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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驶向塞浦路斯 当穆斯塔法围攻法马古斯塔之时，神圣联盟的战船终于缓缓启动了。从巴塞罗那、热那亚，到那不勒斯、墨西拿，西班牙帝国在热火朝天地在打造战舰，筹集装备，训练兵员。然而在热闹的表象背后，是混乱、拖沓的组织。对此，威尼斯大使颇有微词，他甚至将西班牙的备战与奥斯曼帝国相比较，认为后者应当是前者的楷模。奥斯曼帝国确实有完备的计划应对西方干预。海军上将阿里帕夏率领的舰队在1571年3月启程前往塞浦路斯，第三维齐艾哈迈德(Ahmet)帕夏4月率部出发驶向亚得里亚海，威胁威尼斯本土，第二维齐佩特夫（Pertev）帕夏则在五月初率另一支分舰队离开了伊斯坦布尔，而乌鲁克·阿里帕夏的舰队出现在的黎波里东部……这是一场绵延整个地中海的大博弈，而非仅仅是征服塞浦路斯岛。奥斯曼人的野心甚至不单是威尼斯本土，还幻想着夺取罗马。至5月末，考虑到塞浦路斯的战事已近尾声，阿里与佩特夫便合兵一处，开始计划着攻略另一威尼斯地中海重镇——克里特岛。 威尼斯此时不得不奋力一搏。他们的舰队由新任海军司令塞巴斯蒂安·维内罗（Sebastian Venier,1497-1572年）领导正停泊于科孚岛。是年维内罗已75岁高龄，刚刚接替锒铛入狱的前任，被威尼斯国民寄予厚望。他是一头雄狮，忠心耿耿，坚毅果断，但脾气暴躁，作为一个老派威尼斯贵族，对西班牙和热那亚抱有成见。他听闻塞浦路斯战事吃紧的消息，便极力鼓动政府同意他独自出兵援救法马古斯塔，却徒劳无功。共和国认为舰队实力不足，独立出海风险过大。于是他只能等待。终于，盟军们缓缓地于西西里北部的墨西拿汇合了。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受欢迎的科罗纳，虽然有一年前的前车之鉴，但庇护五世依然坚持任命他为教皇舰队司令。六月，科罗纳启程前往那不勒斯，以便恭候姗姗来迟的西班牙人及其主帅。 （塞巴斯蒂安·维内罗，画像由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丁托列托所作） 腓力二世在本国舰队司令人员一事上犯了难。他原本中意热那亚人多里亚，但教皇明确表示反对，后者认为多里亚应对1570年失败的远征承担责任，而威尼斯人对他厌恶尤甚。腓力不得不启用第二人选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1547-1578），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唐·胡安此时年仅24岁，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腓力国王的同父异母弟。他仪表堂堂，英勇无畏，光明磊落，一生都渴望骑士荣誉，与审慎精明的兄长截然不同；虽然年轻，但也已在镇压摩里斯科人叛乱时展露了军事才能。1571年时，胡安是腓力唯一的继承人，因此国王不愿让他身涉险境。为了保护其安全，并为他出谋划策，腓力安排了不少精兵强将予以辅佐，包括吉安·多里亚、路易·德·列奎生与第一代圣塔克鲁斯侯爵巴赞（Don Alvaro de Bazan）。国王要求胡安的一切重要决定必须咨询三人的意见，虽然巴赞以血气方刚著称，但有老成的多里亚压阵，腓力相信胡安不会采取过分冒险的策略。 （17，奥地利的唐·胡安） 然而，这些精心安排令年轻的王子感到束缚了手脚。因为私生子的关系，胡安的仕途难免经历坎坷，王兄偶尔也表现出轻慢（例如，国王拒绝胡安使用“殿下”的头衔）。即使他为腓力仅有的继承人，后者也不愿意授予他正式的皇家身份。诚然，胡安光荣地成为西班牙舰队提督，但国王安插的副将令年轻人芒刺在背，因为这代表着不信任。自然地，胡安渴望通过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甚至以此为自己带来一顶王冠。6月，他离开马德里前往神圣联盟集结地。与多里亚不同，胡安一心想着建功立业而不是为帝国保存实力，当战机出现时，他决不允许它从手边溜走。 千里之外的东方，阿里帕夏（Ali Pasha,1522-1571年）与他的舰队也做好了攻略克里特的准备。他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与唐·胡安相比，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胡安有一个显赫的父亲，而阿里的父亲不过是埃尔迪内一位普通的穆安津（Muezzin，为伊斯兰世界中的清真寺宣礼员），这也是阿里的绰号“穆安津之子”（Müezzenade）的由来。据说由于出身低微，他只得子承父业，去君士坦丁堡从事同样的工作，然而由于其嗓音有如天籁，竟直达苏丹皇后耳畔，并得到了后者垂青，于是进入宫廷，成为朝臣，后来更晋升为苏莱曼大帝的驸马。与唐·胡安相仿，阿里帕夏既是一名海军将领也是一位外交家、政治家，曾于1563-1566年任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他的军事经验也很丰富，1560年加入皮亚勒帕夏的舰队取得了对基督教神圣联盟舰队在吉尔巴岛（Djerba）的大胜，稍后是功亏一篑的马耳他大围攻（1565），在战役中他指挥埃及军团作战。1571年时，他已官居第四维齐，同时兼任“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即奥斯曼海军司令）。同僚们对他评价甚高：勇敢而睿智，热爱艺术，宗教虔诚，洁身自好。但与唐·胡安一样，他在苏丹宫廷也是某种局外人。因为此时奥斯曼苏丹更喜欢重用基督教改宗者，尤其青睐通过卡皮库鲁制度自幼送入宫中长大的基督徒后裔，例如苏库鲁和皮亚勒。而阿里偏偏是个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于是他也渴望通过建立不世功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8，土耳其舰队司令阿里帕夏）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两位海军主帅都缺乏大规模海战经验。与他们麾下乌鲁克·阿里帕夏、吉安·多里亚等人相比，阿里和胡安只能算作新手。但老将也有自身痼疾：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海洋变换莫测，一个风向的转变，一个调度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于是他们的指挥常常显得谨小慎微。而两位“新人”反而没有如此多顾虑，他们更倾向于如同古代骑士那样，面对面地展开决斗。这就为此后的空前海战埋下了伏笔。 欧洲的舆论其实并不看好神圣同盟联军，特别是它以西班牙人作为主力，而西班牙人办事拖沓是闻名遐迩的。唐·胡安赶赴前线的进程也同样遵循了如此传统——他于6月6日离开马德里，直到7月20日才登上自己华丽的旗舰“皇家”（Real）号启程前往意大利。这是因为西班牙国内的圣战热情高涨，一路劳军款待的人群大大拖延了行军速度。在热那亚，多里亚家族像对待查理五世那样，以假面舞会恭迎胡安的驾临。据说唐·胡安高超的舞艺令在场显贵无不倾倒。从热那亚到罗马、那不勒斯，唐·胡安的风度与热忱掀起了一股旋风，整个意大利的十字军情结也被唤醒了。 教皇则派遣主教格朗韦勒（Granvelle）作为特使在那不勒斯热情款待年轻的西班牙王子。8月14日，通过圣嘉勒教堂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唐·胡安从主教手中接过了象征指挥权的徽章、权杖以及一面高达6米的蓝色帅旗（代表天堂的颜色）。很快，这面旗帜便出现在皇家号的主桅上，成为胡安旗舰的鲜明标志。无独有偶，几个月前，伊斯坦布尔也进行了类似的仪式。塞利姆苏丹亲手授予阿里帕夏一面更加巨大的燕尾旗，不过它通体绿色（伊斯兰的天堂颜色），并绣满了真主的99个尊名。现在，双方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9，教皇特使授予唐·胡安神圣联盟舰队指挥权） 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以划桨为动力的舰船一直是地中海地区战舰主力，海战形式也以冲撞和接舷战为主。直到公元15世纪，随着火器的普遍使用，尤其是舰炮的推广，地中海地区的海战才开始炮战和接舷战并重。16世纪恰逢海军技术由桨帆战舰向风帆战舰，由接舷战向远距炮战过渡的时期，1571年的勒班陀正处于这分水岭。 其实在勒班陀的两支舰队正式对垒以前，桨帆船（Galley）便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了。作为航海界的“活恐龙”，16世纪中叶桨帆船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但也渐渐变得不能适应地中海的需要。虽然更大型和更好武装的桨帆船被制造出来，这也意味着资源的更大消耗。火炮技术臻于成熟，于是便有了在战船上安装更多火炮的需求。人们渴望更大的船体，也需要更多的划桨手，但这会削弱桨帆船的机动性和远航能力。 水涨船高的还包括对食物饮水补给的需求以及船只造价。不论对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国家来说，16世纪海员的薪资也大大提高了。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奥斯曼土耳其于是更加倚重对划桨奴隶的使用。——威尼斯舰队一直坚持以自由人为船员主体，与之对应的是奥斯曼苏丹麾下的海员大部分都是囚徒（包括战俘及罪犯）。不过奥斯曼方面同样需要增加自由海员的数量，因为奴隶毕竟不能完全信任而且无法参加第一线战斗。与此同时，火炮技术的进展也为桨帆船以外的舰只走上海战舞台提供了条件。例如克拉克帆船（Carrack，西班牙语称之为Nao），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型斜桅，而它在前桅及中桅装配了2-3张横帆，后桅则配上一面三角帆。与传统桨帆船相比，克拉克帆船体格巨大，因此可以携带大量军备，而且事实上拥有更优良的全向防御能力。英法百年战争时期，英王亨利五世1420年打造的“上帝号”是早期克拉克帆船的杰作，这艘巨舰的总吨位竟然达到了2750吨，令人叹为观止。克拉克船良好的适航性也令它适于洲际远航，它们面对传统桨帆船时几乎是刀枪不入的，除非因为海面寂静无风而被后者接舷占领。这个时代著名的克拉克帆船还包括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所乘的圣玛利亚号，麦哲伦环球航行所用的维多利亚号及圣约翰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打造的史上第一艘重甲帆船圣塔安娜号等等。葡萄牙、西班牙的另一特色船型为盖伦帆船（galleon），它算得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拥有被调低的船首、延长了的船身，并以方型船尾楼取代传统的弧形船尾，船身更坚固，航速更快，且造价相对低廉，特别适合用作远洋战舰。著名的代表是1534年下水的葡萄牙战船博塔佛戈号（Botafogo），虽然它的排水量“仅有”1000吨，但赫然装备了多达366门火炮，可谓海上怪兽。15世纪风帆舰船的出现已成为对桨帆船的巨大挑战。桨帆船虽不适合远洋航行，但在地中海，尚有用武之地。于是勒班陀战役便成了它的高峰，也是它的绝唱。 （20，16世纪常见的五种船型：左上为克拉克船，右上为盖伦帆船，左下依次是桨帆快船和弗斯特船，右下是普通桨帆船）, 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双方的舰队主要由不同类型的桨帆战舰构成的，其中被称为加利亚索蒂尔 (galliasotil)的普通桨帆船应用最为广泛，占神圣联盟舰队的80%。这类桨帆战舰长40—60米，宽约5—6米，帆桨并用。在平静的海面上速度最高可达6.5节（约合时速12公里）。典型的威尼斯加利亚索蒂尔长41米，宽5米，吃水1.2米，排水量约200吨。16世纪晚期，火炮生产在一定程度已实现了标准化，各地铸炮厂的产品大体可分为三类：轻型火炮（佩里埃炮），发射一种石弹，命中目标则会碎裂，对人员杀伤效果惊人；中型火炮炮管较长，装药更足，发射铁弹或石弹；而重型火炮亦称“西班牙长炮”，长度一般在3米以上，发射不规则的铁弹或石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威尼斯的军工厂是当时西方第一流的，生产的火炮简单、标准、有效。他们通常在船首安装一门重型火炮，在两侧安装多门轻型“鸭炮”作为辅助。穆斯林世界的划桨战船，其干舷高度相较西方国家略低一些，土耳其与威尼斯的战舰船首通常都缺乏专用的武器平台，而西班牙与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国则偏爱这种平台，喜欢于主炮附近围绕一群副炮。但土耳其人在船尾修造高大炮台，一定程度可做弥补。土耳其人的另一创新是一种作为抓勾的撞角，撞击时能死死勾住敌舰以便接舷，后来被威尼人如法炮制。总的来看，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更青睐传统的接舷战，而威尼斯人喜欢充分发挥火器优势。基督教舰队的桨帆战舰装甲一般也好于奥斯曼战船。 (21，16世纪西方常见的各种火器，包括火枪、加农炮及臼炮） 威尼斯习惯实行单人单桨的划桨方式，分上中下三层布置。一艘典型的威尼斯战舰每层有24支桨，每舷72支，共需144名桨手。其他国家的桨帆船则实行一种称为梯形分层的划桨方式。其效率不如单人单桨制，但便于使用大量划桨奴隶操作，可以节省人力开支。到1571年几乎成了通行模式，并逐渐在威尼斯舰队中也流行起来。梯形划桨法由四人操纵一支桨，通常是三名奴隶和一名自由人，两舷各有24支，共计48支桨，192名桨手。基督教联合舰队及各分舰队的司令的旗舰通常排水量更大并装备更多重型火炮。它们常常都被称作“灯笼船”，这个绰号源自于悬挂在舰尾，用于指挥和身份识别的灯笼。总司令唐·胡安的旗舰皇家号上就拥有多达35排桨手长凳和210名桨手。这些巨舰一般采取多人单桨的操作方式，每六人划一只桨。但神圣联盟中最大的战舰并非皇家号，而是六艘威尼斯加莱赛战船（Galleass）。它们由重型商船改装而来，是威尼斯人的秘密武器，足以与西班牙式的重型风帆战舰媲美。据说其长度达49米，宽12米（一说8米），共有76支重型划桨，每支6名桨手。甲板两侧有着高耸的舷干，能有效防止敌人登舷。火器方面则装备了5门发射50磅炮弹的重炮，2-3门发射25磅炮弹的中型炮，23门各种轻型炮，以及约20门专用于杀伤人员的轨道式转轴炮。这些加莱赛战船一次齐射能打出325磅炮弹，约相当于5艘普通加利亚索蒂尔的火力。虽然它机动性很差，但可以靠装甲与火力致胜。威尼斯人原本紧急打造了7艘，但第七艘完工较晚，未能参加会战。 （22，参加勒班陀海战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来自：Angus Konstam,RenaissanceWar Galley 1470-1590,Osprey,2002） （23，1560年代的教皇国加利亚索蒂尔，版本同上） 土耳其海军的特色则是桨帆快船（galiot），它比普通桨帆战舰形体略小，每侧各仅有16-20只桨。早期土耳其海军将领多数拥有海盗经历，而桨帆快船是北非巴巴里海盗最偏爱的船型。这类小型舰只采用多人单桨的划桨方式，通常两人一桨，同时船舷较低，因而在遭遇到普通桨帆战舰时，会遭受敌方居高临下的攻击而处于下风。但快船的优势在速度与灵活，依靠这先天优势加上娴熟的操舰技艺，便能避免与大型战舰正面对决，以狼群战术取胜。桨帆快船一般长约27米，最大宽度为3米，吃水不超过2米。40只桨的典型土耳其桨帆快船拥有60-80名桨手,载有40-60名步兵和少量的炮手。火器方面，它通常在船身中前部安放一门大炮，多为16-24磅炮，同时辅以少量转轴轻炮。土耳其人还在海战中投入64艘弗斯特船(Fustas，一种平底快船)。它仅有20-30支桨，全船一般包含60名桨手和30-40名步兵,长度约为21.5米，只配有一门12-18磅炮。由于这种平底快船太小，被认为不适宜于参与大规模战斗，但是因为轻便快捷，可以用于运送物资部队及斥候。
（24，1540年代巴巴里海盗及土耳其海军惯用的桨帆快船，版本同上） 至于双方舰队的整体实力，基本上可算作势均力敌，都是地中海区域空前的劲旅。神圣联盟舰队拥有206艘桨帆战舰和6艘加莱赛战舰。通常要操控一艘普通桨帆战舰，大约需要200名桨手；而大型的“灯笼船”需要桨手数目更多，数目甚至会超过320人。由于那个时代接舷战依然难以避免，平均每艘战舰还会搭载约125名步兵。但在勒班陀战场上,步兵搭载数目在各舰之间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威尼斯舰队在火器方面十分强大，但此时饱尝人力短缺之苦，每艘战船上的士兵人数平均仅有75名，教皇国则为120人，而西班牙舰队竟多达145人。为此，唐·胡安甚至下令调派一批西班牙步兵和意大利步兵给威尼斯舰队,以充实其战力。自视甚高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安·维内罗对此颇为抵触，认为有损共和国之威名。但在主帅坚持下，还是勉强进行了混编。最终累计有约1500名西班牙士兵和2500名意大利士兵被补充至整个威尼斯舰队中。决战前夕，神圣联盟舰队中的步兵数目是：5000威尼斯人，1500教廷步兵，5000意大利人，5000德意志人，8000名西班牙人和4000名来自各国的志愿兵，总数达到了28500人,加上舰队中的海员和桨手,整个舰队的总兵力接近70000之众。土耳其舰队拥有216艘桨帆战舰，以及 56艘桨帆快船和64艘小型弗斯特船。不过虽然土耳其舰队看似数量更为庞大，但重型军舰（如灯笼船）的数量却不如对手。土耳其舰队每艘桨帆战舰同样平均搭载约200名桨手，而桨帆快船为80名，小型平底快船为60名。整个舰队约有50000名桨手和海员，步兵数量则为27000，其中包括大约10000名精锐的土耳其新军。桨帆快船和小型平底快船平均只载有55和25名步兵，而每艘土耳其桨帆战舰则搭载约100--120名战士，与基督教国家相当。而作为阿里帕夏旗舰的“苏丹娜”号（Sultana)上载有200名土耳其禁卫军。就步兵而言，双方最具实力的部分依然是西班牙步兵与土耳其新军。 虽然两支舰队在舰船数量和兵员数量旗鼓相当，但具体配置却并不相同。基督教舰队更重视火炮的运用，他们在重炮数量方面占有优势，半数舰只的舰首都装备着数目多达5门的火炮。而土耳其舰队只有少数旗舰及重型战舰才具有相当的火力。虽然双方在步兵数量上相对说来差异不大，但绝大多数基督教步兵都装备了火绳枪，甚至还有少数人配备了双人操作，肩扛发射的大型长管火绳枪。相对应的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土耳其步兵仍然以弓箭为主要远程武器，火绳枪的普及率远远不及。虽然土耳其复合弓射程、威力等方面可与英格兰长弓相比，但在这个火器的时代，已经有落伍之虞。纵使弓箭在火力密度和发射速度上较之早期火枪还略有优势，但射程和穿透力却远逊后者。除了弓箭和火绳枪外，步兵们还装备着用于接舷战的近战武器，如短柄长矛、刀剑、战斧、戟等。威尼斯舰队还有一额外优势，麾下大多数桨手都是自由人，与其他国家舰船上用锁链串在一起的划桨奴隶不同，这些自由桨手都随身配有近战武器，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作为步兵参加甲板上的战斗。而土耳其舰队划桨奴隶大部分是基督徒出身，一旦战事不利，很可能会成为巨大的隐患。 总体而言，两支舰队各有千秋，基督教舰队在吨位和装备上占有上风，而土耳其舰队拥有更大的规模；前者作为联军，需要克服指挥作战上的分歧，而后者没有如此隐忧。土耳其人拥有机动性更好的小型舰船，可作为奇兵随时楔入神圣联盟船队的薄弱之处，或者驰援本方的危局，但威尼斯加莱赛战船这样的移动炮台，亦是土耳其海军闻所未闻的。此时，奥斯曼帝国还拥有一定心理优势，毕竟他们还笼罩在苏莱曼大帝的文治武功之下，在勒班陀海战前数十年间，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失败外（如1565年的马耳他），不论海战陆战，他们屡战屡胜，正处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军力的顶峰。但唐·胡安领导下的这支看似纷争不断的舰队，却会成为他们迄今最难以应付的劲敌。 虽然联合舰队的首要任务是驰援法马古斯塔，但战火已然逼近共和国家门。7月初，阿里帕夏的舰队如同一把弯刀，划过了威尼斯海域的肌肤。克里特和希腊沿海先后惨遭蹂躏，土耳其人惊喜的发现竟未遭强烈抵抗，便继续扬帆前行，直入亚得里亚海。维内罗本想与阿里决战，但威尼斯政府考虑到敌众我寡，严令他避其锋芒，向西与墨西拿的西班牙、教皇国舰队靠拢。于是亚得里亚海俨然空城，阿里与部将卡拉·霍德佳（Kara Hodja）成为了这片海域的主宰。他们的舰队甚至出现在威尼斯港外，共和国不得不全城戒备——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情况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幸而，塞浦路斯战役正如火如荼，苏丹不准备仓促开辟第二条战线，于是阿里的舰队虽然四处杨威，但并没有登陆威尼斯本土的打算。意大利人就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整个7月和8月。 8月22日，唐·胡安终于抵达联军基地，西西里的墨西拿城。城中居民自发地以盛大仪式欢迎他的到来，仿佛是迎接一位凯旋的罗马将军。此时人们对塞浦路斯的沦陷依然蒙在鼓里。考虑到墨西拿云集了超过200艘战舰及数万基督教士兵，市民的自信也不算空穴来风。庇护五世成功地令那个时代西方最杰出的将领在此携手作战，亦不啻于上帝的奇迹：西班牙的唐·胡安与老将巴赞（Don Alvaro de Bazan，1526-1588，1569年受封为第一代圣塔克鲁斯侯爵，海军上将）、热那亚的多里亚、马耳他骑士团的马苏林·罗姆加斯(Mathurin Romegas)、教皇国的科罗纳和独眼英雄阿斯卡尼奥·维托齐(Ascanio Vittozzi，意大利军事工程师，曾在1565年的马耳他大围攻中有着杰出表现)、威尼斯的塞巴斯蒂安·维内罗与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哥（Agostino Barbarigo，舰队副司令）。 科罗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写道：精兵强将汇聚一堂，就看我们的表现了。 但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同盟内部却暗流涌动。虽然教皇依靠人格魅力与宗教名义将这些本非铁板一块的国家拼凑在一起，但却不能制止各国彼此的私心、嫌恶和争斗。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尤其不睦，他们从那不勒斯到墨西拿，如仇人相见，一路斗殴，颇有伤亡。指挥官不得不处死了多名始作俑者以正军纪。另一方面，杰出的将领彼此间也存在嫉妒与偏见。威尼斯人尤其痛恨热那亚名将吉安·多里亚，并嘲笑他有海盗遗风；马耳他骑士团也是威尼斯又一个半公开的死敌。而老将维内罗素以脾气火爆闻名，此时为战事吃紧心急如焚，举止更加乖戾，令他人难于忍受。同时不少海员由于长期未领到薪饷，处于哗变的边缘。 （25,富有经验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巴赞，勒班陀战役后，他于1580年被任命为西班牙大西洋舰队司令，随后又在1582年的蓬塔德尔加达战役中以少击多，战胜了法国舰队。他后来更荣升西班牙无敌舰队司令，不过在即将远征英国前病逝） 更加致命的是，联军高层就作战方略，迟迟不能统一。时间已经延宕，敌人的声势一天高过一天。教皇军司令科罗纳渴望一雪前耻，而威尼斯人为塞浦路斯求战心切，巴赞素来以骁勇闻名，唐·胡安同样渴望建立功勋（特别是因为教皇曾私下许诺，一旦获胜，将给与他一顶王冠）——以上便属于联军中的主战派。另一方面，多里亚怀揣腓力的密令，一心要保存西班牙舰队实力；路易·德·雷克森斯(Luis de Requesens，1528-1576，西班牙政治家、外交家)自摩里斯科战争起就作为副将伴随唐·胡安左右，但他实际是腓力安插的眼线与密探，首要任务是监视、控制他这位无法完全信任的兄弟；再加上千里之外遥控指挥，生性谨慎的腓力二世——以上构成了联军中的稳健派。
（26,路易·德·雷克森斯，腓力二世安插于神圣联盟中的亲信，勒班陀战役结束后曾任米兰总督及尼德兰总督） 作为主帅，唐·胡安不得不游走于各派力量之间，尽力保持团结与均衡。这位年轻的王子，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和力，他访问各艘战舰，聆听将士的心声，鼓励他们，鞭策他们，甚至亲手化解了未遂兵变……如果要做类比的话，他在联军的作用地位与二战中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最为类似，不仅军事才能值得称道，更重要的是外交斡旋的能力与个人魅力，他已经成为整个神圣联盟的强心针与凝结剂。不过，自巴巴罗萨掌控奥斯曼海军以来，基督教舰队已经连续在普雷韦扎(1538年)和杰尔巴岛（1560年）遭遇了两场大败，将士们内心深处难免有些畏战情绪。海战策略战术的调整势在必行。对此，唐·胡安从善如流，做了诸多改革（参加过普雷韦扎海战的老兵托莱多的唐·加西亚的建议尤其令他获益良多）。首先，他将整个舰队分为左中右三支分遣队，彼此保留一定距离，互为琦角，主帅居中，两翼交由信任的将领指挥，以免规模巨大的舰队因指挥联络不善互相拥堵发生混乱。其次，唐·胡安更加重视火器的运用。为此他下令拆除了大部分战舰的撞角，并加装舰首大炮，为了更好的射界、火力（此举能大幅增加舰首炮群的俯角，方便抵近射击）不惜牺牲了桨帆战舰传统的撞击近战功能。这体现了胡安心中海战新的趋势：传统的肉搏海战必将渐渐落伍，未来的海战更依赖于炮战。同时，西班牙步兵火绳枪的配备比例也远高于奥斯曼军，盔甲亦更精良。唐·胡安尤其叮嘱各舰船长，开战后遵循“抵近射击”的原则。考虑到那个年代火炮射程精度的局限性，他要求务必等待敌军进入有效射程后，近距离密集开火，给予其最大杀伤。这些新颖的战术要求，会为接踵而至的决战带来不小变数。 9月，大军已集结整训完毕，唐胡安便在10日于自己旗舰皇家号召开了最后一次战前会议，整个舰队70名主要指挥官悉数参加。会上胡安提出两种方略共大家商议选择：或者主动出击，与敌人决战；或者以逸待劳，等土耳其人找上门来。不出所料，教皇国与威尼斯将领倾向于速战速决，而多里亚为首的西班牙指挥官表示应小心为上。听罢各位将领的陈词，唐胡安最终坚毅地表示，我个人决定立刻发起进攻！如果西班牙舰队表示异议，我也愿意单独与威尼斯和教皇舰队出征！随后是对主帅建议的投票，在胡安目光注视下，多里亚和雷克森斯也不得不投下赞成票。 多里亚此时心中依然幻想着能够避免决战，因为战前会议决定舰队行至科孚岛后方决定下一步目标，或许还有时间改变这一切。但随着9月16日舰队士气高昂地启程，他发现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唐胡安在回复给唐·加西亚的信中说，虽然根据情报土耳其舰队的规模超过我方，但我笃信上帝与我们同在，我决定主动出击寻找敌方舰队决战，相信胜利终将属于基督徒。 随着舰队向东进发，对土耳其舰队情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唐胡安派遣马耳他骑士吉尔·德·安德拉达（Gil de Andrada）率领四艘快船前出侦察。3天后，吉尔传回了不祥的消息：奥斯曼人已经袭击了科孚岛，并再次向普雷韦扎移动。联合舰队抵达之前，他们很可能已经分散各地过冬了。舰队上下遭受了当头一棒，幸运的是，当晚夜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流星，这被普遍解释为上帝的吉兆。于是士气得到恢复，联合舰队又继续启程了。 事实上，吉尔的情报仅仅部分正确。土耳其舰队在亚得里亚海所向披靡，获得了大量战利品，他们甚至围攻科孚岛长达11天之久，但一听说神圣联盟舰队启程的消息，便迅速后撤到位于科林斯湾安全的基地勒班陀，目的是暂避锋芒，等待伊斯坦布尔的最终指示。自3月以来，阿里帕夏的舰队一直驰骋在海上，舰船已亟需维护，水手们也疲惫不堪。加之亚得里亚海的行动空前成功，战利品也消磨着士兵的斗志。依据以往的经验，传说中的基督教舰队很可能因为内部纷争做鸟兽散，或者正准备过冬以待来年。于是水兵们纷纷要求上岸休整，甚至有部分人开小差投奔了艾哈迈德（Ahmet）帕夏的陆军部队。 阿里帕夏久经战场，同样重视情报工作，他的方式甚至更加大胆。9月初的一天，一艘不起眼的黑色桨帆船潜入了墨西拿港口，这里云集着基督教舰队。船长竟是意大利出身的海盗卡拉·霍德佳（此时已加入奥斯曼海军，为阿里效命），他不光仔细计算了港内舰船的数量，甚至带回了唐胡安的作战计划。从表面上看，基督徒的情报战必定是完败于土耳其了。 戏剧性的是，虽然霍德佳的潜入异常成功，但他不幸数错了联军数量。墨西拿港还有一隐蔽的内港，当时停泊着多达60余艘威尼斯战舰，而霍德佳漏过了这一切。于是他报告给主帅的内容是，基督教舰队仅有140艘舰只，实际上胡安麾下的战船却超过了200艘。阿里帕夏内心对兵力如此薄弱的敌人竟敢主动出击怀有疑虑，但依然派遣快船将此重要情报送往了伊斯坦布尔。大约与此同时，唐胡安的舰队已出现在科孚岛外，他们接纳了一批土耳其交换释放的威尼斯战俘。这些士兵也带来了错误情报——土耳其舰队仅有160艘战舰，人力短缺，名将乌鲁克·阿里帕夏也不在阵中。然而真相是土耳其舰队总数超过300艘，乌鲁克只是临时前往莫顿（Modon）护送战利品，很快便返回岗位。几天后，吉尔通过若干希腊渔夫获得的情报“证实”了以上消息：土耳其舰队缺兵少将，战胜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一批希腊人也给了土耳其斥候基督教联军不堪一击的消息。双方的情报都有纰漏，双方都大大低估了对手。这将对最终的战果产生重大影响。 9月29日，吉尔的侦察船带回了重要情报：奥斯曼舰队主力正停泊于勒班陀。与此同时，一艘克里特快速帆船也带来了法马古斯塔失守的消息。虽然27日腓力从马德里发出一封密信要求唐胡安回到西西里过冬，等待来年再图进取，但为时已晚。胡安已下定决心，舰队于哥米尼查（Gomenizza）做了最后整顿，他亲自审视了每一条战舰，将士们都情绪激昂，主动请缨，船长们也获得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神圣联盟舰队准备主动向勒班陀进发，与奥斯曼海军做最后的对决。 虽然从伊斯坦布尔至勒班陀大约有15-20天的通讯延迟，但塞利姆苏丹（准确的说是大维齐苏库鲁）仍然想把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战术、招募到补给，这种远距遥控事无巨细。其中8月19日苏丹发出的诏令给了阿里帕夏莫大压力：一旦发现敌方舰队，务必全员出击，击败对手。塞利姆的指挥给前方将官留下的余地实在太小了，即使苏莱曼大帝在马耳他战役中也不曾这样做过。或许是奥斯曼宫廷低估了神圣联盟的战斗意志和实力，或许对塞浦路斯的征服令苏丹过于自负，总之，奥斯曼政府将阿里与他的舰队推向了战争的绞盘。 驻扎在勒班陀的阿里舰队，其实更适于防守，而非进攻。他的船只急需修缮，塞浦路斯战役后他的不少船员也已衣锦还乡。勒班陀湾与勒班陀港本身易守难攻，敌人若要长驱进犯，不仅风向不利，而且会遭到城市两侧炮台的打击。最佳的方案，是以逸待劳——临近寒冬，很快，基督教舰队便会因为气候、补给等原因不得不撤走。何况基督教俘虏一致声称，神圣联盟舰队内讧不断，难成大事。阿里帕夏也不免有些轻敌情绪，准备静静等待前方的情报再做定夺。
（27,今天的勒班陀港，依然保存着当年的要塞工事遗迹）
（28,勒班陀湾） 10月2日，基督教舰队中久蓄的敌对情绪终于爆炸了。最初的起因是由于人力短缺，唐·胡安半强迫地要求威尼斯人接纳了数千名西班牙、意大利的水兵作为补充。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安·维内罗对此敢怒不敢言，直到2日上午，多里亚处于战前准备的需要，提出要检查威尼斯船只的备战情况。维内罗勃然大怒，他素来轻视这个热那亚人，对他的合理要求也当做挑衅断然拒绝。雪上加霜的是，稍后再一艘威尼斯战舰上，威尼斯籍与西班牙、意大利籍水手之间发生了严重斗殴，有多人伤亡。威尼斯船长紧急向维内罗指控西班牙人屠杀威尼斯海员，后者于是未经调查就派遣四名军官去逮捕西班牙滋事者。不料船上的西班牙军官穆西奥·阿提科兹（Muzio Alticozzi）带头开枪拒捕。维内罗这座火山终于彻底爆发。他命令部队炮弹上膛对准西班牙人，随后派遣一支全副武装的步兵登舰抓捕“暴乱分子”，最后更将穆西奥等四人吊死在他的桅杆上。目睹此景唐·胡安一时也按捺不住火气，宣称要立刻将维内罗明正典刑。多里亚乘机煽风点火，游说主帅撇下威尼斯与教皇国独自班师回朝。双方舰队都荷枪实弹，剑拔弩张，内战几乎一触即发。对峙数个小时后，理性终于慢慢战胜了狂热。唐·胡安宣布再也不愿与维内罗打交道，作为妥协，威尼斯方面则安排副帅巴尔巴里哥代替维内罗行使职务，参与作战会议。神圣联盟总算被从破裂的边缘挽救回来。但这样的大事自然也传入了阿里帕夏耳中。这更坚定了他之前的判断——基督教舰队四分五裂，不足畏惧，至多也仅能袭扰一番阿尔巴尼亚海岸。 10月4日，航行至凯法利尼亚岛（Kefalonia）的联合舰队惊闻了法马古斯塔陷落，数百威尼斯战俘被残忍杀害的噩耗。大敌当前，又听闻不少亲朋故交殒难，威尼斯人无不摩拳擦掌，复仇心切；得知奥斯曼人的暴行，西班牙、意大利籍士兵也难掩心头愤懑。联合舰队终于在临战前的最后时刻尽释前嫌，上下齐心，将士用命，但当初舰队成立的目的是援救塞浦路斯，而法马古斯塔的沦陷令他们失去了目标。唐·胡安在皇家号紧急召开了又一次会议。依然有部分西班牙船长嘟哝着撤退，但威尼斯人用雷霆般的嗓音叫喊着复仇，盖过了一切杂音。于是舰队起锚继续进发，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援助盟友，而是为了畅饮仇敌的鲜血。 10月6日，神圣联盟舰队已来到帕特雷湾（Patras），距离勒班陀仅40英里，他们在这里抛锚，准备引诱奥斯曼舰队出港决战。 与此同时，奥斯曼人也在进行最后的作战会议。除了主帅阿里，列席的还有佩特夫帕夏、穆罕默德·苏鲁克帕夏【Mehmed Şuluk Pasha，1525-1571，绰号西罗科（Sirocco，原意指非洲吹入欧洲的热风），他17岁从军，在随后20年的军旅生涯中不论海战陆战均颇有建树，1562年被封为亚历山大贝伊，1570年他指挥埃及舰队参加了对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的围攻】、乌鲁克·阿里帕夏、卡拉·霍德佳等人。会议的情况与之前神圣联盟惊人的相似。土耳其将领对进攻或防御同样意见分歧。佩特夫与霍德佳强调应闭门不出，等待敌方自行退散，乌鲁克海盗出身，作战惯于精打细算，也倾向于保存舰队实力；但阿里帕夏力排众议，主张立即迎战，他认为人手的短缺还在可接受的范畴，基督教舰队至多不过150艘战船，安拉会带给奥斯曼海军又一次辉煌胜利。在他出示了伊斯坦布尔的主战命令后，无人敢再提出异议。于是各将领回到自己的旗舰，开始准备动员启程接敌。 是日黄昏，天气忽然转好，晴空万里，基督徒与穆斯林都将此作为吉兆。第二天黎明，当神圣联盟在帕特雷湾严阵以待时，勒班陀港内众舰起锚的轰鸣声响彻了云霄。奥斯曼舰队离开防守严密的要塞，带着真主的荣光，向不远处的异教徒舰队驶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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