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小斌 有人说徐小斌的写作是“刀尖上的旋舞”。她本人更准确的定位是“刀尖上赤足的旋舞”。 母亲已乘黄鹤去 徐小斌 2006年12月1 日，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日子，母亲走了。 正在做晚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想起，侄儿轩轩的声音传来：“三姨，姥姥不行了！”我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因为前几天似乎就有强烈的预感。“抢救啊！赶快抢救！！”——“已经叫了九九九，正在抢救！”我急如星火，竟然忘了穿毛衣，披了件大衣就冲到夜晚的寒风里。 在寒风里抖了七八分钟，竟然打不到一辆车！坐地铁！刚刚走进地铁站口，手机又响了：“三姨，你直接去积水潭吧！”“什么？这么冷的天还要把老人折腾到积水潭？把大夫请到家来抢救，告诉他们我们愿意出双倍的钱！”“……三姨，不是的，姥姥……已经走了，抢救无效，已经宣布死亡了……”我的双腿一下子奇怪地软了，走路就象在水上飘，我机械地走进地铁车厢，听见轩轩在说：“三姨，你直接到积水潭后面的太平间吧，等着你来挑寿衣呢！……” 然后，就再也听不见了。
1 第一眼看到的是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曾经那么丰腴、漂亮、秀气的手，现在干瘪得挤不出一滴汁水，是那种干裂的土地的颜色。母亲的脸是灰白的，大张着嘴，似乎还想向上天要一口气，只要有这一口气，母亲还能活，可是上天就是这么吝啬，他再不肯把这一口气给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母亲的身上，依然盖着那条家常的旧被子，身上穿的，依然是那件旧毛衣。不知给她买的那些新衣裳，新被子上哪去了，还是因为她舍不得穿，舍不得盖？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约是憋得太久，已经滚烫，那样滚烫的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好象能够熔化金属，但实际上无比寒冷——在太平间里化成一股白色的水汽，令人寒冷彻骨。 我什么都不懂，一九八二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一切都是姐姐说了算，可现在一个姐姐在外地，一个姐姐在美国，弟弟全家和侄儿轩轩，四双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说：寿衣当然要最贵的，最好的。 太平间的师傅立即把最贵的拿出来，是紫红绣凤的，凤凰是机绣，做工粗糙，土得掉渣，否定。 然后又把各种寿衣统统拿出来：选定了一套紫色绣万字花的，师傅说，老人西行应当铺金盖银，一看，果然垫的是金色，盖的是银色，就点头要了。穿了一半，轩轩突然跑进来说不行，他说姥姥高寿应是喜丧，按规矩要穿大红的衣裤，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卖寿衣的，可选择的很多。 挑寿衣挑到手软。终于挑到一种真正的大红，手工绣花，福寿字，缎面，金丝绣的垫子，上下有荷花寿字如意，紫红绣梅兰竹菊缎鞋，最满意的是我把那条盖被换成了一条银色绣古画的，上面还绣着驾鹤西行四字草书，雅致且古色古香。 母亲的脸经过淡装和修整，变成了生前的模样。
2 我是最不受母亲待见的一个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初露端倪。，譬如有一个下雪天，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母亲说该打，就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父亲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上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在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大，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母亲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的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母亲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堕入了阿鼻地狱。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弟弟的出生。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在父系，伯父没有孩子，叔叔还没结婚，当然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而在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舅舅，死于战乱，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姥姥与母亲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有了弟弟，我就被她们抛弃了，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真的就是地狱，何况，在弟弟出生之前，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希望有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的生命。我幻想着母亲会为我的死流泪，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每每想到此时，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也屡屡想向母亲证明自己：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得各种各样的奖，少先队大队长，优秀少先队员……这一切在母亲看来，统统是零。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我朗诵的是《金色的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母亲看，母亲不屑一顾，只叫我快去清扫炉灰——那时，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母亲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母亲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3 但依然要感谢母亲。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因为她，我学会了画画、唱歌、绣花、织毛衣、钩网袋、编杯子套……有一回她翻箱子，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厚厚的有一叠，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母亲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母亲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谁知姥姥拿出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把我和母亲都看傻了。一件宝蓝缎底上绣金钱花，一件淡青缎底上绣荷花莲藕，都是极尽精美。宝蓝色那件，花的轮廓都用金线嵌边，铁划金钩，很像国外教堂那种罗可可式的彩绘玻璃；淡青色的则以银色线为主调，藕是玉白的。两件都滚了边，是圆的“线香滚”，又叫“灯果边”。精细到一朵花看不出丝线的缝隙，只当是又凸起一层缎子似的。后来我把这两件东西缝在一起，做了一个圆形的小钱包，里面放了几件小手饰，宝贝得什么似的，现在还收在箱子里，装着出嫁时母亲给的镯子。 还有玻璃丝。那时的小女孩谁不攒上几大包，各种各色的。本是用来扎小辫儿的，当时女孩以长辫为美。黑黑亮亮扎上两根大辫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似的一飘一坠，再配上或鲜红或碧绿或天蓝或杏黄的玻璃丝，煞是好看。后来到了6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文革”时期，女孩剪了革命头，玻璃丝用不着了，于是就用来编东西。在那个许多人吐血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女孩儿却常常闲得无聊，由无聊而创造，且有公平竞争：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玻璃丝，或编钱包，或编杯套，倒也自得其乐。我不断花样翻新：金鱼、热带鱼、小鸟、蝈蝈、白鹅、葫芦、桃花、梅花……我还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蜻蜓、青蛙、小兔吃萝卜等等。 然而母亲只让我编杯子套，然后她拿去送人。还接了网兜的活，织一只网兜七分钱，她守着我，让我不断地织，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你老让我干活，我是你的包身工吗？！你干嘛不让弟弟干啊？！”——那时我刚刚读了姐姐课本上的课文〈包身工〉。母亲又惊又怒，我们大吵起来，几天都不说话。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悄悄流泪，说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怎么做也得不到母亲的欢心，而弟弟，一天到晚可以什么都不做，却可以吃好的，穿好的。我暗下决心，一长大就离开这个家，跑得远远的，永远也不回来。
4 这一天终于来了。 正当十六岁的“花季”，我去了黑龙江。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远离家庭的梦想，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当天晚上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党人一类的人充满崇敬，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继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就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我始终没哭。整个列车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母亲哭喊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母的眼泪，这才感到一阵锥心之痛。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嚎啕大哭。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母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音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在东北，我不断地生病，却咬牙不告诉家里。当时我们是挣工资的，每月三百二十大毛，我每月除了饭费七元零花五元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的每月二十元对家里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我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还债。——因为每每和母亲吵嘴，她总是说：“养你这么大……”云云，我就总是犟头倔脑地赌气回答：“我欠你的，我会还！” 那时我完全不懂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再见到父母已经是两年之后，我第一次有了探亲假。母亲穿上我为她织的一件毛背心，就再也不脱了——那是我下工之后为她织的，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她穿着，心里便隐隐有点心酸，早把过去跟母亲之间的恩怨，抛到了很远很远。
5 对于画画，母亲是始终支持的。 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是母亲用石笔在洋灰地上画了个娃娃头。让我照着画，从此就与绘画结了缘。姐姐们也爱画，三个女孩比赛似的，画得满地都是，还编着故事，那就是最早的连环画吧？再大些，上学了，就照着当时的月份牌画了一个《鹦鹉姑娘》。50年代出的那些月份牌，凡画着女人头像的，似乎与30年代上海滩的没什么不同。也是一律的柳叶眉、丹凤眼、檀口含丹、香腮带赤，像是初学工笔的人画的画，连衣褶的线条都是一样的。月份牌上画的是个古装的姑娘，拿一把宫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最别致的，是旁边一个架子上踏着一只鹦鹉，毛色斑斓得很，好些年后我才知道，那是鹦鹉中的名贵品种，叫做琉璃金刚鹦鹉。 我是用铅笔画的，然后用彩色铅笔上色。母亲破例地表扬了我，拿给邻居看，就宣传出去。几天之后母亲兴冲冲地说，图书馆长的太太张师母（后来我以她做原型，写了个中篇《做绢人的孔师母》）请我去她家里玩，要看看那张画。一早，母亲就让我换上洗干净的衣服，说张师母家是出了名的干净，难得请人去的，去了可要处处小心。 张师母非常客气，浙江人，温文尔雅，很会打扮。脸上皮肤特别薄，一层浅浅的雀斑，扑了一层淡淡的粉。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大嗓。她先给我端了点心盒子，请我吃点心，然后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我的画，问，愿不愿跟她学画绢人。 她是做绢人的，家里摆满了一个个的玻璃匣子，里面是一个个的绢人，基本都是古装仕女，有林黛玉、王昭君、崔莺莺、穆桂英……她做的绢人，都是出口的，特别精美。 我当然愿意，就正式拜了师，帮她画绢人的脸。还画了整整一本古装仕女，后来被老家的爷爷拿走。在学校，我的美术课永远是满分。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国际少年儿童绘画比赛，拿了个银质奖。我记得当时画的是“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第一稿出来后，美术老师让我把那个越南女青年的衣褶改一改，她说，女性的胸是凸起来的，那几道衣褶特别重要。我听了面红耳赤，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女性的胸是应当突出的。那是我第一次画现代人，此前画那些古装仕女，是用不着注意胸的，只要把脸画得美丽就行了。 我特别喜欢画那些古代美女身上的珠宝饰物，画起来不厌其烦，把一粒粒的小珠子都画得精精致致。有一次还画了一个阿拉伯美女，画的时候我就想，要是将来我也有这样美丽的衣裳穿就好了。然而在我整个的青少年时代，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母亲喜欢这样的画，有一次，她把我画的虞姬贴在脸上细细地看，说：“难为这小丫头，一根根头发都画得这样细。”那一天，我万分高兴，哼着歌去上学，又哼着歌回家。
6 踏缝纫机，也是母亲教的。小学的仓库附近有两台缝纫机，我们少先队干部值班的时候常去踏着玩。家里买了缝纫机之后，母亲让我练着匝鞋垫。盛夏的中午，蝉无休止地鸣着，家人在地面铺的凉席上发出轻柔的鼾声，这时踏起缝纫机来特别惬意，间或窗外还有凉风习习，匝好一个鞋垫后，将有一支五分钱的小豆冰棍等着我，可以吃得满嘴甜香。 黑龙江兵团的冬闲时期，有一段时间女孩子们狂热地爱上了绣花。每人拿个绣花绷子，互相描了花样儿，便开始飞针走线，晚上打夜班做颗粒肥，白天休息时间便绣花，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精力。终于学会了那种凸绣法，也无非是在绣之前，在丝线下面埋下粗线而已，花很少的钱买上各色府绸布，在上面绣白色的花，然后做成枕套，在那个单色调的时代，成为了一种享受。因为有母亲教的绣花基础，便能别出新裁地画些绣花样子，各排的女生都来跟我要花样儿，于是，我的一切都开始有人代劳：洗衣服，钉钮扣，打饭……好享受耶！ 从东北回来的那些日子里，因为羡慕外国画报里那些“资产阶级”的衣裙，开始学习裁剪。母亲过去的一本裁剪书是五十年代初期出的，有不少好样子。(起码在当时这么认为)我只是看了看，便找出一块三寸布票一尺的布，上去就是一剪子，母亲吓了一跳，咕噜道：“这丫头是狠些，我学了这么些年的裁剪，还不敢下剪子呢。”后来那块布做了一件无领无袖的短衫，竟然还穿了些日子。后来自己设计衬衫，是的确凉的，有古色古香的蓝色大花，我把剪剩下来的边匝成一道波浪形的花边，镶在胸前，还带卡腰，穿起来效果很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连续裁了几件衬衫，还都是新样子，有一件按照洋娃娃的衣服做的，灯笼袖，中问镶了宽宽的花边，做成了不敢穿，只好穿在里面露出一点衬领，造成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后来又和邻家的女孩玲玲合作，(我裁她匝)做成一件墨绿色丝绒裙和一件绛红色尼龙裙，穿着绿色的那一条照了好多像片，果然显得苗条多了。 给母亲裁了一件短袖衫，我自以为驾轻就熟，谁知裁好之后，袖笼的接缝处对不上，只好又在腋窝处安了一个三角，母亲并不知这其中奥秘，十分高兴地穿上了，我却生怕被她识破，提心吊胆了好久。
7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早已长大成人，回忆往事的时候，母亲总是很喜欢听我们讲，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记忆都有偏差，生活，就象是《罗生门》，每人眼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总要吵成一片。 母亲是北平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四五届管理系的毕业生，当时的管理系，只有寥寥几个女生。母亲的英文很好，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英文作业，那种花体字的英文细如发丝，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母亲写一笔好字，留下墨宝不多，却件件珍奇。母亲写了六十年的日记，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写，那样工整的蝇头小楷，现在的人，怕是怎样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了。 告别的那一天，我们电视剧中心的领导去了，送了三个花圈，他们说，你母亲的相貌好慈祥啊！母亲的遗象在微笑着，音容宛在。 最后的时刻，从美国赶回来的姐姐握住母亲的手，唱了一支小时候母亲教给我们的歌：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风吹来，蝶飞来，将花儿采，倘若惹得诗人爱，那么更开怀！ 我们一起加入最后的合唱，歌声中，母亲的灵魂驾鹤西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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