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者，教化百姓的人，即君王。凡是具有土地的君王，首先要致力于四时的农事，确保粮食的储备。农业兴盛，粮食充足，这是国家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国家建设发展的其他事项才能展开。
《论语》中，子贡和孔子有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先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孔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讲了三条：粮食有保障，军队有力量，百信有信念。子贡接着问孔老师，要是只留下一条留哪条。孔子说：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治国理政上，儒家看重的是百姓对国家的支持和信念，法家更侧重支撑国家的物质基础。客观的讲，管仲的说法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和实用性。
国家富裕强盛，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顺；基础设施完备，人民就会在这里安家；粮食充裕，衣食无忧，人民就懂得礼节和荣辱；君王带头守法，六亲就能团结；四维得到巩固，君令就能贯彻。
国多财、仓廪实、衣食足，经济建设；地辟举，基础设施建设；知礼节、知荣辱，精神文明建设；上服度，法治文明建设；四维张，政治文明建设。这段文字阐述了国家建设这几方面的关系以及要点。
四维得不到巩固推行，国家就会衰败灭亡。何谓四维：礼、义、廉、耻。如果说务四时、守仓廪，是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那么四维就可以看作是支持国家政治的四根柱子。四维：礼，规范百姓行为；义，稳定社会秩序、廉，明确政治纪律；耻，规正道德荣辱。有礼，就不会超越规范；有义，就不会妄为妄做；有廉，就不会掩盖错误；有耻，就不会趋从邪曲。
国家政令能够推行，是因为顺应了民心；政令不能推行，是因为违背了民心。民心向背可以检验政令法律的好坏，也能检验国家政权的稳固与否。通常我们理解的法家思想是法不容情、令行禁止。但实际上，法家特别注重民心民意，管仲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法律是民意的体现，民心是法治的基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今天我们也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更进一步的民心体现，民意表达。
如何治理好国家？一、国家政权要稳固，二、粮食积存要丰富，三、财货贮藏入府库，四、政令下达源头处，五、安置人民合法度，六、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具体如何做到，管仲接着讲：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想要政权稳，就要把国家政权托付于厚德之人。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想要粮食丰富，就要重视粮食生产工作。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想要财货不竭，就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想要政令下达如同流水一样畅通，就要让政令顺应民心。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想把百姓安置在正确的位置上，就要让百姓各尽其能，各尽其长。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让百姓明确犯罪必死的道路，就要严厉刑罚。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对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要信守奖赏。
按照治家的方法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方法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是用治家的方法治家，用治乡的方法治乡，用治国的方法治国，用治天下的方法治理天下。道一以贯之，方法却有其局限性。治家、治乡、治国、治天下，不同的级别对应不同的法，与时俱进，通权达变，不可固守一时、一地之方法。
《孟子》中讲：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城坚沟深，不足以固守国家；兵力强大，不一定能抵御外敌；地大财多，不一定能拥有百姓。唯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能避免灾祸的发生。城池、军队、财物，这是国家建立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必须是有道的君王来执掌天下。天之道在天，地之道在地，国家之道在人民百姓之中。
保守迟钝的人，会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吝啬财物的人，会失掉身边的亲信；亲信小人的人，会失去贤能的人才。缓者、吝于财者、信小人者，这三种人不可与之共事。（引用文字摘自《管子·牧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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