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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塔鲁那一段话 | 李荣

 老鄧子 2017-10-25 发布于海南

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鼠疫。



  家里藏书中的那一册《鼠疫》,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的《外国文艺丛书》版。此一小说,为法国近世哲人加缪一部名篇。虽详述假想中一城市遇鼠疫前后之实况,但谁都知道其假“鼠疫”而别有象征和寓意。只是,其象征及寓意,究竟所指为何,则言人人殊。


  一般论者,因其作于二战之时,故推断其寓指二战沦陷之区,如鼠疫之城一般,暗无天日,让人绝望至于麻木。本来,寓意小说,寄寓空间自然宽泛得很,上下左右,都能对接,强为“疏通”,也各各能通。但我通读一过,觉得此处之“鼠疫”,如以狭义限之,意味减弱不少。加缪究为一哲人,所思既深且广。其哲思的核心观念,为存在之荒谬感。而荒谬感,其实质即为无意义。人为减弱存在之荒谬,千方百计为自己、为社会、为存在寻找意义。在无意义与找意义之间,加缪所思最为深刻。



  而《鼠疫》一篇,与此实有大关联。何以见得,因书中里厄医生好友塔鲁曾有一大段回忆兼自剖的内心告白,令人铭感最深。其忆及做法官的父亲,在庭上以不动声色的冷酷声调,宣判一命案的死刑判决。当时塔鲁尚年幼,但以命抵命,让他想到,我们往往用我们反对的方法,去反对我们反对的东西。我们反对害人性命,但我们的反对之法,却恰恰也是“夺去人的性命”。这种悖谬的感觉,塔鲁称其一辈子都忘不了,直言“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鼠疫”。


  此一言,或为《鼠疫》全篇之寓意所在,亦未可知。鼠疫之初来,人往往故意视而不见,自我欺骗,心里已隐隐“确认”,却是“不落言筌”,聊以自慰。逃无所逃、避无所避之后,则一心期盼忍一忍、熬一熬,不多时日就能过去,一切如常。而旷日持久之后,则先以胡闹、刺激之“烈”来麻醉自己,后则以“无思无虑无感”之“失魂”来麻木自己。由此,“鼠疫”实为人生之喻。人生荒诞、无意义,且漫漫无际,逃无所逃。



  人们反抗这种“荒诞、无意义”,企图以有为来给人生附之以意义,而到头来发现,我们是用我们所反抗的东西,来反抗我们反抗的东西。我们所谓的“有意义”,其实也是一种无意义。我们在用无意义反抗无意义。这或者就是塔鲁所言“我们人人心里都有鼠疫”。即使如小说中里厄医生一群,尽心尽力,抵抗鼠疫之疾患,不离不弃,无怨无悔。而其结果,也是失去了其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更不要说一般民众,出离鼠疫之后,又复回归日常平庸的生活。甚至有人以“鼠疫”为藏身、隐身之具,一旦出离鼠疫,则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遁形,以自绝而再度进入“鼠疫”的黑暗之中。此中的“荒谬之荒谬”,也许就是加缪《鼠疫》之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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