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旅行方便又便宜从1629年开始，崇祯皇帝批准关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以便节省每年十万两的国库开支、缓解地方民众的沉重负担。 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被挪作军用，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明朝的财政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填补驿传服务制度衰落所留下的真空的话，那只能是商业性旅游服务业的成长。它为明朝后期的私人旅行提供食宿，而花费比官营驿站的费用要低得多。 在明朝浪迹天涯，又方便又便宜 根据1570年徽州商人黄汴出版的一本导游手册《一统路程图记》的记载，你可以在扬州城外随时跳上一艘游船，沿大运河南下，到达长江北岸的运河港口瓜州北门，船费仅需三个铜板。 你步行穿过瓜州城，来到该城南门，花两个铜板乘另一艘游船渡扬子江、过金山寺，来到江对岸的镇江码头。从码头入镇江城西门，向南步行1.5公里抵该城南门，再换乘另一艘游船沿运河江南段南下。 如果你是携带行李旅行的话，码头上随时可雇到脚夫，每次只需十五个铜板。镇江以南，船费每20里（11.7公里）仅两个铜板。从镇江到太湖沿岸苏州府的吴江县，日行要换六次船。 在吴江，你可乘日船或夜船南下到杭州。从杭州东行到宁波，香客们可乘船去普陀岛进香，旅途非常方便；云集的商船日夜往返于杭州、宁波之间。 你要是从苏州向西到徽州府去的话，可先乘夜船到湖州，再乘另一艘夜船从湖州到位于浙江、南直隶两省交界处的四安，从那里开始转乘陆路。在四安，商行为那些去歙县的游人提供了轿子、马车、马匹等不同的交通工具。 明代旅行如何应付扒手和黑车司机？ 见月读体（1602—1679）是明朝后期东去求经继而对佛教复兴作出贡献的众多云南僧人之一。当他1637年途经大运河镇江—苏州段的丹阳渡口时，感觉到了商行牙人间的激烈竞争。 他被许多招徕游客的商行牙人包围起来，每个都力图游说他上自己的驳船。见月读体被这些游船游说者的嘈杂声分散了注意力，背包也被人偷走了。他向渡口官员报告了这一案件，但最终还是未能找到他的背包。 在远离这些繁忙旅游路线的地方，旅游服务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组织，但在那里旅行也并不难办。 在那本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徐弘祖（1586—1641）详细记载了他1636至1640年间从他的家乡——扬子江口附近的江阴出发到云南鸡足山佛教圣地的旅程。 徐氏在书中多次提到在途中雇佣船夫、车夫和运夫。在中国游人稀少的地区，想要雇到脚夫是很困难的。 1638年6月15日，徐氏正要从贵州最西部的普安县进入云南境内，发现自己雇不到脚夫。耽搁了四天之后，来自湖广的一个商人试图为他寻募一个，但没有成功。最后，徐氏迫不得已，求助于当地的一个工头，那个工头“代为掯价”。 并不是所有偏远地区的人都热衷于为日益增长的游客提供食宿。 据一位商人记载，在湖广，那些不愿意接待游客的村民都挂起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字“去”，意思是走开。就像他向那些缺乏经验的人解说的那样：“有‘去’字之处，不可宿。” 商业化的过程大大地改进了交通发达地区的旅游服务业，同时也加大了业已存在的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社会差距。当地居民抵触的是他们眼中那些临时外来者的特权，并以其他的反抗形式表现出来。 在福建沿海山区，一般认为乘牲畜或轿子的游人在到达一个村落时应该下马或下轿，步行穿过村庄，然后才能上马（轿）。那些拒绝遵循当地习俗的人，要么在挖苦和嘲笑声中滚鞍落马（轿），要么就会被村民们用石头袭击。 到北方旅行，要请保镖防马匪 对陆上旅行来说，更大的阻碍是盗匪的活动，对盗匪的担忧在明代后期的著作中屡有记载。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许多地区他们不敢在夜间旅行，甚至在游人很多的江南旅游中心地带也是如此。 根据《一统路程图记》作者黄汴1570年的记载，太湖南部地区非常安全，大多数船只都是夜间从杭州起航，将商人连同他们日间做买卖的所得安全送抵目的地。但是苏州以北就没有夜船航行，在东边的松江府也没有任何夜间摆渡服务。 在长江以北地区旅行更不安全。黄汴说，扬州以南大运河和扬子江交汇处是著名的盐、棉商人聚集地，那里无论昼夜都没有匪徒；但他警告说，扬州以北地区的食盐走私活动使人们不可能夜间在大运河上旅行。他提醒商人们雇佣当地船夫时要小心，因为他们都很不诚实。 在黄河以北，问题不是你雇佣的人会偷你的货物，而是他们往往先和你签约领取高额的佣金用来还债，然后在去京城的半路上人就没影了。在从天津到京城间的最后路段上，旅途再度变得安全起来。 在上述路程的北段，黄汴说光小心还不够，他建议招募一位携带武器的保镖，来防卫游荡于华北平原上的马匪。 与之相较，从大运河经开封到山西南部的商人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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