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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谋国 拙于谋身

2017-10-25  673刘江锋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星论文网 2009年10月19日 19:28:28

      摘  要:條侯周亚夫为汉景帝时重臣。其人曾平定七国叛乱,文能安邦、武能治国。


      作为首辅,持国柄谨严,一心维护汉家社稷。在汉景帝废太子、谏止给皇后兄封侯等一系


      列问题上坚持原则,有碍皇帝的权力自由。最终被无情的戕害。司马迁崇尚春秋笔法,长


      于微言大义,还是禁不住一腔同情与愤懑之情,对景帝的刻薄寡恩予以无情揭鞭挞。


      关键词:周亚夫 汉景帝 史记 君权


      司马迁在《史记》中意味深长的记载了一个大人物,那就是條侯周亚夫。论家世,他出身宰相之家,系汉高祖忠臣——绛侯周勃之子。周勃为汉文帝右丞相,《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载:“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1][ P2072]可知绛侯周勃还是汉文帝窦太后的亲家,汉文帝女儿嫁给周家,其兄周胜之乃是当朝驸马。周家既贵为皇亲国戚,周亚夫自是世家子弟。论身份地位,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才能,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可是他的死,却是极为窝心的一件事。《史记》载: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将军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尔,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1][P2074]


      观上述文本,可知周亚夫以治军严明深得汉文帝赏识,故而临终嘱托儿子任用。“文帝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1][ P2075]


      平定吴楚之乱过程中,他着眼战争全局,坚持自己的军事部署,对梁王的求救置之不理。致使梁国在平息吴楚叛乱中损失惨重。因而开罪了窦太后最爱的幼子——梁孝王。照理说梁国做出的局部利益牺牲相对于大汉朝的中央政府整体利益而言是值得的、必要的。周亚夫功在社稷,这一点在景帝犹可,但是梁孝王窦太后母子狭隘,还是对他衔恨。窦太后爱子心切,难免偏听偏信。此外,在宫廷女子固宠的斗争中,深得景帝宠幸的王美人占了上风,王美人得以封皇后、立太子、兄封侯。而栗姬忧死,已封的栗太子子以母废,丢了皇嗣子的宝座。任是无罪也枉成了牺牲品。《绛侯周勃世家》载:“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條侯之短。”[1][ P2077]无论就周亚夫的职务还是栗太子的无辜来讲,他对栗太子的维护自有其充足理由。身为丞相想要主持个公道,这点上他比在吕后面前阳奉阴违的陈平、其父周勃还要强,很像面折廷争的右丞相王陵。但是他面临的现实是:王美人与长公主联姻,获得了窦太后、长公主的鼎力协助,确立了其子的皇储地位。栗太子在皇室成员的利益分配中大势已去,被淘汰出局。景帝的感情重心早已转向。周亚夫无异于逆水行船,注定是出力不讨好。这是他与皇权发生大矛盾的开始。在给皇后兄王长君封侯的问题上,周亚夫坚持无功不封原则,不买裙带关系的帐。而在窦太后看来“人主各以时行耳”。[1][P2077]再次逆了两宫的心意。王长君是景帝所宠爱的王美人的兄长这且不说,窦太后荐封王长君源于一个人情。《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上记载了梁孝王深得母兄宠爱,地位尊崇过甚,求为汉嗣并派人刺杀袁盎。引起景帝疑忌,要认真追究谋逆大罪的背后主使者。很显然,矛头直指梁孝王,他躲不开更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眼看着幕后的证据浮出水面,梁孝王的罪证即将大白于天下,要遭殃了。对死命护着小儿子的窦太后来说,这不亚于剜心摘肺。王长君和韩安国一起劝阻景帝,看在骨肉亲情上别再穷究不舍,将大事化小,难得胡涂,终于不了了之,实际是放了梁王一马。这样一个无法明言但确乎存在的人情,窦太后倒也心知肚明,果然讨得了她的欢心。正如邹阳说辞说的:“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2][P2355]。窦太后亲自过问给王长君封侯一事,王美人恩宠不衰,景帝爱屋及乌,无所不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秉持公心理事,一身正气,坦荡为人,哪能考虑到那么多皇家恩怨!他搬出高祖的规矩,拒绝了皇帝以禄私亲的要求,其义正词严,又凛然难犯,让皇帝纵然有心却没有合适的理由来回护王信。景帝只能“默然而止。”[1][P2077]至此,周亚夫已然很碍事了。在给匈奴降者封侯的问题上,景帝干脆拒谏。“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虑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这是踢开周亚夫辅弼的开始。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赐食。独置大胔,无切肉,又不置箸。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谢。上起,條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1][P2078]切齿之音可见。周亚夫流露出的情绪触怒了景帝,汉文帝的股肱之臣既然不是少主汉景帝的顺臣,就需逐之而后快。“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摆明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抛却情分,各行其是的态度。


      條侯被儿子买葬器一事牵连,先是“上下吏”接下来“召诣廷尉”在皇帝纵容下的廷尉苛责里,断绝了往日的君臣恩义。廷尉的侵夺,很有点莫须有的意思“君侯纵不反于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这真是奇谈怪论。我们知道汉武帝是重用酷吏的,文景之治中酷吏政治似乎还不太厉害。尽管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就尝试过,而景帝的废太子也吃了郅都的大亏。但是以丞相和太尉这样文臣武将之首兼而有之的身份,没有皇帝的授意,怕也不是可以随便侵夺的。无论就家世还是身份、经历而言,周亚夫谋反都是匪夷所思,景帝未尝不明白这点。周亚夫刚正不阿,妨碍了景帝的权力自由,成了绊脚石,这才是根本。结局是周亚夫“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1][P2079]“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看来这种结果才遂了皇帝心愿。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般述说周亚夫的结局,看似平静得波澜不起,实则大有深意。其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寓无穷思想于朴质无华的描述之中。可谓语言纯净凝炼、思想深邃,任是白描的笔调,读来平淡已极,却妙在绚烂之至。


      司马迁的外甥杨恽说:“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2][P2889] 《春秋》是部什么书呢?单承彬教授指出:“孔子的《春秋》绝非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的伟大可贵之处在于能通过对历史的叙述,表现其‘道义’,教人治国之策,为人之本,从而把思想力量物质化,实现改造社会,也包括帝王将相的目的。”[3]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1][P3296]司马谈要求儿子把写作《史记》作为对孔子文化事业的继承,使一部《史记》也象孔子的《春秋》那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P3297]成为“礼义之大宗” 。这是一个史官家庭世代的从业理想与应有追求。司马迁明白: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尤其在于重视《春秋》的性质,接下来在《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正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继承、发扬孔子的治史精神和治史原则,秉承《春秋》褒贬精神,通过对历史的评判,以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撰写《史记》总的写作目的。因而可以说,在这里,司马迁是着意要记下景帝的过失,为周亚夫鸣不平,以警告后世的帝王。从“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这句话看来,即使是推崇微言的司马迁,即使明白为尊者讳(何况是当朝的君王)已留过面子,还是不惜笔力的揭露出景帝巴望周亚夫死的心意,那心意何等迫切,又是何等阴残狠毒!周容认为:“许多不平之气在他的《史记》中流露出来。”[4][P91]于此为最。司马迁一改其含蓄,用一个“乃”字,刻意的,也是露骨的表达其愤懑的情绪,这里蕴含了多少对景帝的批判!


      综上所述,周亚夫专意谋国,属意江山社稷。尽管他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兢兢业业为汉家服务,还是难免为统治者不容。因为他为国忧劳的同时,忽略了谋求自身与皇权的和谐相处。他的忠于职守、敢于顶风而上、批龙颜,逆圣听才是招致殒命的真正原因。是与君权相冲突的结果。实际上,景帝本身的行为也证明了周亚夫在所谓谋反一事上的清白与无辜。史记载,周亚夫喪命失侯,国絕。“絕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之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1][P2080]任何统治者,是绝对不肯让一个家庭成员有谋反迹象的人世袭爵位的,沾上谋反得夷灭三族。硬把周亚夫跟谋反扯上关系太离谱,條侯从来没有想过更没可能干过谋反事。显然,景帝内心深处知道这事根本就不沾边。他要周亚夫死是另有原因。理由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荒唐到景帝自己都不信。要紧的是,那个理由足以让周亚夫去死,才是关键。身为君王,无视事实,以个性好恶任意整治辅弼忠臣,这就是汉景帝。周亚夫曾贵为汉太尉,执掌国柄,又曾为景帝倚重之臣、盛世大丞相,竟至饿死,真是叫人心里过不去。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这样评论道:“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5][P108]再想想曾为汉文帝吮癰的邓通,无独有偶,他的被饿死就毫不奇怪了。手法相同,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再往下想,梁孝王事件,若非窦太后、长公主、王长君和韩安国从中斡旋,会是什么结果也很难说。


      周亚夫的死,就在于自己刚正倔强,宁折不弯的性格违背了当权者的心意。降身辱志,委曲求全,那不是他的性格。阿谀逢迎,曲与委蛇,他做不到。高高在上的君权要求臣子逆来顺受,俯首听命。直言犯谏在现实环境下行不通。周亚夫,他是太有傲骨了,太坚持原则了,注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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