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中国古代都城)

成熟阶段

西周定都丰镐以后，丰镐两京成为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第一座城市，《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关于周代 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 后市。经典记载丰镐内宫室朝寝宗庙建筑街衢井然 ，《诗·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筑城伊，

作丰伊匹”；“维丰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这里，不仅记述了周文王伐崇胜利后营建丰邑并自岐邑迁都丰邑以及武王宅镐的史实，而且表明丰邑是有坚固的城垣和护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讲述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大雅．皇矣》中，称“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坚固城墙的；“作丰伊匹”表明丰邑堪与崇城相匹敌。《诗·大雅》载：岐邑“立皋门，皋门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并具有高大对称的城门。至于西周王朝苦心经营200多年的镐京，无论是规模和形制，与岐邑、崇城和丰邑相比，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传》昭四年云：“康（王）有丰宫之朝。”《诗·小雅·巧言》载：“奕奕寝庙，君之作之。”《诗·大雅》载：“宫，肃肃在庙。”一些西周金文亦载宗周（镐京）有宫室庙堂。这些文献不仅表明丰邑和镐京内建有宫室、朝寝和宗庙建筑，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镐京），则至于丰。”从周成王自镐京徒步至丰的记载来看，丰、镐应是相距不远的。近代学者从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考释，西周早、中期诸王曾在丰邑执掌政事和主持各种典礼来看，虽“武王宅镐”以来政治中心迁至镐京，但丰邑还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对丰镐考古建树颇丰的胡谦盈先生称“所以史家向来将丰、镐并称，或说二者是周都双城，是很有道理的。” 　郭沫若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京”考释为丰京，卢连成先生将西周两片甲骨刻辞中带“草”字头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释为镐京之“镐”。无独有偶，植物学上“丰、镐”二字原意就是生长在丰水两岸长势茂密的草本植物，作为跨丰水的周都双城动土前原应有此等荒野景观。西周丰镐两京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成熟阶段。

发展阶段

秦定都咸阳，可谓是战略意义重大。为横扫六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从而也拉开了秦王朝封建集权统治的序幕。随着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秦不断地把六国的宫室复制在咸阳北塬上，造成咸阳虽宏伟壮观却缺乏统一

规划的混乱局面，统一以后，战略重点由战争转向经济文化建设，秦王朝开始对城市建设的布局进行调整，总结并继承前人的经验，把“象天法地”作为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赋予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内涵，使咸阳的整体布局与天象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具有其鲜明的结构特征。

一是与自然天象的和谐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宫渡渭，……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三辅黄图》记：“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营室对应阿房宫，阁道对应横桥，天汉对应渭水，紫宫对应咸阳宫。与星象位置对应的还有城中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等。就这一点面言，秦所设计的咸阳城是对其前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作为“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秦都咸阳，早在建都前，就以其“被山带河、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观引人瞩目，闻名遐迩。渭城古渡被当时称为“天下第一大渡”，当时百姓俗称其为“水旱码头”。从其地理形制上看，秦都咸阳不仅为辖制关中、辐射全国的要冲重地，更是发展经济、富民强兵的“天府之国”。

二是规模的宏大与开放性。作为“中国第一帝都”的咸阳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考古工作者依据史料记载，对秦咸阳故城进行了多次的调查，踏查总面积达165平方公里。但至今未发现咸阳故城的城郭遗迹。已确知咸阳城

有内城和外城郭，而非内、外城，因此它的整个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

三是城市布局的科学性。自秦孝公至秦惠文王，咸阳城分为三大部分，城区集中在渭水以北，东部为宫殿区，西南部为工商、居民区，西北部为陵墓区。其中在二道原以下的河滩阶地，东西约四五公里的空间，分布着手工作坊和生活区。官营作坊在宫殿区的附近，民间作坊在离宫殿之西五六里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考虑到旧城规模太小，而人口日益增多，便将市区由渭河北面跨过渭河，向南发展，其秦都咸阳的城市规划甚至囊括了整个关中地区。渭水以北广大地区有六国宫室群；渭水以南地区有章台宫、阿房宫为中心的建筑群等，整座都城均以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沿着渭河两岸绵延伸展。咸阳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都城其城市整体而已体现着秦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许多方面都把战国以来的城市建设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既有庞大的宫殿群显示皇权的威严，又有壮观的市容市貌标示都城的地位；既有绝佳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文景观的依托，又有营造的人文景观反衬自然景观的秀丽。既是秦王朝封建统治者穷极奢侈的明证，又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四是建筑风格的包容吸纳性。秦始皇在城市建设上却表现了前人未有的兼容和开放，尤其是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每灭掉一国，都将其宫室而已描绘成图案，然后在咸阳北原仿型建造，形成了一个风格各异，争奇斗艳的庞大建筑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坐之咸阳北坂上。”写仿并非照搬，只是临摹其主体建筑的风格。秦宫建筑群的风格仍然体现了以秦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才有了唐代诗人杜牧“秦王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漪罗”的诗句。

奠定时期

《汉书·翼奉传》云：文帝时，汉长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诸离宫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选室、温室、承明耳”。《三辅黄图》说：“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宫，“汉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宫，“高帝时制度草创，孝

汉代长安图

武增修之”。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既然汉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汉长安城规划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

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庙记》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古今注》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史记正义》：“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有关汉城的北斗与南斗说，见于《三辅黄图》卷之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一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见，六朝时期已

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史记·天官书》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诗·小雅·大东》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

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

汉武帝个人思想信仰和汉城营建的关系。《史记·孝武本纪》说：“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见五峙。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观”。“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长安东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也。”“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诏“其令天下尊祀灵星焉”。后因柏梁台发生火灾，听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之，用胜服之”的建议，“于是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的一生不但与神仙、巫祀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汉城的大规模营建活动相始终。

《三辅黄图》说汉武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范围虽无详记，但根据文献推测，东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达终南山，西跨沣河。汉武帝时期，一改汉高祖之“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之”的诏令，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成为“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内的离宫别馆达一百余所，都是“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西都赋》）。

巅峰时期

隋大兴城的整个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隋代初年， 宇文恺在建造大兴城时， 对这里进行了别具匠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这里开辟为“曲江”风景区。关于宇文恺为什么在城东南开曲江池的原因，《雍录·唐曲江》中解释为：“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王维坤先生从中唐权臣郑注所说：“秦中有灾，宜兴役以禳之”来推测，隋初宇文恺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显然也是出于“厌胜”的目的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风水倾向东南，皇宫、太极宫设在北部中侧，在地势上总也无法压住东南，应该采取“厌胜”的方法进行破除，如把曲江所在的凹陷挖成深池，并隔于城外，圈占成皇家禁苑，成为帝王的游乐之地，这样就可以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气不受威胁。王维坤先生还探讨了这一思想的其它方面的理论依据，即《列子·汤问》《淮南子·天文训》《论衡·论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献的记载。　综上所述，关于隋大兴城的总体规划思想归纳为《周易》“六爻”思想、“强化王权”思想、“天体设计”思想以及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所表现出的“厌胜”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又可归纳为“法天象地”、“强化王权”思想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在西安故都的辉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隋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 更在于它是一个在不甚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化弊为利，将理想化的设计发挥到极致的建筑杰作。其规划思想更是我国历史的宝贵财富。

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经过发展，形成了“非均衡对称性”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大明宫等建筑物的兴建上， 而促使唐朝统治者对长安城进行重新规划的原因，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唐长安城“从宏观地形到微观地貌，体现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尊重与充分利用”，唐代对长安城进行局部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因地制宜”。唐长安外郭城的规划布局主要受皇宫、皇城所处位置及当时的等级观念、生活习俗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唐代前期与后期百官家庙分布地域的研究， 唐代官私家庙在长安城中的布局明显受政治及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唐长安城内官私家庙的规划思想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因素而定。唐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中央集权，突出政治军事职能，商业性质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