编成《越史纲鉴考略》一书。该书共7卷，卷1前编、卷2正编、卷3安南、卷4林邑、卷5真腊（扶南附）、卷6暹罗、卷7南诏（哀牢附）。写法为，首先摘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原句，其次征引各种史料，最后阐发自己的看法。内容包括历史事件、地理沿革、典章制度等。透过该书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研究《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阮通在征引资料时，基本都注明出处，这种科学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是阮朝官修的政书，将阮朝中央各部门档案文献进行汇编，体例仿照《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全书分三次编写，正编一部，续编两部。

正编编写于绍治三年（1843），嗣德五年（1852）告竣并刊刻，汇编了嘉隆元年（1802）到嗣德四年（1850）的官方文献。总共264卷，目录2卷，正文262卷，主要内容为机密院、集贤院、六部等中央部门的档案文献。

续编第一部编写于成泰元年（1889），完成于成泰七年（1895），汇集了嗣德五年（1851）到成泰元年（1889）的档案文献。此部分并未出版。续编第二部编写于维新八年（1914），成于启定二年（1917），收录成泰二年（1890）至维新八年（1914）的官方文献。国史馆将两部续编一起刊刻出版，共53卷。

《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正续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法国远东学院藏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大南一统志》

《大南一统志》为越南阮朝官修之全国性地理志书，体例仿照《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分“嗣德本”与“高春育本”。

嗣德本：嗣德二年（1849），由裴柜倡议编写《大南一统志》，至嗣德十八年（1864）完成。全书包括了越南全国京师及二十八省两道，以省为单位进行记载，并附有外藩诸国传。该本后屡有修补，但并未出版。

高春育本：此本于维新三年（1909），在时任国史馆总裁高春育运作下刻印，但因当时越南被法国分解为三部分，故刊刻的部分只为阮朝所在之中圻。该书共17卷23目，记载了各省的疆界和沿革，以及山川形势、气候、城池、户口等等。

201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嗣德版《大南一统志》

《大南一统志》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嗣德版·法国亚洲学会藏抄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同庆地舆志》

《同庆地舆志》是越南最后一步地理志古籍，阮朝国史馆修，约完成于1886年前后，并未刊印，只有写本。全书25卷，与《大南一统志》相比，《同庆地舆志》有如下特点：以县为独立单元进行描述；不注重历史沿革及人物事迹的介绍，更专注于现状的描述，“当代性”更强。1943年，日本东洋文库从该书中复制314幅地图，取名为《同庆御览地舆志图》，分上下予以出版。书中含有山本达朗《关于安南的地志——同庆地舆志解说》一文，解说详尽。

 《皇越一统舆地志》《大南一统志》《同庆地舆志》被称爲越南阮朝三大官方地理志。

潘佩珠：《越南亡国史》

潘佩珠（1867～1940），越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革命家，一生从事抗法运动。1905年，潘佩珠前往日本争取援助，结识了梁启超，在梁任公的启发资助下，编写出版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全书分为四部分：“越南亡国原因及事实”、“国亡时志士小传”、“法人困弱愚瞽越南之情状”、“越南之将来”。此书编写目的无疑是唤醒越南民众，团结一致，摆脱法人殖民，争取独立，是殖民时代颇具典型性的一类史书。邵循正等主编《中法战争》（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版有收录此书。

 

陈重金：《越南通史》（《越南史略》）

陈重金（1887—1953），越南史学家，出身于儒教家庭，汉学素养很高，曾留学法国，一生著述甚丰，政治上效忠阮朝，是阮朝的“末代首相”。《越南史略》成书于1917年，是越南人运用拉丁化的越南文字自编的第一部通史，后经陆续修补，下限直到1945年的八月革命。全书分为5卷53章，有简明扼要、史料翔实、平铺直叙等优点，但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评价不够客观，甚至还为法国的殖民侵略作辩护。1992年，商务印书馆版出版由戴可来翻译的《越南通史》，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