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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贺泽劲、阿勇 图/柯皓、肖文松、韦宝玉、李坤、李显锋、孟心、陈勇、《中国周刊》记者杨剑坤  武汉二七长江大桥，这是一座不影响珍稀水生物洄游的大桥。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就洗不净马桶盖，90年代身心受害。”是曾经生活在山青水秀的江南地区的老人的顺口溜，也是长江水质遭受污染的直观写照。 长江的中下游是我国利用长江优势推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地区，特别是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密集，工业排放总量巨大，远远超出长江的负荷。沿岸居民企业，长期对生活垃圾和工业排污的处理不到位，使得长江水质一天天地变坏。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闻名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可由于缺乏对水体保护意识，这里的工业初创起步期，许多工厂曾将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入江，使太湖流域、长江水体、内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如今，虽有严格的环境保护法令法规，但一些无良企业利欲熏心，偷排问题时有发生，偷埋有毒有害废弃物的现象也难以禁绝。  长江两岸重化工企业星罗棋布，华夏母亲河，正深陷“化工锁江”困局，水安全警钟时时敲响。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2016年12月12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从2005年至2015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在2005年为296.4亿吨，至2015年增加到346.7亿吨（不含火电厂直流式冷却水和矿坑排水368.5亿吨，不含西藏废污水排放量）。 除工业污染之外，由农业生产、养殖业、生活污水排放等带来的水体富营养化，也是非常棘手的长江生态问题。曾是通江湖泊的巢湖、太湖，与长江阻隔后便沦为富营养湖泊，时刻提防蓝藻暴发便成了日常任务。蓝藻几乎成为了太湖的“标签”，当地每年基本上都要花半年时间用来打捞蓝藻。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导致无锡全城自来水断供，2015年太湖蓝藻再次爆发致使周边数公里都闻得到蓝藻的腐臭味。连向来一湖清波的鄱阳湖，近年来也感受到了蓝藻的威胁。科考人员发现，2013年鄱阳湖蓝藻水华分布区域较前几年有大范围增加，同时还在鄱阳湖一带，发现了湖底因含大量营养物质，已开始从沙质变成了以淤泥为主的地质。  久负盛名的长江航运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船舶尾气排放、污水和垃圾直排及搅动重金属底泥等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环保部数据显示，内河船舶60%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其中大部分使用船用燃料油，尾气成为沿江城市重要污染源。相关研究认为，长江上有约20万条船舶常年运营，每年产生的含油废水、生活污水达3.6亿吨、生活垃圾7.5万吨，如不遏制直排将对水环境构成严重威胁。长江流域干流和支流的许多河段都存在底泥重金属污染问题，航运则是底泥污染的最大诱因，含有汞、铅、砷等重金属的底泥被船舶螺旋桨搅动产生的污染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类生物神经、排泄、运动、生殖等系统会造成严重损害。  工业、垃圾、用来运输砂石的过驳船、太湖蓝藻等污染，是长江流域最严重的生态问题。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长江是一条生命的纽带，长江及其流域拥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群落、物种，数量在中国七大流域中居于首位,流域内分布着多个具有国际和全国意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分布中心，其中国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20个，占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50个）的40%。 从江源到河口，长江有如一条美丽的水晶珠琏，将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联缀成一个生机盎然的“天然物种基因库”。长江流域有上千种物种，拥有水杉、银杉、珙桐等孑遗植物及大熊猫、金丝猴、白鱀豚、扬子鳄、朱缳等长江流域特有的古老珍稀物种。 长江同时也是重要的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基因库，长江水系(包括湖泊)有鱼类378 种，约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 33%，居中国各江河鱼类资源之首，其中特有鱼类的数量约170 种。长江流域的天然捕捞产量曾占到全国淡水鱼总捕捞的60%以上，是我国淡水鱼最重要的产区。”对长江鱼类的家底，王利民如数家珍。  捕鱼的“迷魂阵”，因对长江鱼类繁殖造成极大的危害，已被渔政部门明令禁止。 然而，竭泽而渔的过度捕捞，非法的酷渔滥捕，使得长江淡水渔业成了稀缺资源，近年来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监测数据徘徊在1亿尾左右，仅相当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监测量的0.3%。当全国淡水产品的年产量达3100万吨以上，长江天然水域捕捞年产量却不足10万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鱼类专家曹文宣早在2006年就为此呼吁“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让长江鱼类休养生息，应在长江实行长期禁渔，至少休渔10年。” 王利民现任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专职副理事长，该基金会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和38位湖北项目中心会员一起发起，他还是一名保护生物学博士。工作中，他在一线接触到长江不少的环境问题。上世纪末，受到工业发展、人口增加、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长江流域的水质环境变得恶劣起来，全流域只有一半的水功能区达标，而水质的变化影响到生物的生存。“长江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常常用岌岌可危来形容。每个年代都有我们熟悉的珍稀水生动物从长江消失。”王利民看到许多物种因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最终走向灭绝：  电捕鱼、滚钩、网围、布围铺天盖地，这是对鱼类资源实行的毁灭性捕捞， 给处于极“ 濒临”状态的江豚造成极大的威胁。 鲥鱼在上世纪50年代曾有54.7万吨的产量，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从长江消失； 本世纪初的2002年及2003年，在南京及宜宾都报道误捕到白鲟，但到现在白鲟都没有回到过人们视野； 白鱀豚在1980年代初还400多头，1990年调查时有200多头，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 长江江豚2012年调查有1040头，但在以13.7%的年速率下降。 ⋯⋯⋯⋯  从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资源衰退情况不难看出，长江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在恶化。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全域性的，比如，上游是长江的特有鱼类的主要分布区，而上游特有鱼类的约40%为受威胁物种，通天河中的长丝裂腹鱼、裸腹叶须鱼、中华鮡、黄石爬鮡等已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长江中下游的鱼类大幅度减少、很多珍稀鱼种濒危或灭绝，因为水利工程对长江干流及鄱阳、洞庭两湖豚类和长江干支流一些珍稀濒危鱼类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已建成的数以万计的水电站对许多鱼类栖息的水文情势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阻断了不少鱼类的迁徙通道，很多鱼类的栖息地被片段化，河流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于单一，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均急剧减少，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直接影响到生物的多样性。 对造成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原因，王利民认为：“表面上看都是水利工程建设、挖沙、排污、航运、非法渔业等人类活动，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意识和参与。”  站在NGO组织工作人员的角度，王利民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化参与需要考虑影响更多的企业、企业员工及上下游客户等成年人参与，因为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和了解非常重要，他们的改变，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可以带到工作实践中，直接影响他们的生产行为，实行传统生长的转型，尽最大可能减少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面对有如慈母般哺育了我们的长江，我们也许还应该从一句古印度格言中吸取智慧：“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无法用停止发展来解决生态问题，但我们能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长江，是我们向子孙借来的一笔巨款。绿色发展就是对长江保护的最好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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