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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等待MYLOVE 2017-01-31

在前面的文章里,小编介绍了《金瓶梅》的原本和抄本的相关情况,但是这样一部大书,只靠手抄显然是流传不下来的,更不可能靠手抄而闻名天下使人尽知的,小编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对此很多人持反对意见,那么咱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

要说明万历丁巳所刻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刻本,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新刻”一词的理解。

“新刻”的确可以理解为在原刻的基础上重新刊印。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书林清话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义”时曾对“新雕”,“新刊”作了这样的解释:“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今据各书考之又曰新雕,乃别于旧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图记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别于旧板之名。《天禄琳琅》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

刘辉先生即据此义而认为词话本是二刻:“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

但是,时至明代,特别是在刊刻戏曲、小说时,“新刊”、“新刻”的含义往往有所变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清况也屡见不鲜。

即以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看,也有将“新刊”指为初刊的,如云:

汇刻词集自毛晋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始……国初无锡侯氏新刊《十家乐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冯延已《阳春集》(宋嘉裕陈世修序,序谓“二冯远图长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张先)、东湖(贺铸)、……皆在毛氏宋词六十家之外,载王士祯《居易录》十三。此刻世不多见,《汇刻书目》既未载,《邵注四库简明目》亦未及见。(卷七)

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乐府》显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再举数例来证明明清时所说的此类“新刻”即是初刊。

①《水东日记》卷二: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

②《真州四部稿续编》卷十二《为胡元瑞序》:

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

③《警世通言叙》: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④《禅真逸史》第二十一回: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为首,遍请村中女眷们聚饮,名为群阴会。羊家新刊一张十禁私约刷印了,每一家给与一纸。又于士谷神祠张挂禁约,各家男子,都要循规蹈矩,遵守内训,犯禁者责罚不恕。稍违他意,便率领凶徒打骂,因此人人怕他。

⑤《荡寇志》第一百三十六回:

只见那块石碣抬到面前,张公与贺、盖等四人一齐观看。贺太平道:“此非古迹,确是新镌。”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假如我们再打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镌”、“新刊”的小说大都是初刊本。

如《新刊按鉴编纂开辟演绎通俗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新刻增异说唐后传》、《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它们是不同于《重刻西汉通俗演义》,《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等标为“重刻”的作品的。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重刻还是初刻呢?

主“重刻”论者(不管是“二刻”还是“三刻”论者)主要是依据当时一些早期笔记中谈到的都是二十卷本的《金瓶梅》,而没有谈到十卷本的《金瓶梅词话》来加以推断,并无一条实证。这里,我想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文本本身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即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刊刻的时间正合当时各家所说。

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情况的实际上只有三家。

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万历皇帝

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帆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挚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我们也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丘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半是写在天启年间。

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余》卷二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这里的“关西文吉士”,当为文在兹。这是因为,据乾隆《三水县志》卷十载,文在兹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登进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载以终养归卒”,故当时或以后,人们称他为“文吉士”,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再考察薛冈,他是荃吕县人,《荃吕县志》云:

能诗,尤工于古文。以事避地客京师为新进士代作考馆文字,得与选,因有盛名。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诗为一卷,起万历庚辰,至崇祯庚辰,身为太平词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晚年归郸,构居鉴湖东岸,葺阁以揽胜,自号天爵翁。

根据他的《元旦除夕诗》中的《己酉元日》、《岁朝春序》等,可以证明他生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主要活动于万历、崇祯年间。

《郸县志》所说的他“以事避地客京师”在哪一年呢?

据《元旦除夕诗》可知当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间。因为其中《丁酉除夕》诗自注云:“是日立春。以上皆在家。”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而下一年的《戊戌除夕》及《辛丑除夕》皆注云:“时在都下。”直至《乙巳除夕》则云:“时在嵩县。”乙巳,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以下则云辗转太和、芜湖、清江浦等地。

薛冈在京时,文在兹也在京城考试,做翰林庶吉士,他们确有可能在“都门”相交。因而薛冈所见的“抄本不全《金瓶梅》”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间从文在兹那里所得。

“后二十年”只是个约数。薛冈在天启七年(1627)给文在兹的侄子文翔凤写《与文太清(翔凤)光禄》信时亦称“二十年肝胆”,说明他与文家两代人的交情有20年左右。

总之,从薛冈的这段话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从“往在都门”的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1601——1602)到“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年至二年间(1621—1622),换言之,这个初刊本当在天启年间收到。

第二,从字里行间来看,薛冈于“后二十年”看到的《金瓶梅》与当初从文吉士那里看到的“抄本不全”的《金瓶梅》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该说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薛冈在这段话中引了东吴弄珠客的一段话,证明他前后读到的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系统的。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崇祯本卷首固然只有这篇序,但在词话本前同样也有这篇序,薛冈说“简端序语有云”云云,只是指出在序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并没有说简端只有这一篇序的意思,所以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根据上面所用的一些“外证”材料的分析,与原本、抄本一致的初刊本真正“悬之国门”,当在天启年间。

下面,我们再找“内证”,即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本实际来证实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用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烦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 63. 77. 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天启皇帝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强奸了常娥”之“常”字还没有避讳,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新刻金瓶梅词话》到底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刻本?

崇祯皇帝

这样,结论当是: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这是因为:

第一,刊印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的《小草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说“此书向无镂版”。

第二,今存此书避天启而不避崇祯之讳,即说明它刊于天启年间。

第三,初刊于天启年间的结论与沈德符、薛冈的说法也相吻合。

第四,“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况即反映了一种呈“初刊”状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话,当一律避讳,且在前面的“花子由”会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第五,目前未见《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话)的文本,也未见有相关的纪录,认为之前有原刊的观点全凭推测不足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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