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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若：今天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本科93班毕业20周年的日子，毕业之后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经历了磨难，经历了挫折，他们站住了，他们还会朝前走。 1. 回顾这二十年，国产影视有哪些重大的改变？ 汪海林：我们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影视的商业化的一个开端，这二十年的整个经历起起落落，有政策端的变化，有市场端的变化，应该说是看到了太多的潮起潮落，叫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更加地意识到原来在中戏，包括在93班学到的，就是以经典叙事为基础的一种创作原则，以及个人化的表达，融汇在艺术创作当中也好，商业化的叙述也好，这个是一直在坚持的，我觉得这个坚持是有益的，而且生命力会更强。 郭俊立：以前就更精英一些，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更平民化了，但是本质上没啥区别。 曲士飞：我觉得去看电影的人多了，关注电影的人多了，电影的市场和票房在不断地放大，人们的需求也在变得多样化，所以这给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变，因此，市场的放大其实不仅仅是票房，而对于创作本身，对于我们本来关注的那些创作的点，都有机会，我觉得这是机会的一个时代。 2.导演和演员在名和利上比编剧有更大的回报，您是怎么理解编剧这一角色？ 汪海林：我们如果做得好比他们回报更大，而且是精神上的回报，因为我们是精神产品的最重要的创造者，要我跟他们换我是不会换的。 兰晓龙：我觉得编剧是非常满足我自尊心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职业，就是说导演、演员都很重要，而且我有很多这方面的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互相之间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唯一一个，编剧是啥也没有，你从中间把它拿出来以后让它变成真的，这一点是非常满足我的虚荣心的，而且我不管你们挣得多不多，说真的，除了我们这个合作行业，我比较同情他们的创作环境，因为一旦他们进入创作的时候，在旁边就是几百双眼睛瞪着，只有编剧他可能是在一个，就是说它是最接近一个原始创作的行业，所以我们会分为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当然有时候这种事情做多了也会觉得很寂寞，一个编剧一天到晚自己憋在那干活，所以每每剧本写完以后，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跑到现场去捣乱，把这个剧组搅得鸡飞狗跳，然后我是非常快乐的。 郭俊立：当然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你干这个职业本身就附带着你要隐忍自己，你要忍受孤独，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吧，作为一个编剧就是要成为幕后，没什么可商量的，你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刘礼贤：我觉得我在93班上学的时候受了很多系统的训练，其实不局限于写作和阅读，包括有表演，我们还有导演课，然后这对我自己后来转行做导演特别受益，就包括毕业那几年，其实我自己是先做的话剧导演，然后做了影视剧导演，因为我觉得影视的导演可能第一位的还是讲故事，就尤其在电影里面，商业类型片，然后现在的这些一线的大电视剧，其实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讲故事，然后第二位的才是，比如说跟演员的表演，然后还有工业水准，视听这些，然后还有制作水准，那么我尽可能做到一个导演没有短板，那么其实它最大的核心还是讲故事，就是它的叙事技巧，然后是视听语言的讲故事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从93班沿袭下来的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受益。 曲士飞：我不这么认为，利可能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具体数字，但是导演和演员好像也还是有差距，所以人不能和人比，那么从名上来说呢，大家在乎的都是虚名，而实际上对于编剧来说，我觉得自己的内心要有一个平衡器，要好好地衡计，你到底在意的是哪个名，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认同，是周围人、那些起哄的观众、业余的人对你作品的认同，还是那些真正懂得作品的人对你的认同，所以这几个名层次是不一样的。人们常说编剧是幕后英雄，我们是台灯下的哨兵，我前一段时间说过类似的话，我说编剧既是战士，也是勇士，还是谋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忠诚于自己创作的人。 3. 您做编剧的初心是什么？ 兰晓龙：你觉得我可能去考表演系吗？不可能。导演系呢？台词不过关，考过，但是一朗诵老师就抬头了，本来没正脸看我，立刻正脸看我了，说老师我的台词是不是很菜，他说对呀，反正就这样吧。 郭俊立：跟今天不一样，那个年代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希望上一个电影学院、中戏之类的，我也不例外，也并没有什么更特别的，就直接考了，反正还挺幸运。 高大庸：当时没有学上，就考中戏了。 刘礼贤：因为我父亲就是做编剧的，然后之前老的电视剧《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他都是编剧，然后我可能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后来就选择做编剧，因为身边、附近很多朋友也都是搞文学、搞编剧的，所以可能是从小受的影响。 曲士飞：其实所谓编剧，我最开始还是因为对文学感兴趣，选择了这个专业，所谓初心真的就是戏剧时代，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想法，而且当时具体考试，其实是和同学较劲，跟传说的一样，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想考，我觉得他不如我，我就想试试，就这样考上了。 4. 我们还能回到94年那个巅峰的时代吗？ 汪海林：我不知道94年是最伟大的时代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当时出了一些好作品？因为当时从商业的角度上讲，商业影片是刚刚开始，而且很快到了96年进入了一个低潮，从政策端也好，从市场端也好，都进入了一个低潮，我们入行的时候，电影市场基本上是最低潮的时候，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电影市场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二，而且很快会超越北美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的创作人、电影人的努力、不放弃的必然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也有信心做好中国叙述、中国表达，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去跟好莱坞的作品抗衡，当然这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个周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坚守文化立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基本的文化立场，现在有些作品，包括大IP或者是什么，照搬的是西方的叙事、西方的戏剧结构，放弃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立场，最终这是走不远的。 刘礼贤：我后来毕业以后，正好自己也转行做了导演，还是想把自己的原创内容做得更好，然后从话语权的角度，可能导演能把一部原创构思的作品做得更好，现在的环境，其实从市场的盘子还有总体的这个体量，已经远远超过94年，因为在世界上都是很强的了，但是我们产品的级别，我们现在整个电影作品的原创力不够，然后产品的整个艺术水准还比较差，我觉得职业编剧还有职业导演，可能还应该在商业类型片上，做更大的这种突破，然后做出更好的原创作品。 曲士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发疯的时代，发疯和巅峰是有区别的，从发疯回到巅峰，需要一个漫长的理性和冷静的过程，当然所谓回到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回不到了，我们只能想着去开拓一个新的时代，摆脱这个发疯的时代，去创造下一个巅峰。 5. 对现在做编剧的年轻人说点什么？ 汪海林：年轻编剧就是，我觉得多读、多写。 兰晓龙：别去迷什么偶像，而是更多地想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形象来表诉你想说的话，我其实也接触到一些年轻小孩，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像一个没有开口的茶壶，别去说什么大师不大师了，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大师，但是每个人都想做大师，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去想过，因为那时候真的被逼的就是基本功，多看和多写，就是这样，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我们的老师也不会要求我们，你必须是斯坦尼体系的，必须是梅耶荷德的，必须是布莱希特的，没有这一说，你把基本功打好，剩下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教学本身也不会承担这些东西的。 郭俊立：如果你想干这个，你就要多写，只有不断地试错，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编剧找我，我就跟他说写出来，只有写出来你才能发现问题，你不写出来永远在脑子里，就永远发现不了问题，所以编剧没别的。 汪海林：我觉得将来的趋势就是，作为创作人，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戏剧也好，要走向一个艺术与商业的结合，那么将来包括我们艺术院校的培养，也应该着重往二者的结合，就是除了经典叙事、现代叙事之外，还有商业叙事，这些几方都要并重。 高大庸：艺术的话，作为编剧，肯定是个人表达，作为一个艺术产品，或者是一个文化规律产品，电视剧必然的要跟观众有个共鸣，就是说需要观众来接受，在这中间你去找一个最大的交集，来创作这个作品，如果有的想法是特别小众的，那就可以把它做成话剧，或者是写成小说，你得采取其他的样式，这个方面肯定是不能太任性，你肯定要考虑市场接受度，但是这个市场接受度还是跟刚才那个有关，就一定是作品本身赢得观众好感，而不是恰巧弄出来的。 兰晓龙：我从来不纠结，你做一个东西，你需要把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但同时你要在商业着陆，唯商业和唯艺术都非常可怕，甚至唯艺术比唯商业还要可怕，但是这两个东西都非常可怕，你不要做一个唯艺术的也不要做一个唯商业的，它有一个中衡点，而且实际上比如说你拍个戏的话，你不能在商业上着陆的话，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想法，我会觉得就是说，你要是上天入地，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应该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合作行业，你应该去画画什么的，那个都好办，做我们这个不行，你拍完一个戏以后，你整个戏甚至连播出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你这剧组搭几百弟兄怎么办，人家不光是等着靠你这东西挣钱，他也要有作品出现的，因为我们是很多行业合在一起的，所以是绝对不可以那样的。 刘礼贤：这个就比较难了，可能得把握一个度，这种做法其实是最难的，中国电影里头为什么没有一些好作品，一个是我们工业环境不像好莱坞，可能我们还得再经过多少年，然后做产业升级才能达到那种程度，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做那种又有文学性、又有艺术性、同时又有商业性，找到非常好的平衡点，这样的作品是最难的，那么我们现在是力求做到这样，而且我觉得中戏的这些毕业生应该要有一个文化坚持，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文艺作品太低俗化，或者像IP泛滥以后的 粗制滥造和低俗化，还是要有一些文化坚持。 郭俊立：当你没有混出来的时候，你是被别人选择，你混出来了之后你就选择别人了，其实不存在博弈，因为现在比方说，我一直写电影，而且写的电影都卖钱，所以后来我说自己导一个电影，然后投资方说可以，也不看剧本，然后花了四千万拍一文艺片。 6. 你在93班获益最多的是什么？ 汪海林：教学上，当时黄老师每天在宿舍待到夜里十一点，他认为艺术教学是一种一对一的，是渗透在生活中，每一次谈话、聊天，都是教学，整个四年他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上过课，那么也等于他天天在生活中给我们上课，对于我们的人格培养，不光是知识体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在人格培养方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得一直感恩，同学之间我刚才也说了，确实是一群奇葩从全国各地聚到了一起，大家有一种艺术家之间，当时不是艺术家，但是是一种艺术家雏形，或者说是艺术家的胚胎，之间互相的碰撞、互相的交流，甚至是互相的冲撞，我们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这个班的氛围也非常好，人际关系经常有的时候很紧张，但是它更容易产生艺术家。 高大庸：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对教学比较严格，他的课程设制，我觉得比较科学，大规模、大阅读量的训练，比如说写作，每周有三篇作业，每一篇都要谈，都要分析、都要聊，然后包括阅读、评论，尤其是阅读这一条，经典阅读是主课，不及格就开除，我们班有两个就开除了，就是给你开的书单必须得全部读完，而且要理解，我觉得这种训练对我们班整体其实提高很大，其实中戏招生，每一届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作为入学的新生，但是四年的训练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郭俊立：其实我们在这四年当中，最大的收获其实是那种填鸭式的、强迫式的那种训练，这些训练在当时看起来开始是挺痛苦的，但是这些痛苦的东西最后都是化成了故事。 黄维若：我跟同学们二十年前的这一段日子是我生命当中最幸福、最快乐、最有色彩的一段时光。今年回忆起来，让我无限的留恋。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大家每天谈的都是创作，都是戏剧，每天都生活在戏剧和创作所带来的这样一种情境当中。真的是一种再也不会重复，再也不会重现的这样一种日子。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作品成为中国影视、戏剧当中的经典作品。这说明当年在学校的这个教育是成功的，这说明他们的基本功是好的。这说明他们对于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他们对于作者怎么样来把握自己，怎么来做一个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市场来进行创作服务的这样一个角度把握得非常好的。他们做的东西无论多么样的娱乐化，后面总是有学术的色彩。这就是九三班的特点。这个九三班回过头来说他们那么浪漫、那么青春、那么生活过得充满着这个笑容和这种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但是是非常艰苦的。他们那个是每周要交一个作品，没有间断过。每周必须看多少多少剧本。二十年一瞬间就过去了，很多事情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我怀念昨天，我怀念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希望93班的同学一路走好，取得更大的成就。 微信ID：siweid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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