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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王阳明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王阳明（1472年—1529年）在明代就是几百年才出的人。青少年时特立独行，出入佛道，研究兵法及百家，有经略四方之志，属诸葛亮或豪杰一类人物。其所学兵法属工具理性，与良知之价值理性性质不同。王阳明以后平贼平叛，良知使其勇往直前；所学兵法使其能运筹帷幄，建立奇功，晋封新建伯，为有史以来儒者所未有。学术思想上，五十岁揭出“致良知教”，被尊为儒学宗师，死后入祀孔庙，与朱熹等大儒并列， 亦尊荣之极。如此文武全才在儒学史上亦可谓孤峰高立。 《年谱》说他于1490年（弘治三年）十九岁时受娄一斋先生“格物致知”之学，遍读朱熹著作，思宋儒“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格竹七日，无果，患病。1506年（武宗正德元年），三十五岁，贬谪贵州修文龙场驿驿丞。1508年（正德三年），三十七岁，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这和朱熹三十七岁有“中和之悟”如出一辙。1509年（正德四年），三十八岁，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知之笃切处即是行， 行之明觉真切处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很针对时弊。1520年，四十九岁，自言在应付宦官刁难时，全靠良知指引。1521年（正德十六年），五十岁——孔子所谓“知天命”之年正式揭出“致良知”之教， 谓：“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奠定了其在明代儒学之宗师地位。 王揭出“致良知教”，标榜乃既纠朱学之偏，同时又是直承朱子晚年思想的。盖在1518年（正德十三年）他已先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刻印出版。《古本大学》纠朱子《大学章句》乱改古本之失。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 则谓：“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 犹有大相撄戾者。”对朱子巧施诋毁，将朱子《答何叔京书》中痛悔“中和之悟”前为学之非的话作为晚年之论，彻底否定了朱子《四书集注》和《语录》，为树立自己学说之权威扫清道路；同时又以朱子思想“定论”的继承人自命。和用兵打仗一样，王阳明争儒学道统宗师地位的这一仗，实际也是很有计划谋略的。 王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博闻强记，从十九岁至五十岁，浸润于朱学达三十年，自谓“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故实际上他的书信、语录熟练而毫无痕迹地运用了朱熹心学之论述。举其大者， 如训“格物”之“物”为“事”；“格物穷理是穷已知之理（良知）”， “致知”是“致良知”：“明德”即“良知”，“明明德”是“致良知”以复其“明德”；“心统性情”；“未发是性，已发是情”；“心之体性也， 性即理也”；“心体无起无不起”；“良知不萌于见闻， 假见闻以为用，不能离了气”；“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惟微’。依照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等等，皆朱子所已言。有如高正博士所指出：“阳明学八、九成以上是与朱子学相重叠的”；任继愈先生则谓乃“拾朱熹之余唾”。王阳明说：“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殆非虚语。 虽然如此，王之“致良知教”和《传习录》却是有重大意义的。盖朱、王所处时代不同。南宋时代，朱子整理文献，以毕生精力完成《四书集注》，是儒学发展最要紧的任务。王不必再作这项工作了。朱遍注群经，思想用词不免芜杂，朱子后学复解以己意，陷入末流， 失朱学之真。王抓住“致良知”为学问大头脑， 反复宣教， 灵活运用，自成体系，拨乱反正， 对朱熹心性思想大加发挥，完成了发展儒学所最重要的工作。其论学精华集中于《传习录》。故朱熹、吕祖谦合编《近思录》以后，《传习录》实是了解儒学伦理道德、修己治人、出处进退、为学要旨的最好教科书。其以“存天理（仁义道德）， 灭人欲（私心私欲）”为“致良知”核心，叫人呵护本有之善性不致丧失，以保持人之为人之尊严与价值，在当今亦是极有意义的。许多精辟论述，如“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施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诋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希望从政治民者皆能如此，以澄清吏治。这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明代，《传习录》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明清以降注解硏评的著作不断问世；传播至东亚日本，注释硏习之作亦丛出不辍，享有盛誉。1983年陈荣捷先生在台湾出版《传习录详注集评》。今高正博士作《传习录通解》，与之相互辉映，可谓双璧。对促进儒学发展、国学普及、朱学王学的深入硏究，必将发生巨大积极的作用。
资料图 与陈著比较，本著有几大特点。 一、每条原文皆有白话翻译，译语“信、达、雅”，简洁精准地表达出原意，可帮助读者便捷地读懂原文。 二、取消分条注释而融注入解，以通解体裁对条文作简明扼要、连贯流畅的阐释，不枝不蔓，读者可轻松顺利地对条文义理得到了解。如博士在其《近思录通解・导言》所言：“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与考据”，“希望能以最浅白易懂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文，也能让读者掌握原文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所裨益。”“通解”对王阳明的治学态度与成就充分肯定；对其不足和重大缺失亦作公允的批评，去其粗而取其精，去其伪而存其真，发其所未发，可谓王学缺失的斧正者与精华的发扬光大者。 三、提纲契领，点出每一条文要旨之所在。通读要旨，即可对全书义理纲维有完整领会。一颗对读者惓惓教诲，惟恐不及之心跃然纸上。每一条文除通解原文，还广引《阳明全书》、王门学者《文集》及有关儒学原典，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并结合实际，为读者指出如何进学、如何提高自已，从硏习《传习录》中切实受用的途径。读《通解》即可对王学有全盘了解。 四、纠正王学对程朱的误解、歪曲，正本清源，还程朱学以本来面貌。心学与理学的对立，陆王与程朱的对立，在学界成见极深，蔽固已久。朱子以格竹子存在之理为入圣之门，混知识为道德，乃“不通之论”、“他律道德”等说法，不胫而走，充斥于大小论著。“通解”结合许多具体条文，指出王学与程朱之根本的一致；指出朱熹在伦理学上和康德的根本的一致。有如又一声惊雷， 振聋发聩， 不仅大有功于程朱，亦大有功于宋明理学和整个儒学。故“通解”不仅是对《传习录》的通解，亦是对程朱、陆王的通解，对宋明儒学和整个儒学的通解。 试举数例： 《传习录》第3条，《通解》说：“朱子与康德在认识论上都有划时代的贡献，而在道德哲学上的成就，也是东西方的两座高峰。就以此条阳明所强调‘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名著《道德形上学的根本原理》，开宗名义第一句话便是‘在天下、地上，除了善的意志而外，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无条件地被称为善。’这个‘善的意志’就是‘无私欲之蔽的天理’，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明德’。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要说阳明与朱子没有不同，东西方大哲之间也没有不同。” 第24条，《通解》说：“‘下学而上达’，语出《论语，宪问》。陈荣捷指出，‘阳明误以其（程朱）分下学、上达为二，而评之耳。’其实，朱子在《论语集注》的本注写得明明白白：‘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又援引伊川之言：‘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以尽性至命。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见《近思录・齐家之道》）可见在下学与上达的关系上，阳明与程朱并无不同。而程朱向来非常重视下学的功夫，阳明在此强调，‘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也是要学者在下学用功。” 第25条，《通解》说：“阳明在此以米为譬喻，说明‘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惟一是惟精的主意，然后总结以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然后又类推到‘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这与伊川所说‘性命、孝弟，只是一统底事，就孝弟中便可尽性至命……可说异曲同工。难怪但衡今评说：‘考亭（即朱子）之博学多文，何尝不求约礼？道问学，何尝不尊德性？格物、明善，何尝非诚意、诚身之功？由此可知程朱之治学法，实即阳明学术入德之门。’” 如此之评说很多，言之有理有据，十分精到。 更为难得的是，高正博士以“良知教”自励，身体力行。《传习录》第215条记九川卧病虔州。阳明问：“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九川说：“功夫甚难。”阳明说：“常快活，便是功夫。”博士说：“病痛固然会造成心理的痛苦，但对一个往内里用功的人，也的确可以超越肉体的苦，保有精神的宁静与愉快。生死关都能参透了，更何况肉体的病痛。在下笔写《传习录通解》卷下时，笔者已经住进位于台北市仁爱路的国泰综合医院，针对肛门口附近直肠的恶性肿瘤做全面的检查，而就在这两天确诊为直肠癌三期末，但笔者心静如水，作息如常，还能保持‘常快活’。”这种“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的“致良知教”真精神，读之令我极为震撼、感动！ 高正博士为人坦诚豪迈，英气勃发，文武兼备，可谓通人，有其二十六代祖朱子之遗风。我在台湾讲学期间，早知博士从政议会，叱咤风云，义薄云天，深得政界赞誉。学术上学贯中西，留学德国多年， 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有深硏，故能驾轻就熟，以他山之石，互参中国文化学术思想而有融会通彻之理解。作《传习录通解》前，有《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经白话例解》《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近思录通解》出版，故对中国儒学之整体学脉，它的过去与未来发展，悠游涵泳，早已全盘了然于胸。故本着乃其汇通中外古今之“通解”新品。厚积薄发， 举一隅而读者可得中外古今之三隅反。其显示的学术功力，治学方法和严谨治学态度，为读者设想和负责的精神及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的热忱，皆为读者树立起学习取法之榜样，极有功于学林。 我与高正博士以文会友，深深敬佩其为人。学术上心有灵犀一点通，《通解》所言皆深得我心之同然。博士寄其大著，命我为《序》，恭敬不如从命，故草此短文，意在为国学之弘扬，为本著之传习，呐喊尽力也。 本著与《近思录通解》为联袂之作，相互贯通、呼应。读者一起研习两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金春峰写于北京“风度柏林”寓所 2017.8.5 *作者金春峰，著名学者，台湾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文化与哲学、周易哲学、汉代哲学、宋明理学史、朱熹哲学、黄老帛书导读。主要著作《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等。* 【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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