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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解读】高念清:《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十年前---《金瓶梅》与明史之三

 liuhuirong 2023-09-15
内容提要 袁小修所携《金瓶梅》为刻本《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初刻于万历十年之前《欣欣子序》绝非清人作伪成书、初刻时间,《廿公跋》皆可证陈铎乃《金瓶梅》之作者
关键词: 《金瓶梅》 成书 刻本 初刻 万历 序跋

明沈德符之《野获编》二十五记:

袁中郎《殇政》,与《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读数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
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各有所属云
沈德符言,其所缺五回因陋儒补以入刻,故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前后血脉亦不贯穿云云,寻瑕伺隙,佐证凿凿陋儒补以入刻之事,丁一确二,绝非谩语
此则史料,原始而信实,凿凿可据,其研究价值甚大,弥足珍贵
唐韩愈讥诮古之注家云: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
沈氏虽非圣人,然金学界研究该史料,惜如韩氏所嗤,反表为里,颠倒衣裳,大谬不然,亟需研精覃思,重新解读,则收获丰焉

《万历野获编》

一、 《金瓶梅》成书最迟不晚于隆庆间

沈德符《野获编》记万历三十四年袁中郎之言,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刘承禧录得时间当为万历十年前,理由有二
其一,徐文贞(阶)嘉靖三十一年入阁任次相,四十一年为首辅,隆庆二年乞骸骨,万历十年卒;其当于不禄前获得《金瓶梅》
刘承禧亦应于万历十年前抄录之
其二,隆庆二年后,高拱攫权柄,挟势报复,罪徐氏,徐文贞田产充公,两子流放戍边,徐氏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道败落,致使徐文贞之孙与刘氏争夺家产
《野获编》卷五.[勋戚].世官记:
华亭(徐阶)武荫......然当其在相位时,已与陆武惠(炳)、刘太保(守有)二缇帅缔女姻······麻城之婿(刘延白),后亦因嫁中产不明,与妻侄辈争搆不休1

刘延伯与新都吴用卿(吴廷)知交有年,吴氏号余清斋主人
刘延伯卒于天启二年,《快雪帖》之《余清斋主人题跋》云:
越二年,闻司隶仙逝矣......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悼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藏之物,云:为人攫去2
徐阶在世,其子孙有所忌惮,不敢造次然一旦撒手人寰,其子孙无所顾忌 ,觊觎刘氏财产,巧取豪夺;
以致刘家惟空屋壁立故万历中、后期,徐刘两家反目为仇,刘延伯岂能至徐家抄录《金瓶梅》?
他方之石,可以攻玉
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金瓶梅>》指出,明戏剧家汤显祖之《南柯记》中,淳于棼目睹大槐安国军民蝼蚁,其亡父、亡妻及亲戚同时升天,该情节借鉴于《金瓶梅》一百回普静禅师荐拔幽魂之故事
其大作又言,持有《金瓶梅》手抄全本之刘承禧,其父刘守有为明锦衣卫之掌印,刘家所藏图书汗牛充栋;汤显祖万历十年前于刘家得读《金瓶梅》
锦衣卫性质和后来的特务机关性质相近,刘家所藏的图书古玩自然来路很广
臧懋循为了编印《元曲选》,曾在刘承禧家抄得内府本元代杂剧二三百种臧氏又说,刘氏藏本其去取出汤义仍(显祖)手
汤显祖和刘守友、梅国桢两表兄弟是同年进士,交谊很深
《诗文集》卷四十八《答陈偶愚》:
弟孝廉两都时交知唯贵郡(黄州、麻城是它的属邑)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桢)昆季,即思云(守友)爱客亦自难得三十载英奇物化殆尽炙鸡絮酒,远莫能致
汤显祖追忆少年时的友情,真切动人······《问棘邮草》收录汤氏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作品,其中有一首《秋忆黄州旧游》
为刘、梅两表兄弟所写的诗如《长安酒楼夜过刘思云宅》、《刘思云锦衣谢客服饵代诸词客戏作》······都是三十岁前后之作
他们既有亲昵的友情,又同有流连花酒的文人习气汤氏既然可以替刘家校定元杂剧,当然也可以读到秘藏《金瓶梅》全本
或者在麻城,或者在北京,应在万历初年,而不迟于汤氏中进士任官南京时,即在1573---1584之间
因为他们的交游局限于这一段时期,后来就难得同在一地从容相聚了3
汤显祖于万历初年读到秘藏《金瓶梅》全本,然则,《金瓶梅》成书时间最迟为隆庆间
最有发言权者,当数明人也《廿公跋》直言《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沈德符记闻此书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二者异口同声,遥相呼应
《金瓶梅》成书之嘉靖说于明代即先声夺人,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晗先生攘之,推出万历说
断言《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信誓旦旦其言:
《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一五八二——一六0二)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三十四年(公元一五六八——一六0六年)4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即使巨擘亦有日月之蚀焉其某文某说多杂愆尤,瑕已掩瑜,则不可为之文过饰非,取容苟合
不虚美,不隐恶,绳愆纠谬,弥缝其阙,方能推动金学研究破浪前行此乃披心相付也
万历说之谬误在于论据失实,无根无蒂;论证武断,强词夺理,万历及之前各代皆有之某事某物,却罔顾事实,一口咬定某事某物必在万历,实不可思议也
其大作称朝廷爷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5
有学者查阅《实录》,其赫然记载词话中所言朝廷爷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之事,早在五十余年前正德时即有发生,明白无误,万历帝效尤而已
然则,嘉靖人写正德之事,何错之有?何以断言必定为写万历事?
周钧韬先生以史实为据,证明嘉靖间朝廷爷向太仆寺借支马价银之事数次发生其大作言:
《明实录·明世祖实录》所载,嘉靖十六年五月,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十九年六月,都有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6
显然,所谓朝廷爷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纯为虚辞妄言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嘉靖间取缔佛教,道教得势其大作称
《金瓶梅》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吴道士迎殡,六十七回的黄道士荐亡,
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佛教因果轮回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史料记汉明帝时,法入中国,迄今一千九百余年此后信奉者有之,抑禁者有之
南北朝时梁武帝笃信之,三度出家,大造庙宇,杜牧有诗句讽刺曰南朝三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遣玄奘西域取经,且有迎佛骨之举
玄奘取经事,后演绎为神话传说,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西游记》则取材于此
至明,正德时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嘉靖世宗置竺乾氏不谈,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去焚佛骨时未足二十年矣
倾政权之力,焚佛牙,毁佛骨,逐僧侣,拆庙宇,熔佛像,如沸汤沃蚁,马到成功,然若铲除心灵深处之思想,却枉费心机,难建毛发之功
至万历,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去焚佛骨时未足二十年,即为明证显然,佛教思想深入人心,不可一举清除
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之目的,《欣欣子序》言:为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旗帜鲜明,恰与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不谋而合,
故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
然则,嘉靖时以因果轮回思想创作《金瓶梅》,何足为奇?何以断言必定为万历人才有其思想?
既然《金瓶梅》写了道教活动,对佛教三缄其口,此正与道教盛、佛教废之嘉靖朝契合不悖,恰可证其成书于嘉靖
其大作称:
《词话》中许多关于宦官的记载,
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这正是宦官极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又称:正德宠任刘谨、谷大用等八虎,坏乱朝政
刘瑾,宦官也编撰《明史》者于《刘瑾传》后作评曰:直、瑾、贤,三小
即言明朝罪大恶极、臭名昭彰之宦官有三: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天启之魏忠贤,而万历之宦官却榜上无名
《明史列传·刘瑾》言: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
其党同伐异,荼毒百官,无所不为,降职,戍边,罢免,投牢,仗杀,枷亡,无所不用其极
命百官跪地听其宣示奸党,人数多达数十,虽尚书亦不得幸免,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私改旧制,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皇帝竟全然不知其目中无帝,不领旨,不上奏,随心所欲,自行其是,私意即诏书,己言即圣谕,俨然可称孤道寡
若谓极得势,试问,万历之宦官何人可与之比肩?絜长度短,真乃小巫见大巫,等而下之,何足挂齿可见宦官极得势,恰是正德朝心腹之患!
然则,嘉靖时写正德宦官事,何尝不可?何以断言必定是万历时代的情景?
其大作称,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由此可知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
事实是嘉靖前各朝皆称皇庄
其言外之意为:嘉靖时写前代之皇庄,只能以嘉靖时之称名而曰官地
以此推之,今之小说,写到千百年前之皇帝,当称书记、主席否?
大作还写道:皇庄之设立,前在天顺景泰时代已见其端,正德时代达极盛期
然则,嘉靖时著《金瓶梅》称皇庄,世人尽晓其义,何尝不可?何以断言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
其大作言称:
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这木就叫皇木这事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
其大作又引《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其记曰: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
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犹苦之
然则,嘉靖时写嘉靖时皇木之害,何尝不能?何以断言必定是写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
其大作称,由这一个特别名词番子的被广义地应用的情况说,《词话》的著作时代亦不能在万历以前
又引道:据《明史》在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內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
然并未见斑斑恶迹之叙写;而其大作引《明史·刑法志》三,言厂卫戗官害民之猖獗、残酷,泛指整个明朝,并未特指万历,言其独是之
据《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七卷《汪直用事》载:明之初,永乐中,尽僇建文之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至宪宗十三年春,置西厂,命太监汪直诇刺外事
厂卫立,即有番子之职、番子之称
正统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诸宦官皆驱使厂卫作奸犯科,厂卫豕突狼奔,祸害官民,人神共愤
番子之恶行,官民侧目,刻骨铭心.然则,嘉靖时写故事,称平常人的放刁挟诈者为番子,并以施之女性,何错之有?何以断言必定只能于万历时称番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矛折而盾破;万历说难以自圆其说
《金瓶梅》成书于嘉靖间,不乏证据
欣欣子之序指明,《金瓶梅》寄寓于时俗;沈德符《野获编》直言不讳,言《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然则,《金瓶梅》为嘉靖之日记,绝非万历之回忆录
《金瓶梅》确实写了嘉靖间之时事时俗,可坐实之
军事:借写宋金人南侵而寓明嘉靖间俺他入侵,直逼京师,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明军溃败,王忬被斩······其作者担忧大明重蹈大宋之覆辙,外族入主中原,大厦倾矣,此正为《金瓶梅》主题思想之一
必须强调,万历时俺他为女真族所灭,俺他之入侵已不复存在此可证明,《金瓶梅》写于嘉靖间
兰陵笑笑生记述明代市民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浓笔重彩,如数家珍,了无遗漏
《金瓶梅》堪称明代之民俗大全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言:
烟,一名相思草满文曰谈巴菰初出吕宋明神宗始入中国继而北地多有种者
一亩之获,十倍于谷后乃无人不用虽青闰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矣……明人小说,称中叶时高丽王妃死,
王思甚,梦妃云:葬处生卉,名烟草,细言其状,燃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言采之,遂传其种,殆亦忘忧之类也7
烟草,万历时传入中国,且虽青闰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金瓶梅》恰写北地之故事,
如若其成书于万历中期,其中必有烟草种植、销售、吸食等情状描述,然实际上只字未提,干干净净,嗅不到一丝一缕之烟草味道,其证明了什么,不言而喻
杨国玉先生《<金瓶梅>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揭秘——<金瓶梅>创作年代新考之一》云:
对《金瓶梅》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的系统解析和动态考察,可以揭示舛误的真实内涵,可以论定此书始作于嘉靖二十三年,完成于万历之初8
以此论之,兰陵笑笑生创作时间计30余年,略显漫长;其写于嘉靖间,成书最迟不晚于隆庆
万历说画地为牢,误导一代研究者落入万历之泥淖
研究者不越雷池半步,考证作者,捕风捉影,争锋聚讼,意气洋洋;自我陶醉,沉陷益深,不可自拔
然缘木求鱼,误入歧途,英雄用武,却用错地方,一切皆是徒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镜花水月,梦幻泡影,却为之耗尽一代人之心血、生命,令人痛惜

二、袁小修所携《金瓶梅》为刻本

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金瓶梅》,若一发破的,断定其为刻本,即得陇望蜀,触类旁通,其成书、初刻时间,则见端倪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神差鬼使,专家学者众口一词,皆认定袁小修所携《金瓶梅》为抄本,概莫能外
吴晗先生《<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称:
在沈德符的《野获编》中他已告诉我们……到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小修)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9
大方之家,草木知威,其论出,附和者众
数十年来,习作成是,抄本说之陈词滥调充斥刊物,似乎为不易之论,实谬也
沈氏所记资料,介绍《金瓶梅》之诸多信息:作者,语言,写作目的,抄本,刻本,原本计缺五回,陋儒补以入刻,对该五回之评价······具体而微,言简意赅
言其从袁小修处借得刻本后,本应条陈之,却笔锋掉转,不惜笔墨,插叙挈归吴中之情状,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是也
如此为之,何也?
沈氏别有肺肠,言近旨远,其坦露心腹,唯申明与吴中悬之国门了无关系
沈氏困窘而嗟怨,然君子固穷,穷则益坚,决不为疗饥而唯利是图,坚持良知,见利思义,嘉言善行
其直情径行,拂友人,逆长官,拒梓人,执迷不悟,固箧之,决不坏人心术
此乃为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作铺垫其醉翁之意,唯作自我撇清,告知世人,至丁巳本镂版时,其初衷未改,一定不易,箧未启,书深藏,不置喙,不出手,作壁上观,非供稿者也
研究者失察,若明察秋毫,厘清结构,识得其为插叙,剔除之,则其书为刻本,豁然开朗,一目了然矣
万历三十七年前即有刻本问世其不乏佐证
人生不如意者七八,《金瓶梅》抄本难求文人所据其抄本皆残缺不全,恨未见全帙
袁宏道第读数卷,袁小修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谢筆制《金瓶梅跋》云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十五
袁氏兄弟之抄本绝非全璧,无可置疑,袁小修突如其来携有全抄本,抄本从何而来?
袁氏欲求得《金瓶梅》全抄本,如饥似渴,然谈何容易!终有全帙,把玩无厌,视若至宝,岂会轻易借出?
二人相去千里,山隔水阻,人生如参商,如何索还?
沈氏食言不肥,久假不归,不但固箧之,且流传至浙江嘉兴
袁小修如此慷慨,唯因书贾巳镂版售之,如天女散花,再购得一枝梅,亦非难事,借又何妨?
丁巳本之刻印,亦证其书为刻本
异地梅花次第开
唯有他地刻本流传,方有吴中悬之国门,否则,永无悬曰查阅史料,无觅吴中有抄本之蛛丝马迹
久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然而,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重价购刻,不难看出,如此惊喜若狂,少见,才多怪也
沈氏固箧之,则梓人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唯刻本流传,解囊购之,则冰释冻解,如愿以偿,吴中之梅放矣
《金瓶梅》盖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最迟隆庆时已成,梅争早发,览尽春光无限,一马当先,刻印《金瓶梅》,方赚得盆盈钵满,书贾绝不会无动于衷,呆若木鸡,必闻风而动,刻本应运而生矣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朱星先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言:
我曾为此事(有无庚戌本)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道最早的版本是乙巳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10
乙巳本即万历三十三年刻本,早于丁巳本十二年
乙巳至庚戌约四年,沈德符于庚戌年借得《金瓶梅》之刻本,其书应为乙巳本
专家、学者皆不辨黑白,看朱成碧,称其为抄本,事出有因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与原本实少……之文字,本泾渭分明,各有隶属,然其衔接无间,如行云流水,似乎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造成后者为前者作阐释之假象,令人眼花缭乱;
加之研究者粗枝大叶,蔽聪塞明,故不辨真伪,误入彀中
若陋儒补以入刻指吴中刻本而言,则骑驴觅驴,违情悖理
时沈德符寓居苏州,望衡对宇,鸡犬之声相闻,其箧中有之,何会遍觅不得?为保其纯粹,何劳陋儒补入?
友人以借阅为名而央凂之,沈氏不会拒之于门外,故抄得五回,易如反掌
必须强调,其书绝非所谓庚戌本
沈德符记,万历三十七年其借抄《金瓶梅》挈归苏州,冯犹龙怂恿,马仲良力劝,似乎是同日同时之事,然而非也
史料载,马仲良榷吴关于万历四十一年,五日京兆,及瓜而代,一年离任
故其力劝距怂恿,已兔走乌飞,寒暑四易
丙午后之干支纪年依次为:丁未(万历三十五年) 戊申 乙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万历四十五年)
马仲良癸丑榷吴关,其后方有吴中悬之国门,试问癸丑、丁巳间岂有庚戌年?
可以断言 ,所谓吴中梓行庚戌本之事,子虚乌有

三、《金瓶梅》初刻于

万历十年前

《金瓶梅》之初刻时间,研究者梦寐以求能破解之,为之食不甘味,寝不暖席,然或束手无策,或臆断妄言,徒叹奈何!
陋儒婢作夫人,狗尾续貂,饱受弹讥,然其补苴罅漏,聊胜于无,否则,《金瓶梅》岂非残缺不全?
更为重要者,陋儒无意插柳柳成行,不经意间留下其补入五回之时间
研究其补入之五回,则探海而得骊珠,《金瓶梅》成书、初刻之时间昭然若揭矣!
陋儒何时代人捉刀?
第五十七回描述永福寺之情状,云:
只见有个惫懒的和尚,撇赖了百丈清规,养婆儿,吃烧酒,咱事儿不弄出来,
打哄了烧苦葱,咱勾当儿不做,却被那些泼皮赖虎,常常作酒捞钱抵当,不过一会儿,把袈裟也当了钟儿、磬儿多典了,殿上橡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
弄得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主顾门徒做道场的,
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鬼儿也灵的上门了一片钟鼓道场,忽变作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哪一个扶衰起废
原来那寺里有个道长老,
卓锡在这个破寺院里,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忽一日发个念头……寻得一砖半瓦,重整家风……当时间唤起法子徒孙,打起钟敲起鼓,举集大众上堂,宣扬此意……
重整家风,需四处化缘,道长老写一篇疏文,请西门庆等舍财助建,其募缘疏簿写道:
一瞬地时移事异……渐成寂寞,断绝门徒,以致凄凉,罕稀瞻仰
兼以鸟鼠穿蚀,哪堪风雨飘摇,栋宇摧颓,一而二,二而三,支撑靡计,墙垣坍塌,日复日,年复年,振起无人,朱红棂槅,拾来煨酒煨茶,合抱梁槛,拿去换盐换米,风吹罗汉金销尽,雨打弥陀化作尘
吁嗟呼,金炫一旦为灌莽榛荆,虽然有成有效,终需否极泰来……
凡事因果相依佛教之兴衰成败,盖朝廷之心也
吴晗先生引《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宗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
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时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
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亮海内
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足二十年也11
五十七回描述佛教之衰败,乃嘉靖铲除佛教之写照
逐僧侣,没庙产,熔佛像,庙宇倾颓,罗汉金销尽,弥陀化作尘,僧侣逃遁,门徒断绝
陋儒含沙射影,担心世人不知其写嘉靖事,特用蓦地里三四十年,哪一个扶衰起废一语,而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也
正德,崇奉佛教,嘉靖,荡之,陋儒言之曰一瞬地时移事易;万历,云行雨施,皇恩浩荡,佛教起死回生,东山再起,陋儒言之曰否极泰来,何其恰如其分!
读后不禁慨叹,其与史实如此契合,毫厘不爽,陋儒处心积虑也
两件募缘之事与万历初佛教状况相吻合
明文学家陈铎,亦即《金瓶梅》之作者,其有《道人》一首,写万历初道教失势、道人冒充和尚之行径,可印证其完全符合史实
道人
称呼烂面,倚称佛教,哪有师传沿门打听还经愿,整夜无眠长布衫当袈裟施展,旧家堂作圣像高悬宣罢了金刚卷,斋食儿未免,单顾嘴不图钱12
嘉靖帝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其晚年,定为其人生最后十年,可也,即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
其焚佛骨拟于嘉靖三十七八年间,至其驾崩仅七八个年头;嘉靖后之隆庆为六年,二者计十三四年
万历帝倾力推崇佛教,咄嗟立办,佛教兴起盛大,而去焚佛骨时未足二十年,以此推知,于万历三四年时,佛教兴之勃也,倏尔已燎原矣

万历本

印度僧人之举耐人寻味,来华传教,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忽一日突生重整家风之念有其言外之意
暗示其于嘉靖之末至,经隆庆,郁郁而蜇伏;万历帝即阼,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佛教勃兴,声势浩大,其方扬眉吐气,跃跃欲试,企望遂其心愿
庙未建,经未印,仅开始奔走募缘,此乃万历之肇、坊间佛教待兴之写照
而陋儒补写之内容源于生活,又处心积虑写实,故其捉刀代笔,当于万历五年左右
沈德符指出: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
陋儒捉刀,系为刻本补写,此为信征可知《金瓶梅》之初刻本于万历十年前问世
赵景深先生《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云:
孙楷第初版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就已经著录过《金瓶梅》他所见过的最早的版本
他是这样说的:日本京都帝大藏明本,大型书名《金瓶梅词话》,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疑是隆、万间刊本
隆庆(1567--1572)比万历元年还要早六年13
《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十年前,恰与隆、万间刊本吻合无虞
至此,已知《金瓶梅》之版本有:万历十年前刻本,乙巳本,丁巳本,崇祯系统散说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清初张竹坡评本《金瓶梅》

四、吴中悬之国门之

丁巳本辨

吴中悬之国门矣,其刊本俗称丁巳本有关丁巳本之研究,存有舛误,仍需研究,以正本清源
(一)、 丁巳本并非《金瓶梅》之初刻本
不知魏晋,遑论有汉诸多研究者不知于丁巳本之前,已有万历初之刻本、乙巳本问世,
故将丁巳本甚或介休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认定为《金瓶梅》之初刻本;即使大方之家,亦持是说
介休本,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俗简称《金瓶梅词话》
新加坡董玉振先生不远万里,跨洋越海,径到台北故宫博物馆,叩关启箧,终得审察介休本,一睹庐山真面目
其《介休本<金瓶梅>形态及批注时序细考》曰:
介休本金瓶梅在台北故宫博物目录上和国会胶片上的标题均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但首册题签和中缝标题均为《金瓶梅词话》,十卷一百回,分装二十册
………… ……
前头缺失的六个各回最后半叶面,在书中看是印制时缺少这半个刻版所致,这半页与前半页为一完整叶,即:不是印制成书后才丢失书叶的,而是印制时缺少这半面刻版由此可以明确判断:介休本不是该版的初印本
…… …… ……
介休本金瓶梅有批点,删补订千余处,尤其是对的删补订,修改了原有的漏刻、错讹、重刻之处,校订细致,文句更加流畅……14
铁证如山,介休本绝非初刻本,泰山移,此论不可改用于镂版,新刻就是重刻
董玉振先生功不可没

《金瓶梅词话》南洋本

日本洋田瑞穗《<金瓶梅>的研究与资料》介绍:
《金瓶梅词话》版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小说的人是一个鼓舞
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词话》与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同一版本,近年发现的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藏本《金瓶梅词话》是更为完整的版本
目前这三种版本是我们所知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15
显而易见,目前已发现《金瓶梅》有三种版本,然则,明清时曾最少有过不同时期之三次刊刻
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亦言:
我国(现存)最早的万历本(介休本,实为崇祯本—笔者)是万历丁巳年(应是崇祯年—笔者)的,但五十二回还缺了二叶
影印时用崇祯本补上但在日本发见的丁巳年(崇祯年)词话本却不缺(王利器先生所藏)……16
同是崇祯本,又有差异,说明其亦有两次刻印
仅从刻印之次数亦可证明,介休本绝不是初刻本
(二)、 介休本并非丁巳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1930年发现于山西介休县,故名之曰介休本,以区别于万历四十五年之丁巳本、崇祯散说本
即使大方之家,亦混淆丁巳本与介休本,认为丁巳本即介休本,否定丁巳本之存在
黄霖先生《<行香子>与<金瓶梅词话>的刊行》写道:
这个事实(《新刻金瓶梅词话》中避帝朱由校的名讳——笔者),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
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强奸了常娥常字还没有避讳,
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17
引文之观点谬误有二:
其一,由避朱由检之讳而得出《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之结论,方枘圆凿,与史实悖逆
其二,不分黑白,混淆丁巳本与介休本
黄霖先生自相矛盾矣,在同文中,其另有引文:
《目知录》卷二十三: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讳避太祖、成祖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18
显而易见,避帝讳为崇祯三年后之事
黄霖先生之论述确有舛误,然其贡献在于寻找到史料,可由此推知,《新刻金瓶梅词话》天启末始镂版,竣工于崇祯三年之后
毋庸置疑,介休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为崇祯本;今后,不可再将介休本称作万历本
因避讳令仅涉及已薨之帝,崇祯帝甫践祚,故《新刻金瓶梅词话》不避其讳
丁巳本应为万历本
沈德符记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洎马仲良榷吴关之万历四十一年,至万历四十五年丁巳本刊刻流行,其间仅四五年,用未几时恰如其分,
而延宕至崇祯三年后,至少亦十八年矣,岂可言未几时?丁巳本不可能于天启年间悬之国门
郑振铎先生《谈<金瓶梅词话>》指出: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新刻金瓶梅词话》--笔者注),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
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19
丁巳本今已绝不可得见,今见之《新刻金瓶梅词话》绝非丁巳本;
介休本为北方刻本,並非吴中悬之国门之南方刻本
二者乃不同时期之两种刻本,且均为词话本;介休本当是丁巳本之翻刻本
故混淆丁巳本与介休本,将二者合二而一,否定丁巳本之存在,实泾渭不分,误也
(三)、丁巳本之卷前《四贪词》为冯梦龙添加
《金瓶梅》卷前有酒色财气《四贪词》一首,何人所为?
酒色财气作为完整词语,最早见于宋范晔《后汉书·杨秉传》,元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亦提及之
堪称诗者,当数宋时林了元、苏轼、宋神宗、王安石等于大相国寺粉壁上所题之诗
堪称词者,有元时汤舜民【黄钟·山对子】;有明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神宗《酒色财气四箴疏》;后有明之重刻《金瓶梅》丁巳本卷首之《四贪词》
然三者字句了然不同,又有浅易文言文、文言文、白话文之别
明冯梦龙之《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20,抓住酒色财气大做文章,铺排为楔略引述于下
杭州才子李宏,三科不第,欲渡钱塘,往严州访友
至江口,登秋江亭,见亭壁有题词《西江月》,数说酒色财气之短处:
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财多招忌损人苗,气是无烟火药四件将来合就,相当不欠分毫
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李宏不以为然,挥笔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
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将论何多差缪
李生不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朦胧中,美女四人,衣黄、红、白、黑,自外而入,谢李生仗义执言,为其解释前冤
四女实为酒色财气之精
后四女相争:酒骂色盗人骨髓,色骂酒专惹非灾,财骂气能伤肺腑,气骂财,能损情怀,又厮打作一片
其诗言酒之害:平帝丧身因酒毒,江边李白损其躯劝君休饮无情水,醉后教人心意迷
言色之害:尾生桥下水涓涓,吴国西施事可怜贪恋花枝终有祸,好姻缘是恶姻缘
言财之害:有财有势是英雄,命若无时枉用功昔日石崇因富死,铜山不助邓通穷
言气之害:霸王自刎在乌江,有智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
冯氏之《警世通言》第十一卷,将酒色财气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反对嗜酒好色、争财斗气,态度鲜明
介休本《金瓶梅》有序二,其一署名: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金阊,在苏州,黄霖先生认为弄珠客即冯梦龙,慧眼识才,然也
其序言:
《金瓶梅》秽书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也,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
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之心者,菩萨也,生畏惧之心者,君子也,生欢喜之心者,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乃禽兽耳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宴,衍至霸王,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
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
序言认为《金瓶梅》中色、酒、气俱全,且特举少年欢喜、效法之事,表明有劝诫之必要,刻不容缓;
冯氏自然会想到《苏知县罗衫再合》中酒色财气之故事,而创作出《四贪词》,借丁巳本刊刻之机,公之于世,以达世诫之意
有研究者提及《金瓶梅》中官员陈四箴,认为雒于仁之四箴疏乃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之动因,断言《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间
李悦岭先生《<金瓶梅词话>刻本面世之谜之探讨》云:
兰陵笑笑生明显是受雒于仁上疏并陈《酒》《色》《才》《气》四箴的影响而开始创作《金瓶梅词话》
笔者已用家乡方言、谐音破解了《金瓶梅词话》这一书名,《金瓶梅词话》就是雒于仁上疏并陈的《酒》《色》《才》《气》四箴,《酒》《色》《才》《气》也是《金瓶梅词话》另一书名
雒于仁上疏并陈《酒》《色》《才》《气》四箴,是万历十七年十二月(1589年12月)的事,作者创作《金瓶梅词话》的时间应该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后······21
据《明史》,万历十七年,雒于仁陈四箴,然其《酒色财气四箴疏》逆龙鳞,以致神宗震怒,欲治其欺君之罪,结果此疏不可发外而留中
雒于仁因此事而罢官,天启初,得赠光禄大夫
既然雒于仁之四箴疏不可发外而留中, 秘而不宣,万历间世人何以知晓?
兰陵笑笑生何以得见,何以受其影响而开始创作《金瓶梅词话》?
李先生言《金瓶梅词话》就是雒于仁上疏并陈的《酒》《色》《才》《气》四箴,乃对《金瓶梅》创作目的之误解、歪曲,甚荒谬也
至于《酒》《色》《才》《气》也是《金瓶梅词话》另一书名,虽标新立异,实少佐证焉
《金瓶梅》中何以有陈四箴之官员姓名?
似有此可能:至天启,雒于仁得以平反,世人不知其疏但知其事,钦佩其死谏之精神,故崇祯时,于《新刻金瓶梅词话》中添加陈四箴这一官员,且冠以耿直清正之名以志之
笔者妄自揣度,乃一孔之见也
王汝梅先生《简明注释全本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说明》指出:
四箴取居敬、穷理、克己、存诚之意,这是当时做人的四项原则作为官员的姓名,
不可能取酒箴、色箴、财箴、气箴之义陈四箴与小说所谓酒色财气无关系24
王先生金声玉振,其论至当不易
陈四箴不能证明《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间

《金瓶梅版本史》

五、《金瓶梅》序、跋

产生时间之辨析

近年,研究者无意于《金瓶梅》之文本,移情别恋,考证序、跋,长篇累牍,津津乐道,标新立异,然瑕瑜互见,值得商榷
其序、跋究竟产生于何时,与作者之考证,息息相关,沉浮与共;岂能不加辨析?
(一)、《欣欣子序》绝非清人作伪
叶桂桐先生《<金瓶梅>病理切片:53—54回》言:
关于《金瓶梅》三个序跋在《金瓶梅》主要版本中存在方式,我已经做出这样的叙述:刻印于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
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
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金瓶梅》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
初刻本《金瓶梅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
崇祯本《金瓶梅》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
崇祯本《金瓶梅》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前加了廿公跋;
《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跋、弄珠客序,又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台湾藏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藏本顺序不同)25
该论认定:《欣欣子序》作于清初,晚于《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笔者不敢苟同
著书者无不渴望著作能四方流行,天下皆知;同时,又多附序文,或自序,或代序,言明写作之原因、目的、过程,加以评介等
《金瓶梅》描写性交,绘形绘色,大肆铺张,易被攻讦为宣淫导欲之秽书,然则,更需要有序文加以辩驳,力排众议以正名
欣欣子巧舌如簧,振振有词:
窃谓兰陵笔笔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无非名人伦,戒淫 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
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睢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
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滤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淫荡者)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规,所不能逭也
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神之机……
欣欣子笔泄长江之波,洗恶名,去白眼,止唾骂,其序为《金瓶梅》不可或缺之辩护词;
遏匿其恶,宣扬其善,力透纸背,合乎代序之规,遂乎作者之意;方显友人之义气
以此论之,《欣欣子序》乃应初刻本之需而撰写
故万历十年前之初刻本,应有《欣欣子序》
再之,沈德符寓目乙已本、丁巳本,应见到过《欣欣子序》,于其所记史料中可寻到蛛丝马迹
沈氏一见知其赝作矣,原因之一乃其五回中时作吴语;其明察秋毫,辨菽麦,识真伪,所据何也?

欣欣子序

今人断言《金瓶梅》之本体语言为山东方言,无不得益于《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之语,概莫能外,而沈氏何尝不如此!
其并非语言学家,不可能对各地方言深谙于心,了如指掌,一见而知属地;
正是《欣欣子序》中兰陵笑笑生之提示,先入为主,且认兰陵为山东之兰陵郡,方有其五回时作吴语之论断
其三,以时间、年龄论之,《欣欣子序》亦不可能为清人作伪
《金瓶梅》写于嘉靖,成书迟亦不逾隆庆,初刻于万历十年前
推定兰陵笑笑生成书时已花甲,至清初已一百三十余岁(万历48年,泰昌1年,天启7年,崇祯17年,清初数年)矣
即使退一万步,延宕至有史料可据之万历二十四年,其亦百岁有奇矣
是年,吴县县令袁宏道,致函索问《金瓶梅》之后段;《袁中郎全集》书牍《董思白(其昌)》云:
《金瓶梅》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倒换?幸一的示
其时,《金瓶梅》书成,拟定兰陵笑笑生时年知天命,至清初,早已长眠于九泉
《欣欣子序》若为清人作伪,序中却言我友笑笑生作《金瓶梅》,以鬼为友,岂不荒唐!
清人作伪,不称其为友,反而更易瞒天过海,更具迷惑性;称之为友,画蛇添足,反而漏出大破绽,事与愿违,必为世人所不齿;清人竟如此愚不可及?
再之,该清人称兰陵笑笑生为我友,其年龄应与之相当,其作序时亦逾百岁,能否?
所谓作《欣欣子序》之清人,实为子虚先生
其四, 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未提及《欣欣子序》,仅言及东吴弄珠客序,事亦有因也
王丽娜女士《<金瓶梅>在国外》指出,日本大百科事典在介绍《金瓶梅》的版本时说:
《金瓶梅》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金瓶梅词话》系统,一个是《新刻绣像金瓶梅》(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清康熙人张竹坡第一奇书本《金瓶梅》属于后一系统,是比较流传广泛的本子
《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序文刻本,是现存刻本中最古的一种,在它之前还有抄本和刻本,现已遗失
《新刻绣像金瓶梅》是明崇祯间刻本,与词话本有很大不同,如第一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第八十四回,内容差别甚多,而细微的差别各回随处可见
词话本中诗词很多,且描写多用山东方言,崇祯本及后来的张评本,均大量删除诗词,并将山东方言改为普通语言
由此可知,词话本之后出现的各种版本是就词话本删改而成的26
崇祯散说本乃词话本之改编本也,内容有很大不同,方言改换殆尽;
面目全非为显示其与词话本内容不同、改编者并非兰陵笑笑生,故改编者删除《欣欣子序》;
此举不值得研究者大惊小怪,浮想联翩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有东吴弄珠序、廿公跋,为崇祯本
《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唯具谢颐(谢肇淛)序,为清刻本;二者乃散说本也,均无《欣欣子序》
薛冈所见或为此二者,自然不会无中生有,语涉《欣欣子序》
虽眼见,亦不一定必言之
沈德符见过丁巳本,而丁巳本中定有《东吴弄珠客序》,其却视而,守口如瓶,不露片言只语;因而,不可因此而否定丁巳本具有《东吴弄珠客序》,同理,薛氏所记,不足以证明《欣欣子序》为清人作伪
叶桂桐先生尚言:
将欣欣子序与廿公跋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欣欣子序后出,而廿公跋早出
不然欣欣子序中明确地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吾友兰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却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世廟时一钜公,那样好不确定是不应该的
因此《廿公跋》作于前,《欣欣子序》写于后,这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27
此论谬也,因为其论据不能证明论点
言及作者,《欣欣子序》言其籍贯、化名,而《廿公跋》言其朝代、身份,有何不确定?
二者相辅相成,互作补充,绘出《金瓶梅》作者之粗略轮廓,有何不应该?岂能由此得出跋早序晚之结论!
以序、跋之唱和而简介作者,或为《金瓶梅》作者之策划
黄霖先生认为序、跋之文字形体不同,则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其大作写道:
今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序跋也不统一,欣欣子序文字讹误甚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却正确无误,显得非常特殊,而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体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体,一用写体,且东吴弄珠客序称书名为《金瓶梅》,而不称词话,与欣欣子称词话相杆格;
如此等等,无非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28
此言论据虚假,其结论自然谬误
《欣欣子序》文字确有不规范者,称之曰讹误较多,似可
然《东吴弄珠客序》与《廿公跋》亦绝非正确无误
前者中盖、劝、妇、惨、画、淫、尝、垂、悯等,后者中盖、尽、淫、冤等亦为讹误
一者齿缺,一者狗窦大开,半斤八两显然引文中之一贬一褒有失公允,为不实之词
运用何种字体镂版,因人而异,决定于镂刻者之技能、好恶,甚至一时兴起,率性耳
同一刻本,因镂工不同,其字体绝不会一模一样;即使同为宋体,亦必有差异,毫末可辨,介休本即然也
故以刊刻的字体不同,得出两序产生时间之先后,证据甚不充分,难以服众
关于书名,引文言欣欣子称'词话’,此系无中生有
《欣欣子序》之正文,提及书名,皆称《金瓶梅传》,从未言词话云云
摘抄于下:
a、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
b、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
c、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
d、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四者皆称其为传
《金瓶梅》脱胎于《水浒传》,乃其旁逸斜出者,故其初名似为《金瓶梅传》
值得注意的是,《廿公跋》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亦可作《金瓶梅》传为……);显然,二者称谓相同,均未涉词话二字
《欣欣子序》之标题为《金瓶梅词话序》,当是丁巳本之序,即丁巳本其书名为《金瓶梅词话》,介休本名《新刻金瓶梅词话》,强调新刻,可证之;
且《新刻金瓶梅词话》书页左边,标有竖行《金瓶梅词话》字样
丁巳本具有《欣欣子序》,介休本翻刻于丁巳本,袭用之,原封不动,未易其标题耳
东吴弄珠客序称《金瓶梅》,而不称《金瓶梅传》、《金瓶梅词话》,盖为简称,如同今人称《水浒传》为《水浒》,无伤大雅
《欣欣子序》重正名,《廿公跋》重流行,《东吴弄珠客序》重读法,各有重点,各司其职
总之,《欣欣子序》撰写于万历十年前,为初刻本而作,绝非清人作伪;《东吴弄珠客序》撰写于万历四十五年,为丁巳本而作

东吴弄珠客序

(二)、《廿公跋》为初刻本所作
《廿公跋》与《欣欣子序》为同日生,亦应产生于《金瓶梅》初刻之前,为初刻本所作理由有五
其一、《廿公跋》 云: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
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着之心矣特为白之
廿公与欣欣子之论调如出一辙,竭力为兰陵笑笑生张目、正名,去宣淫导欲之罪愆,立劝诫警世之功名:《金瓶梅》非淫书也!
害怕被指为淫书而究诘始祸,乃初刻时之忧虑,故需以序跋正名;同时,担心书商望淫而生畏,不敢妄动刀凿,故需以跋鼓动之
当刻印流行之后,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悬心放下,数次重刻时何需再费笔墨写跋以作辩解?
一言而蔽之,《廿公跋》为初刻时之辩护词、煽情书
其二、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把流行此书,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所谓功德无量,的确空前绝后
廿公为流行者呐喊,歌功颂德,煽动祸枣灾梨,流行此书;其用心良苦今后,指写跋之后,显然,《廿公跋》为初刻本而作
俗语云:同行是冤家
若《廿公跋》为崇祯时书商添加,从销售、获利方面计,流行者绝不希望存在竞争者
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大肆煽动书商刊刻流行,与其争利,分得一杯羹,故今后一词,不符合书商之心态及口吻
若《廿公跋》果为崇祯时书商添加,必然不会使用今后一词;删去该词,则意义更加明确、唯一,露才扬己,自我标榜,岂不更合添加者之意?
《廿公跋》为流行者大唱颂歌,此正是书商保留《廿公跋》而舍弃《欣欣子序》之又一原因
其三、上文言及,沈德符从《欣欣子序》中借得他山之石兰陵,而断言《金瓶梅》之主体语言非吴语;非止于此,尚有第二块石也
《廿公跋》言:《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指明《金瓶梅》作者生活之主要年代为嘉靖,身份为钜公,其写作目的为有所刺,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显然得其真谛焉!
沈德符闻此书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之说,相同乃尔!沈氏虽不露声色,不言他山之石《廿公跋》,却难掩拾人牙慧之事实
此块他山之石,可证乙巳本即有《廿公跋》,因为丁巳本翻刻于乙巳本也
其四、《东吴弄珠客序》乃为丁巳本而作,按照其于介休本中序、跋排列之位置,亦可证其必晚于《廿公跋》
按惯例,序当置于跋之前,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欣欣子序》、《廿公跋》则是也
然《东吴弄珠客序》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屈居于《廿公跋》之后,其长幼之别,亦泾渭分明矣
《廿公跋》为《金瓶梅》初刻本而作也
其五、日本一研究者言《廿公跋》为清人浙江杭州鲁 民所为,虽信誓旦旦,实不可信也
按史料记载,吴王之女名二十,南人避讳,称二十为念廿公,即吴地之公
而杭州,属越地焉,显然,廿公非鲁民也所谓清人作《廿公跋》之说,乃不攻自破也
总而言之,万历十年前之刻本乙巳本,丁巳本,介休本 等均为词话本;皆应有《欣欣子序》、《廿公跋》

六、本文研究与《金瓶梅》

作者陈铎说

本文研究之相关资料同条共贯,皆证明《金瓶梅》作者陈铎说正确,符合事实,无可置疑
本文研究结论之一:《金瓶梅》成书最迟不晚于隆庆
杨国玉先生一语道破《金瓶梅》创作之时间,始于嘉靖二十三年,终于万历初
而陈铎于嘉靖二十五年左右辞官,从此,冗务尽除,闲云野鹤,万历初凤靡鸾吪,计三十年余
其闭门却,目不窥园,可以用来写作之时间,恰与《金瓶梅》成书之起迄时间契合焉
本文研究结论之二:《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十年前
《金瓶梅》有卷末诗,其首联首句云闲阅遗书思惘然,开诚布公,直言不讳,《金瓶梅》刻镂流行之时,作者已九泉之下听曲蝼蚁矣
陈铎约于万历五年辞世,阴阳两隔此又与遗书契合焉
本文尚有其它方面可作陈铎说之佐证;后将续考,再作芹献
拙文《邳州之陈铎乃<金瓶梅>之作者》,将陈铎之情状与《金瓶梅》作者应具备之条件一一比对,对号入座,毫厘不爽;
本文以《金瓶梅》成书、初刻之时间再作比对,不出意料,果又如是
陈铎乃《金瓶梅》之作者,谅哉斯言

(明)陈铎描绘南京市井风俗画卷【局部】

1李锦山《<金瓶梅>最早付刻人浅探》,《<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217页

2同上,第210页

3.徐朔方《汤显祖和<金瓶梅>》,《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2月第一版,第345--346页

4.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2月第一版,第40页

5同4,本论题中内容除已注明出处外,余均引自第29—39页

6《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七期

7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华书局出版社19 63年版,第六0七—六0八页

8杨国玉《<金瓶梅>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揭秘--<金瓶梅>创作年代新考之一》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9 同4,第40页

10 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2月第一版,第293页

11.同4,第34页

12尚化启《陈铎<滑稽余韵>之二》,《邳州文化》2018年第 42期

13.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38--139页

14董玉振《介休本<金瓶梅>形态及批注时序细考》,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15.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358页

16同10,第292—293页

17黄霖《<行香子>与<金瓶梅词话>的刊行》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18同17

19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2月第一版,第61--62页

20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第六卷,有关引文见第80--83页

21李悦岭《<金瓶梅词话>刻本面世之谜之探讨》.第12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22王汝梅《简明注释全本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说明》,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23叶桂桐先生《<金瓶梅>病理切片:53—54回》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24同15,第452—453页

25同25

26黄霖《<行香子>与<金瓶梅词话>的刊行》,第14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炮车中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为2019年度徐州市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9xsz—069),后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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