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歌 |《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四十五年冬付刻，天启元年刻成于苏州

殘荷聽雨 2022-10-3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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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鲁歌，1940年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金瓶梅》学会和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著有《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金瓶梅人物大全》《金瓶梅纵横谈》《红楼梦金瓶梅新探》《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等，为金学研究付出过极大心血，作出过重要贡献。

同时，他在鲁迅、郭沫若研究、《水浒传》《红楼梦》研究方面也有多种著作问世。他在治学勤奋，功底扎实，尤在文献研究方面创获良多，惠泽学界。

今闻他于今年4月18日逝世，令人不胜悲痛，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特此谨选先生数文，以作纪念。

（会长：黄霖）

一

《新刻金瓶梅词话》书前「东吴弄珠客」序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公元 1617 年）冬写于江苏，这是抄本付刻时间，不是刻成时间。

我在本文中说的「词话本」，指的就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在我国藏有一部，在日本藏有两部半，中、日共藏有三部半，抄本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公元 1617 年冬。

刻成于天启元年，即公元 1621 年。至今尚未发现还有比这更早的刻本。此刻本是由抄本付刻的，这没有问题。抄本的作者是兰陵（江苏武进）民间才人，略改与暗售者是兰陵人王穉登。

据王穉登同时同邑人夏树芳（1551-1635）在〈王百谷先生诔并序〉中说，王穉登（字百谷）卒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巳（二十二日，公元 1614 年 1 月 31 日）。他死后，家中至少还有年轻的妾及其所生的幼子，有妻所生之子王留，还有其他一些人。王留比异母弟年长得多。

袁中郎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致王百谷的信中说：「闻王先生益健饭，犹能与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闻此甚羡！恐足下自有秘戏术，不则诳我也。」

写此信时王穉登（1535-1614）已有七十二岁了，「犹能与青娥（青年女子，指小妾）生子」，真是「老勇可想！」袁中郎此时「未四十已衰」，后来，只活到四十三岁就死了（1568-1610）。

王穉登于 1614 年死后，应是家中亲人把《金瓶梅词话》抄本一百回、连欣欣子序、廿公跋卖给付刻人东吴弄珠客或苏州的某书坊的。

抄本的名称是《金瓶梅词话》，也简称为《金瓶梅》。抄本写作、售出的情况与《石头记》（《红楼梦》）抄本写作、售出的情况截然不同：

第一，《金瓶梅词话》抄本中有大量的淫秽描写，所以不敢在万历年间公开出售，以免被官方逮捕法办，只能悄悄地在暗中出售；而《石头记》（《红楼梦》）抄本中极少有性交描写的内容，所以是于乾隆间在北京的庙市中公开摆摊出售的。

第二，《金瓶梅词话》抄本的作者与暗卖者急于得到钱，所以作者「兰陵」民间才人每写出抄本用线装订为二帙或几帙，就交给暗卖者「兰陵」人王穉登去联系富人卖出，王穉登并没有认真修改，就先于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年）把二帙抄本（第一回至第十一回）以高价卖给了富人王肯堂，如此等等；

但《石头记》（《红楼梦》）抄本却是增删得极为认真的，伟大作者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甲（1754 年）抄本、己卯（1759 年）抄本、庚辰（1760 年）抄本的原本都是八十回抄本，都是八十回一起摆在庙市中公开出售的（现在存世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都不是原抄本，而是过录本即传抄本，

甲戌本过录本、己卯本过录本都残缺甚多，原抄本都是八十回，已失传），乾隆时庙市中公开出售的也有一百二十回抄本，但比八十回抄本少见。

《金瓶梅词话》抄本二帙于 1592 年以高价卖给了王肯堂；另二帙抄本（第三、四帙），第十二回至第二十二回，在王穉登家中，尚未以高价卖出，后来无疑也以高价卖出了。

作者兰陵民间才人大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写成了共五十二回，装订为十帙（第一回至第五十二回），交给王穉登，很多回目上、下句不对仗，甚至有一些回目上、下句的字数不相同，王穉登也不修改，以高价卖给了富人董其昌，必叮咛董其昌切勿说出是从哪里来的。

次年袁中郎从董其昌手中借得后抄录，写信问他：「《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董其昌不可能回答他。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金瓶梅词话》抄本或简称《金瓶梅》抄本已经写成了一百回，装订成了二十帙，其中第十一帙的五回（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中有影射谩骂屠隆夫妇的内容，不便把这五回的一帙抄本卖出，所以徐阶之子以重资购得的只是九十五回的抄本共十九帙。

汤显祖赏读的也是九十五回的抄本共十九帙。听石居士在《幽怪诗谭小引》中说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

汤显祖（1550-1616）一直到死，《金瓶梅词话》尚无刻本，他赞赏的《金瓶梅词话》必是抄本无疑。可证抄本的名称是《金瓶梅词话》，简称为《金瓶梅》。

汤显祖赞赏的《金瓶梅词话》抄本，必然是九十五回的共十九帙，缺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的五回一帙（第十一帙，即第十一册）。

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和《金瓶梅》〉一文中考论：汤显祖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 1600 年）的《南柯记》一剧，受有《金瓶梅》最后一回即第一百回情节内容的影响，「其先后启承转袭的关系无可怀疑。」

我敬请研究者们与广大读者细读徐先生的这一篇论文，我就不详说了。

汤显祖赞赏的《金瓶梅词话》抄本，是以重资购买来的，还是借阅的，或者是借抄的，虽难考知，但可以证明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 1600 年，《金瓶梅词话》抄本已经写完了最后一回第一百回，汤显祖的《南柯记》第四十四出〈情尽〉受有此回中写法的影响（见徐朔方文）。

汤显祖是屠隆的好友，汤既然读过并赞赏《金瓶梅词话》抄本至一百回终，也有可能并不告诉屠隆，因为他与屠隆之间也有矛盾。

例如，屠隆曾写信给汤显祖，信中骂山人沈明臣诽谤自己与宋世恩之妻有苟且之事，极恨沈明臣，汤显祖在回信中却予以调停劝解，说：「读足下手笔，所未能忘怀，是山人口语一事……但我辈终当醉以桑椹，噤其饥啸耳。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江海萧条，大是群鸥之致。」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屠隆到浙江遂昌晤汤显祖，见汤所评之「董西厢」，谋以自己所评本互换，汤不允。见（对沈德符说，《明清江苏文人年表》。

据冯开之于万历三十年九月十日 1602 年 10 月 24 日）「屠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屠隆作《昙花记》，「此忏悔文也。」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昙花记》条。

屠隆「往年」确实「孟浪」，以致连累宋世恩「夫人被丑声」。其实也连累了自己的夫人杨柔卿被丑声。屠隆夫妇与宋世恩夫妇的绯闻传遍了大江南北，汤显祖不可能向屠隆称赞、推荐有大量淫秽描写的《金瓶梅词话》抄本。

汤显祖赞赏《金瓶梅词话》抄本，是因为该书中佳处极多，并不是因为书中有不少的淫秽描写。他不肯向屠隆称赞、推荐《金瓶梅词话》抄本，如同不肯把自己评「董西厢」的抄本与屠隆评「董西厢」的抄本互换，是相类似的道理。

「汤批董西厢」由自主刊刻。屠隆只好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刻了自己所评的「董西厢」。

有的研究者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汤显祖，并说自己「深信不疑」，「作者非汤显祖莫属」。徐朔方、魏子云、黄霖诸学者和我均不同意此误说。我不同意的理由是：

第一，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和「兰陵」无关。

第二，他尽管与屠隆有一些小矛盾，但他始终是屠隆的好友，他绝不可能在《金瓶梅词话》抄本中影射谩骂屠隆作的一诗一文很低劣，「把这样才学就做了班、扬了」，以「水秀才」影射屠赤水，骂水秀才的「浑家专要偷汉」，骂「水秀才」的「才学荒疏，人品散弹」，骂他和别人家的几个「丫头、小厮」「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门来，閧动街坊，人人都说他无行」，「他既前番被主人赶了出门，一定有些不停当哩。」汤显祖绝不可能这样写。

第三，抄本中写了大坏人西门庆的一个心腹奴才名叫汤来保，后改名汤保，汤显祖不可能写这个坏奴才姓汤，和自己同姓。

西门庆多次派此奴才去行贿打点，作恶多端。他每次到扬州就嫖娼林小红。

他听说西门庆死了，就引诱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临清码头各娼店中嫖妓，自己去船上盗取了西门庆八百两银子的布货暗藏起来。

太师蔡京的管家翟谦听说西门庆已死，寄信来索要西门庆府上四个弹唱的出色女子，西门庆之妻吴月娘只送给玉箫、迎春二丫鬟，派汤来保护送她们往东京太师府中去，他在路上把她们都奸污了。

到东京先见了翟管家，翟谦把这两个女子送进太师府中伏侍老太太，赏出两锭元宝，汤来保到家只拿出一锭给吴月娘，月娘赏他一匹缎子叫给他媳妇刘惠祥做衣服。

他把盗取的布货卖了八百两银子，暗买下一所房子，开了一个杂货铺。他多次调戏吴月娘，想奸占她，月娘很生气，加上惠祥在府中为别的事乱骂乱闹，就把汤来保、刘惠祥两口子都赶出了家门。

汤来保就和妻弟刘仓开起一个布铺，改名为汤保。后来汤保与黄四、李智为钱粮事犯法，被捕入狱。汤保被监禁一年多，房子也卖了，家产尽绝。儿子汤僧宝流落在外，给人家跟马糊口度日。

早先汤僧宝五岁时，由母亲刘惠祥包办，与淫妇王六儿四岁的侄女订了亲，这四岁的侄女是王六儿的哥哥「王屠」、嫂子「王母猪」的女儿。

汤保入狱势败后，其子汤僧宝已长大成人，给人家跟马为生，连自己都难以生存，「王母猪」不大可能把女儿嫁给他。

汤显祖不可能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此书中写大坏人汤保及其子汤僧宝，与自己同姓「汤」。

第四，书中写的坏人王显、薛显忠、王祖道，不避自己的名讳「显」「祖」，书中写的「王屠」「章隆」，居然是「屠」「隆」，都不是什么好人，也不避自己的好友屠隆的名讳。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不会是汤显祖，也不会是屠隆。徐阶之子、刘承禧有《金瓶梅词话》抄本共九十五回的时间，都不可能在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 1600 年之后。

他们有抄本的时间当在 1597 年至 1598 年之间。汤显祖有《金瓶梅词话》抄本或借阅此抄本共九十五回的时间也当在 1597 年至 1598 年之间。

袁小修、沈德符有《金瓶梅词话》抄本共九十五回的时间，当在万历三十七年即公元 1609 年。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说：自己原先未见过《金瓶梅》抄本；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遇袁中郎于北京，问中郎「曾有全帙否？」中郎回答说只睹过「数卷」，甚奇快！今惟有湖北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阶家录得者。

袁中郎只读过抄本十帙共五十二回，每十回为一卷，第一回至十回为卷之一，第十一回至二十回为卷之二，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为卷之三，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为卷之四，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为卷之五。

袁中郎只读过五卷又二回共十帙（十册），所以他说自己只睹过「数卷」。

说散本每五回为一卷，如果袁中郎读的是说散本，则应说睹过十卷余，不该说只睹过「数卷」，可证他睹的是词话本。

又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袁中郎之弟袁小修上公交车（举人考进士）到北京，「已携有其书」，沈德符「因与借抄挈归。」

袁小修与刘（公元 1609 年）赴京前于江苏镇江拜访刘承禧，承禧都是湖北人，袁小修应是万历三十四年从刘承禧处购得《金瓶梅》抄本共九十五回，带到北京去的。

请注意：袁小修那时是举人，要赴北京见二哥袁中郎，住二哥寓所，准备明年春考取进士，无暇借抄，只能是购买。

沈德符是在本年于北京从袁小修处「借抄挈归」吴中的。袁小修到北京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七年九、十月间，即公元 1609 年 10 月中、下旬。到北京后，住在「中郎寓」。

沈德符此时借抄《金瓶梅》抄本共九十五回。袁小修此时忙于应明年春场考试。

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春场考试毕，旋「随中郎南归」。袁中郎原先在 1596 年由董其昌处借抄过《金瓶梅》抄本十帙共五十二回（五卷又二回），此次在 1609 至 1610 年之间必然在袁小修处读过抄本十九帙共九十五回。

袁中郎死于 1610 年。

沈德符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

我认为抄本九十五回的作者是兰陵民间才人，但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这五回一帙中有王穉登增写进去的一些内容，相比之下不如那九十五回写得好，沈说是「陋儒补以入刻」并不算大错。

但这五回与那九十五回还不能说是「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而是有相贯串之处的，但确实也有一些「不贯串」之处。

这五回中有王穉登「越俎代庖」代替兰陵民间才人增写的一部分内容。

全书「凡一百回」绝大多数是兰陵民间才人写的，这五回中有「陋儒」王穉登补入的成分。

沈德符不知道这「陋儒」竟然是「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就更具有讽刺性了。

原作者兰陵民间才人在写回目方面不大懂得对仗，至少有四十多回回目上、下句不对仗，甚至有一些回目上、下句的字数不相同，写的诗词曲不大合乎规范，在这些方面远不如「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但他在写小说故事方面是远胜于王穉登的。

正因为王穉登并不是原作者兰陵民间才人，没有完全读懂原作者写的九十五回小说的故事情节内容，所以在他妄补的这五回中，有「前后血脉」不贯串的一些破绽。

欣欣子序

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凡一百回」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是「吾友笑笑生」，廿公在〈跋〉中说作者是「世庙时一巨公」，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之前的〈词〉四首，又〈四贪词〉四首：〈酒〉〈色〉〈财〉〈气〉各一首，共八首词，有可能是王穉登作的（把「无名火」误刻成了「无名穴」，「火」草书与「穴」形近），但小说「凡一百回」，有九十五回是兰陵民间才人所作，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五回一帙应是欣欣子的「吾友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补入的。

第五十六回中有屠隆作的一诗一文，即〈哀头巾〉诗与〈祭头巾〉文，原载《开卷一笑》，被「笑笑先生」收入《山中一夕话》卷五，署名「一衲道人」作。

卷一题署为「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署为「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士屠隆参阅」。

我认为「校阅」者「哈哈道士」与「参阅」者「一衲道人屠隆」应是同一个人，号赤水；而「增订」者「笑笑先生」应是屠隆的好友王穉登，字百谷。

在《王百谷全集》中，屡称王百谷为「王先生」或「王生」。屠隆、袁中郎等人也称王穉登为「王先生」或「王生」。「生」是「先生」的省略称呼。

《史记‧儒林列传‧索隐》说：「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汉书‧贡禹传》对「生」的注解是：「谓『先生』也。」

《西厢记》中的「张生」，也被称呼为「张先生」。

王穉登是「儒者」，自号为「笑笑先生」，也就是「笑笑生」，他又是「兰陵」江苏武进人，是「世庙时一巨公」，所以他的好友「欣欣子」「廿公」即曹子念字以新，称他为「兰陵笑笑生」「吾友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

曹子念实不知《金瓶梅词话》九十五回的真正作者是兰陵民间才人。

「笑笑先生」王穉登无疑知道《开卷一笑》与《山中一夕话》卷五的那一诗一文是「一衲道人屠隆」作的。

万历元年至四十年知此事者极少，但将此一诗一文收入《山中一夕话》的「增订」者「笑笑先生」王穉登则深知之！

他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讽刺、贬损了屠隆作的这一诗一文水平低劣，但不明说是屠隆作的，却影射说是「水秀才」作的，因为屠隆的号是「赤水」。

《山中一夕话》是「笑笑先生」王穉登从《开卷一笑》「增订」而成的，《开卷一笑》中钤有「屠隆」「一衲道人」「赤水」等印章，王穉登知道屠隆号赤水，毫无问题。

他就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影射屠赤水作的这一诗一文是「水秀才」作的。

既然在词话本中嘲骂这一诗一文低劣，嘲骂「这样才学就做了班、扬了」，那么，你「笑笑先生」王穉登为何先前把屠隆的这一诗一文「增订」收入《山中一夕话》卷五中呢？岂非前后行为自相矛盾？岂非在词话本第五十六回中自打耳光？

我认为说散本的修改者也是王穉登，他在说散本中对词话本中的文字改、删很多，如删去了许多词曲，修改了一些人名，把嘲骂「水秀才」和这一诗一文的文字也删去了。

这一诗一文确实是屠隆作的，说散本中删去了这一诗一文等内容，读者就很难看出嘲骂的「水秀才」是影射「屠赤水」了。

沈德符说万历三十七年（即公元 1609 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按指《金瓶梅》抄本共九十五回），因与借抄挈归。吾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访以重价购刻。」（公元 1609 年至 1610 年）之间的事。

沈德符又说：符未应允。这是万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沈德符回绝「榷吴关」时的马仲良之「劝」，是万历四十一年即公元 1613 年的事。

沈德符知道自己阻止不了此书抄本的刻行，所以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他认为「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必术」，是一部很坏的书，「坏人心术」的书，他不愿承担「始祸」的责任。

他很迷信，说「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其实本来就没有阴间，也没有「阎罗」，岂能有「阎罗究诘始祸」之事？

《开卷一笑》

这是一部文学杰作，不是坏书、「坏人心术」之书，也不是袁小修所骂的「诲淫」之书。

沈德符说「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刀锥」是刻书的工具，「泥犁」是梵语地狱之意，本来也没有地狱，人死了怎么会下地狱或升天呢？「遂固箧之」，是说把这九十五回抄本牢固地锁在书箱中了。

王穉登死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公元 1614 年 1 月 31 日，当沈德符把自己持有的《金瓶梅词话》抄本共九十五回放进书箧中时，王穉登还活着。

王穉登并不是九十五回抄本的作者兰陵民间才人，而是另外五回的补写者，那五回一帙（第十一帙）尚未卖出。

王穉登死后，有人到他家中购得抄本「凡一百回」，连同欣欣子写的〈金瓶梅词话序〉与廿公写的〈跋〉。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 1617 年）冬天，「东吴弄珠客」写了〈金瓶梅序〉，予以付刻。

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置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廿公的〈跋〉之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廿公的〈跋〉，都比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写得早无疑。

二

「东吴弄珠客」是谁？此谜至今尚未解开。

刘承禧曾从姻亲徐阶之子处抄得《金瓶梅词话》共九十五回。他是大收藏家，也很善于贩卖文物古董，跑了湖北、东吴、北京等很多地方，主要是在东吴淘宝贩宝，他很有可能以「东吴弄珠客」为化名。

万历三十七年即公元 1609 年，他客居江苏镇江，袁小修过访，他示以所藏唐代人周昉的《杨妃图》、五代人黄筌的《浴鹌鹑图》。

很可能把他所抄的《金瓶梅词话》抄本共九十五回以高价卖给了袁小修。这是袁小修赴北京之前的事。二人都不说出这秘密。

袁小修本年九、十月间带到北京的抄本共九十五回应来自刘承禧。本年，刘承禧敬请王穉登为他收藏的《快雪时晴帖》作跋。

有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亲笔写跋，此帖的价值就更高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赵孟俯画的《浴马图》，即是王穉登亲笔写的跋，可以去北京参观，在网上也可查到。）

王穉登死后，很有可能刘承禧去王穉登家里购买了《金瓶梅词话》抄本「凡一百回」，连同欣欣子的序与廿公的跋，以高价卖给书坊，怂恿其付刻。

「东吴弄珠客」也有可能是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号龙子犹、犹龙子等。可见他喜欢用「龙」字。

传说中「龙」喜欢「戏珠」，而「弄珠」和「戏珠」的意思是一致的。他曾经见过沈德符的《金瓶梅》抄本九十五回而「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没有应允。

王穉登死后，冯梦龙有可能打听到王穉登家中有《金瓶梅》抄本共一百回，怂恿书坊去王穉登家中以重价购刻。遂购得抄本一百回及欣欣子序、廿公跋。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 1617 年）冬付刻前，书坊请冯梦龙作序。因小说中淫秽描写之处很多，冯梦龙不愿暴露自己，所以在写完〈金瓶梅序〉之后，署化名为「东吴弄珠客」。

我认为《金瓶梅词话》是世界文学中伟大的长篇小说，其中佳处极多；但「少儿不宜读」。

不论「东吴弄珠客」是谁，也不论《金瓶梅词话》抄本是从哪里来的，不论「兰陵笑笑生」是谁，「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是谁，「欣欣子」是谁，「廿公」是谁，《金瓶梅词话》抄本于万历四十五年即丁巳年（公元 1617 年）冬付刻于江苏苏州，却是不成问题的。

《新刻金瓶梅词话》

该书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前第一篇欣欣子写的〈金瓶梅词话序〉、第二篇廿公写的〈跋〉都早于第三篇东吴弄珠客写的〈金瓶梅序〉。

前两篇应写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但万历间未流传到社会上去。第三篇〈金瓶梅序〉末尾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也是到天启元年读者们才知道的。

请注意「万历丁巳季冬」就是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 1617 年冬天，「金阊」即苏州，因苏州有金门、阊门两城门，故以「金阊」代称苏州。

沈德符说自己拒绝了马仲良把九十五回抄本交给书坊付刻，「遂固箧之」以后，「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古代吴国的「国门」是姑苏，即苏州，可证《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刻于苏州。沈德符接着说：「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

可证沈德符读的是一百回初刻本《金瓶梅词话》，他认为「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这五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赝作」。

可证他读的一百回刻本是词话本，而不是刻本说散本「崇祯本」，他说的「未几时」，可证他读的一百回刻本必是词话本；如果读的刻本是「崇祯本」，时间就太久远了，就不能说是「未几时」了。

有一些研究者误以为：既然廿公〈跋〉中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那么，作者必然是活在「嘉靖间」的「大名士」，此作品必然是「嘉靖间」的长篇小说，而不是「万历间」的长篇小说。这样理解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这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书是「嘉靖间」的作品。其实廿公〈跋〉中说的「世庙时一巨公」，是说他是嘉靖间大名士，但他活到了万历年间，不过万历间他的名气远没有嘉靖间那么大了而已。

廿公说的「世庙时一巨公」，应该是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生于嘉靖十四年（西元 1535 年）。

一生作的诗文极多，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被大学士袁炜引入家中任记室，校书秘阁，他作的诗得到权臣袁炜称赞，说诸吉士作的诗不如「王秀才」作的一句，特别器重他。

袁炜死后，隆庆间王穉登的名气虽降了一些，但他仍比王世贞的名气大。

到了万历间，王世贞的名气才超过了王穉登。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二中说：「当嘉、隆间，穉登以文章名出世贞上」可证。「文章」指诗文。

韩愈〈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可证「文章」主要指诗，韩愈是赞李白、杜甫的诗「光焰万丈长」。

王穉登到了万历间不但名气下降了，而且已很贫困。他说自己在「穷巷中佣书，兀兀以糊其口，十日九饥，面色如菜，不如吹箫、卖浆能令妻子饱。」

他回忆在嘉靖间袁炜家中校书时期很不平凡，在诗中写道：「忆昔校书芸阁年，青袍白马何蹁跹！天子时时赐笔札，大官日日给餐钱。布衣出入金銮殿，常侍、郎中争识面……结交七贵兼五侯。纨扇题成持障靥，罗巾染去当缠头……」

有权臣袁炜的推荐与赞赏，嘉靖皇帝与群臣都相当重视他，他的名气也很大；到了万历间名气降了，也贫穷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皇帝打算征召他和陆弼、魏学礼等人参与修史工作，但因时局有变化而作罢，社会上有些人就尊称他为「王征君」。

他很不得志，以给权势者们抄书、起草文字、卖字、贩卖古董为生。

我认为他在暗中也把兰陵民间才人写的《金瓶梅词话》抄本贩卖给一些富人，如卖给王肯堂、董其昌、徐阶之子等等。

尽管他是「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但他并不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民间才人，而是粗改者与暗中以高价贩卖者。

他很可能听到过传闻，这传闻也很有可能是假冒屠隆之名来贬损他的，这传闻说屠隆贬损过他的书法，说他的字在「本朝」是「次者」之后「其又次者也」，即只是第三流的水平。这就使王穉登的字难以卖出，很影响他的生计。

他就在《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中骂屠隆作的一诗一文水平低劣、人品不好、「浑家专要偷汉」，如此等等。

他到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死，也就是说，他在万历间活了四十一年。

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敢把他补写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一帙五回卖出去，之所以补写了却一直不敢卖出去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第五十六回中有嘲骂朋友屠隆的一些文字。

传闻中说屠隆贬损过他的书法，但他并未查实。抄本共一百回是王穉登于万历四十一年死后，万历四十五年冬才付刻于苏州的。

三

万历皇帝朱翊钧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 年 8 月 18 日）驾崩，其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泰昌皇帝，朝廷命令连「常州府」都要改地名为「尝州府」，以避新皇帝「朱常洛」的名讳「常」，也就是把「常州府」改成了「尝州府」，请见《明史‧志第十六‧地理一》。

我在前面说了，《金瓶梅词话》抄本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那时泰昌皇帝朱常洛还没有登基，《金瓶梅词话》中写了一个坏人名叫「常时节」，这个名字出现了许多次，证明了《金瓶梅词话》抄本写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前的万历时期，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泰昌皇帝朱常洛尚未登基的万历时。

试想，朱常洛登基后，连「常州府」都必须避皇帝名讳「常」而改为「尝州府」，《金瓶梅词话》抄本中还敢多次写一个坏人名叫「常时节」吗？付刻以后还敢刻这个坏人名叫「常时节」吗？

因此，《金瓶梅词话》抄本「凡一百回」必完成于朱常洛登基以前的万历时期，抄本也必付刻于朱常洛登基以前的万历时期。但「付刻」并不等于「刻成」。刻这样一百回的书需几年时间。

我认为：《金瓶梅词话》抄本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公元 1617 年冬，却刻成于天启元年，即公元 1621年。

抄本「凡一百回」从「付刻」到「刻成」，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刻书的地点是苏州。我的证据是：

第一，词话本书前是东吴弄珠客的序，题署为「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冬季，也就是公元 1617 年冬天。这是付刻的时间。

「漫书于金阊道中」，「金阊」是苏州的代称，这是刻书的地点。

第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中说该书的刻本「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吴中的「国门」即是苏州，可证初刻本刻成于苏州。

他说这初刻本中有「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可证这是一百回的刻本，是词话本，而不是说散本（崇祯本）。

我考证词话本抄本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刻成于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 年；说散本抄本应付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刻成于崇祯元年（1628 年），所以称为「崇祯本」，比词话本刻成的时间晚七年，沈德符说的「未几时」适合于词话本初刻本（1621），而不适合于崇祯本初刻本（1628）。

如果指的是崇祯本初刻本，就不能说「未几时」了。

《金瓶梅序》

第三，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二十一日，即公元 1620 年 8 月 18 日）驾崩，八月初一（即 1620 年 8 月 28 日）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是为泰昌皇帝，诏命「常州府」为避皇帝「常洛」名讳而改为「尝州府」。

此时《金瓶梅词话》抄本已付刻（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 1617 年冬），说散本《金瓶梅》抄本也已付刻（约付刻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 1619年）。

词话本、说散本抄本的作者都应是「兰陵」（江苏武进）民间才人，修改者应是「兰陵」（江苏武进）人「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王穉登（1535-1614）。

对词话本抄本是粗改，增写了很少的内容，如增写了第五十六回中影射嘲骂屠隆作的一诗一文水平低劣的等等文字。

连四十多个回目上、下句不对仗都没有修改。说散本修改得较多，但也不是改得很认真细致。

原作者兰陵民间才人开始写《金瓶梅词话》抄本的时间，大约是万历十九年冬到万历二十年初（公元 1592 年初），抄本完成（包括王穉登粗改）应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

作〈金瓶梅词话序〉的「欣欣子」与作〈跋〉的「廿公」应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化名，他应是王穉登的好友曹子念，字以新，是王世贞的外甥，「欣欣子」的「欣」谐音是「新」，「廿公」的「廿」与「念」音、义同，「念」「廿」二字是通假字。

曹子念死于公元 1597 年，死前写了〈金瓶梅词话序〉与〈跋〉。王穉登用过「笑笑先生」的别号「增订」过《山中一夕话》一书，书中收入过屠隆作的那一诗一文。

「笑笑先生」可简称为「笑笑生」。「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是「吾友笑笑生」，「廿公」在〈跋〉中说作者是「世庙时一巨公」，都符合王穉登，但曹子念并不知道原作者是兰陵民间才人，而王穉登只是粗改者而已。

说散本的原作者也是兰陵民间才人，修改者仍然是王穉登，删改之处比较多一些。

日本学者荒木猛教授考论：说散本（刻本为崇祯本）《金瓶梅》第二回篇头词「芙蓉面，冰雪肌……」一首、第三十四回篇头词「成吴越，怎禁他……」一首，分别来自王穉登编的《吴骚集》一书，后者署王穉登作（王穉登字百谷），第二十二回篇头词「今宵何夕，月痕初照……」一首，来自《吴骚合编》卷一，题目是〈欢会〉，也署王穉登作。

我进一步考证，说散本一些回的篇头诗词的作者们，王穉登死得最晚（卒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元 1614 年 1 月 31 日），应是他在说散本各回的篇头引了别人和自己的诗词，他应是说散本的修改者。

说散本对词话本修改较多，如对词话本的一百个回目，说散本修改了九十二个回目，只有第十一回、第十九回、第二十七回、第四十回、第五十回、第六十七回、第八十三回、第九十一回八个回目未作修改。

词话本每十回为一卷，共十卷；说散本改为每五回成一卷，共二十卷。再如说散本删去了词话本第五十六回中屠隆作的一诗一文及对这一诗一文的贬低、嘲讽。

又如修改了词话本中的一些人名：把「陈经济」改为「陈敬济」、把「祝日念」改为「祝实念」、把「常时节」改为「常峙节」、把「宋惠莲」改为「宋蕙莲」，如此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中写了许多次的一个坏人「常时节」，未避泰昌皇帝朱常洛的名讳「常」；说散本中把词话本中多次写的坏人「常时节」修改为「常峙节」，仍不避泰昌皇帝的名讳「常」。

这就证明了词话本抄本与说散本抄本都完成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之前的万历间，也都付刻于万历间。

我认为修改者是王穉登，他把词话本中的坏人「常时节」修改为「常峙节」，是因为阁臣申时行在万历十九年九、十月间回到吴中后特别推重王穉登，是王穉登的大恩人，所以王穉登要把坏人「常时节」修改为「常峙节」，改「时」为「峙」，是为了敬避申时行的名讳「时」。

但说散本抄本却不改词话本抄本中的坏人「常时节」中的「常」，词话本中写了多次坏人「常时节」，说散本中多次改为「常峙节」，证明了词话本抄本与说散本抄本都完成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之前的万历年间。词话本抄本完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说散本应开始修改于万历，改完于万历四十年（1612 年）。

王穉登死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1614二十六年（1598 年）年 1 月），他的苏州家中应有词话本抄本一百回、说散本抄本一百回，很可能书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秋购买了他家中的两种抄本全书，同年冬将词话本抄本付刻，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将说散本抄本付刻。

两种抄本付刻时，万历皇帝还活着，泰昌皇帝朱常洛尚未登基，所以词话本中多次写的坏人「常时节」、说散本第一回中多次刻的坏人「常峙节」，都未避朱常洛的名讳「常」。

第四，词话本与说散本的原作者兰陵民间才人于公元 1592 年至 1595 年写词话本抄本时，王穉登于 1592 年至 1612 年修改时，王穉登于 1614 年 1 月死时，都不可能预知1620 年 8 月 28 日即位的泰昌皇帝名叫朱常洛。

所以原作者在词话本中从第十回开始就多次写了一个坏人名叫「常时节」，不可能避朱常洛的名讳「常」；

王穉登在说散本中第一回开始就多次把「常时节」修改为「常峙节」，因为申时行是王穉登的大恩人，所以王穉登改「时」为「峙」，以敬避申时行的名讳「时」，但并不改「常」字，因为不可能预知多年之后登基的泰昌皇帝名叫朱常洛，不可能避朱常洛的名讳「常」。

王穉登死后多年，词话本抄本才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冬付刻，说散本才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付刻。

这两种本子各一百回，加上时局动荡不安，每种本子须刻数年才能够刻完。

付刻以后，正在刻时，时局又发生了巨变：万历皇帝驾崩于公元 1620 年 8 月 18 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泰昌皇帝朱常洛于 1620 年 8 月 28 日（农历八月初一）即皇帝位，于公元同年 9 月 26 日（农历九月初一）病故，在位仅 30 天；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公元同年 10 月 1 日（农历九月六日）即皇帝位。

《金瓶梅词话》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西元 1617 年冬，不可能预知天启皇帝朱由校于 1620 年 10 月 1 日即皇帝位之事。那时避皇帝名讳并不是很严，但完全不敬避皇帝名讳也不行。

词话本第十四回中刻了一个「刁徒泼皮」名叫「花子由」，刻了两次，又简称为「子由」刻了一次，这个被正面人物吴月娘骂为「刁徒泼皮」的「花子由」（简称「子由」）的人物之名在第十四回中刻了三次。

因为词话本是万历四十五年（公元 1617 年）冬付刻的，说散本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 1619年）付刻的，都不可能预知 1620 年 10 月 1 日即皇帝位的天启皇帝的名字是朱由校，所以这两种本子第十四回中都刻了一个坏人「花子由」，不避「朱由校」的名讳「由」。

但词话本刻的第三十九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三回、第七十七回、第八十回中，都改成了「花子油」，显然是为了敬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所以十多次把「由」改刻成了「油」。

说散本从第三十九回起到八十回，一连十多次把第十四回刻了四次的「花子由」，都改刻为「花子繇」，敬避皇帝名讳「由」，比词话本改刻得彻底。

词话本刻本中改「由」为「油」，还有半边是「由」，而说散本刻本中改「由」为「繇」，是连字形都不像了。

两种抄本中无疑都作「花子由」，所以词话本刻本第十四回中三次都刻为「由」，说散本刻本第十四回中是四次刻为「由」。

刻到后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了，书坊刻板时为了敬避「朱由校」的名讳「由」，词话本刻本中十多次把「花子由」改刻为「花子油」，说散本则十多次改刻为「花子繇」。

说散本第一回中就六次刻了坏人「常峙节」，不避泰昌皇帝朱常洛的名讳「常」。

以上证明了词话本与说散本都付刻于朱常洛继皇帝位之前的万历间。

证明了词话本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公元1617 年冬；应刻成于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 1621 年。对词话本刻本科学的称谓应该是：万历至天启年间刻本。

有一些研究者把今存的《金瓶梅词话》刻本称为「万历刻本」，不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