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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玉楼之名，是作者取孟文之“孟”，王钟英之“王”，楼峰村之“楼”，皆首字而组成，即“孟公女王姓楼峰村”之简称。“、”旧时同“主”，王加“、”强调王是宫中主人身份，故而为“玉”。
《金瓶梅》究竞是何人所作？最早记录这方面信息的分别是： 1、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延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2、谢肇浙《金瓶梅跋》：“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纵欲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也。” 3、袁中道《游居柿录》：“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拆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就有关史料分析，这四人仅得《金瓶梅》部分手抄稿，未见到作者署名，持有全稿的仅刘承禧和王世贞二人。由于作品内容存有纵淫、讽世之嫌，可能会给作者引来祸端，为此知情者采取了苛意隐瞒作者信息的做法。如刘承禧、王世贞，当时仅此二人持有全稿，掌握的情况可能要全面些，但二人对《金瓶梅》却缄默不语，避而不谈。再者，从屠本畯、谢肇浙、袁中道、沈德符四人记录中所反映的信息来看，皆属传闻，而且说法不一，大相径庭，让人很难采信。 沈德符对《金瓶梅》的兴趣很浓，穷追不舍，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从袁中道处抄得当中缺五回的全本，携至吴中。后来在吴中出现了《金瓶梅》刻本。卷首欣欣子《序》中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落款为：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下面是廿公《跋》，中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该跋简短，仅九十多字，落款：廿公书。再下面是东吴弄珠客《序》，中曰：“《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者，菩萨也；生畏惧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矣。”落款：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那么，这当中的欣欣子、廿公、东吴弄珠客究竟是何人？依出书的通常习惯而断，作序题跋的时间一般在文稿着手刻板或付印稍前。东吴弄珠客《序》后落款所注时间为“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冬末，可知欣欣子作序时间也应在同期或前后不远。《金瓶梅》刻本出现的时间无具体记载，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注：抄本），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当中的小修即袁中道，上公车时间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吴友冯犹龙，即吴县长洲（今苏州）冯梦龙。马仲良，即河南新野马之骏，榷吴关（主榷浒墅关主事）时间，以《浒墅关志》和《吴县志·职官表》记载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而且任此职仅一年。“遂固箧之”，表明沈德符没将手中抄本售于书坊。“未几时”，约写，日常习惯用语，即“不久”之意，这是相对《金瓶梅》一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猛然间出现刻本，给人一种较快、时间较短的感觉。“吴中悬之国门矣”表明刻本最早出现于吴中。“然原本”，从叙述的内容、语气和连贯性来看，描述的是沈德符手中抄本的来龙去脉，而非最初原始稿本，因原始稿本仅刘承禧、王世贞二人持有，他人皆不据，沈德符本人也未曾见过。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原本”，是指沈德符所收藏的缺五回的抄本或同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再次证明“原本”非原始全本。“遍觅不得”，说明当中五回仍缺，没能抄齐，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始全本。“有陋儒补以入刻”，这里不说是出版商、书商或民间平常人补写，而说是“陋儒”补写，能被沈德符称为“儒”的也定是位学问较深、较有名气的文人。可见，沈德符知道这补写人身份，故称“陋儒”贬之，以示反感和气愤。“补以入刻”，说明“补”是为了“入刻”，沈德符如何就肯定是为了“入刻”才“补”，而不是以前人为流传相阅故事衔接起见早已补写？“时作吴语”，《金瓶梅》各回中皆有吴语，为何单说补写部分为吴语？种种迹象表明，补写者即为供稿人，而且是位当时健在的说吴语的文人。 既然沈德符以“坏人心术”为由，将抄本“遂固箧之”，书坊又如何能得而付印呢？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卷六中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李日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与之同乡，是好友并有亲戚关系，侄子沈伯远曾在李日华家读书，也与之关系密切。李日华在万历丁已年（万历四十五年）已是很有名气之人，是位讲吴语的“儒”人，常常游玩于苏州城间，《味水轩日记》对此多有记录。他所作笔记，内容多论书画，诗歌皆表现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对个人艺术思想的阐述无专著，爱通过题画诗、题文跋来体现。李日华符合“补以刻”者条件。 东吴弄珠客《序》中“袁石公亟称之”，就是“袁中郎极口赞之”句式的翻版。袁石公、袁中郎，即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亟称之”是因为《金瓶梅》存有大量秽语，是“秽书”；“极口赞之”，是指称赞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以上两点并存，这代表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文人的观点，也正是《金瓶梅》文稿争相传抄，却无人付印的原因所在。单言“亟称之”或单说“极口赞之”皆为撰文者根据自己表达主题的需要而分别取舍之结果，沈德符不也如此吗？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金瓶梅》而赞之，喜欲甚浓，可真的有人提出付印时却认为“坏人心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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