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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榷、郭汜控制长安城（下） 泪痕春雨 朱俊是与皇甫嵩地位相当的军方大佬之一。在讨伐黄巾之乱时，皇甫嵩是左中郎将，朱俊是右中郎将；在灵帝末期，皇甫嵩任左车骑将军，朱俊任右车骑将军。 在董卓时代，简单的去看，朱俊的地位似乎已超过了皇甫嵩。 “这时董卓专权，以为朱俊是老将，表面上装着很信任他，内心却很嫉忌他。关东兵强盛起来，董卓害怕，多次召集公卿会议，迁都长安，朱俊常制止他。董卓虽然恶朱俊反对自己，然而想利用他的名望，于是表请升太仆，作为自己的副手。” “董卓还长安，公卿百官在道旁迎接。董卓暗示御史中丞以下官吏都得下拜，屈服皇甫嵩。事毕，拉着皇甫嵩的手说：‘义真服不服呢？’皇甫嵩笑而向他请罪。董卓才解了恨。” 从上面两段内容去看，朱俊依然能与董卓分庭抗礼；而皇甫嵩显然已不能与董卓分庭抗礼了。当然了，他们之所以表现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处境不同，显然不能证明朱俊当时的地位高于皇甫嵩。但是，通过前面的一系列历史去看，朱俊绝对是一个可以和皇甫嵩相提并论的人物。 董卓回长安后，留守洛阳的最高军政长官就是朱俊。而朱俊在董卓回长安后，就公然打出了反对董卓的旗号。 “使者不能屈服他，由是没有任他为副相国。董卓后来入关，留朱俊守洛阳，朱俊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后来害怕被董卓偷袭，于是弃官跑到荆州去了。” “董卓任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朱俊听说了，又进兵洛阳，杨懿跑了。朱俊认为河南残破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于是东去驻军中牟，通告州郡，请出师讨伐董卓。” 董卓死后，因为大家都认为关中必乱，所以以陶谦领衔，共推朱俊为太师（臣子推举某个人任这种职务，已是近于另方中央了），试图大举入关中。 “董卓被诛以后，李榷、郭汜作乱，这时朱俊还在中牟。陶谦认为朱俊是名臣，又累有战功，可任以大事，于是与众豪杰共同推朱俊为太师，通告牧伯，同讨李榷等，奉迎天子。因奏记朱俊说：‘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趚、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幕府、、、’” 但是，因为在贾诩的策划下，关中并没有因董卓之死，而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中。所以，朱俊很快发现，率军趁机入关中的机会已不存在了。 不久后，李榷郭汜派人拿着圣旨征诏朱俊到长安政府任职。 简单的一看，李榷郭汜的脑袋肯定让驴踢了；因为，从传统历史的内容去看，朱俊只要脑袋没有让驴踢过，就绝没有理由接受这种所谓的圣旨征召，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里所谓的圣旨，就是李榷郭汜的意思啊。更主要的是，朱俊不接受李榷郭汜的命令，李榷郭汜也丝毫奈何不了朱俊啊，因为不要说李榷郭汜了，就是董卓，朱俊以前也一直是高举大旗反对。但是，朱俊在接到这种征召后，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却去长安赴任了。 以前看这段历史时，我实在奇怪极了。当然了，大家看到我前面分析的那一大堆，肯定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因为，李榷郭汜为代表的长安政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阀政府，而是凉州军人为主的，联和非凉州系建立的政府；而且在这个政府中，也给予了士大夫集团足够的尊重。恰恰相反，现在的关东地区，却已彻底军阀化了，换而言之，现在的关东，遍地都是拥兵大佬，朱俊地位虽然尊荣，却实在看不到发展的空间。 因为当时的长安政府，是一个军人集团、士大夫集团共同分享权力的政府。所以，李榷郭汜一方面派人给朱俊下圣旨，征诏朱俊到长安城任职。另一方面，肯定会让贾诩（凉州系的灵魂人物）、周忠（士大夫的领衔人物之一，周忠也许大多数人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周忠的堂侄，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堂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瑜）给朱俊写一些私信，甚至还会让其它士大夫代表成员，也纷纷给朱俊写信。总而言之，希望朱俊更清楚的认识到长安政府的本质；再总而言之，你别听关东地区的丑化宣传，我们长安政府对士大夫集团的政策，只有比关东那些军阀宽松，而绝不会比关东那些军阀严苛；更主要的是，我们手里有皇帝，我们才是名正言顺的合法政府。 贾诩在信中，大约会告诉朱俊，你千万不要听信外界的种种传言，换而言之，现在的长安政府，绝不是一个军人独裁的政府；他是一个以汉献帝为中心的，团结各大利益集团、群体的、代表汉帝国中兴愿望的新政府。而且，我们也希望团结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之中。 而周忠、皇甫嵩等人的私信中，肯定会讲述现在的长安政府，是如何如何的尊重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总而言之，士大夫集团在长安政府的政治权力，并没有被剥夺，甚至军事权力也依然保存着。总而言之，现在凉州军人，虽然在长安政府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的地位也不容低估。更主要的是，只要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集团成员，愿意加入长安政府，肯定会让我们士大夫集团在长安政府的发言权越来越强大，最后我们就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渐渐把凉州军人挤到边缘地位。 当然了，朱俊在接受征召前，肯定也会派一些亲信到长安政府考查一些。最后朱俊得到的结论自然是，长安政府虽然没有贾诩、周忠、皇甫嵩说得那样好，但是他们所说的情形，大致是真实的、可信的。 在这种背景下，朱俊难免会心动的。因为，关东地区的士大夫集团也早就军阀化了，他们或归于袁绍旗下，或归于曹操、袁术旗下，自己现在无非是得到陶谦等人的拥戴，而陶谦之类的人，其实也早已军阀化了，他们虽然把自己捧得比天也高，但充其量只是把自己当盟主看、甚至只是把自己当旗帜去看的。所以，自己地位虽然尊荣，但在关东地区，也实在无法打开局面。 而在关中地区，与自己处境类似的士大夫成员非常多，换而言之，他们地位尊贵、也拥有一些不可低估的实力，却都受制于军人势力。如果自己进入长安政府，就可以与他们共存共荣，而且只要大家玩好了，通过一系列纵横开合，也未必不能把军人势力挤到边缘地位。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朱俊就决定到了长安政府任职去了。 当然了，看到李榷郭汜征召，陶谦等人都劝朱俊千万不要到长安城，而朱俊却是力排众议到长安城赴任去了。总而言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朱俊就是要深入虎穴去了。 “朱俊说：‘用天子的命令召臣子，应当不等车子就要去，何况是天子的诏命呢？且李榷、郭汜是奸乱小人，樊稠是平庸无用的人，没有什么远大的谋略，又势力相等，变乱必作。我乘他们的不备，突然行动，大事可为。’于是辞陶谦而赴李榷的征召。、、、。” “初平四年（193），朱俊代周忠为太尉，兼尚书事。第二年秋天，因日食免官，再行骠骑将军事，持天子节镇守关东。没有出发，值李榷杀樊稠，郭汜又自生疑惑，与李榷打起来，长安中乱，所以朱俊不去镇守关东，留在朝廷任大司农。、、、”。 说到朱俊到长安任职，我们再倒推回去的看看王允之死。 王允当时没有选择跟吕布一块出逃，大约就是因为当时他接收到的各种信息，给他产生了太多的幻想。 因为一切是显然的，以凉州军人的实力，想与非凉州系拼得鱼死网破，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是想成功解决非凉州系，却显然不存在可能性；至于想独自控制关中，就更不具备可能性了。一切是显然的，西部的马腾韩遂已在关中边境虎视眈眈；东部的朱俊、陶谦也在函谷关外虎视眈眈；而皇甫嵩、周忠等人，虽然不敢与他们火并到底，但是力量也实在不容低估。 在这种背景下，关中必然是众多力量共同控制的关中；董卓一系的凉州军人，是绝不具备独自控制关中的实力。因为，历史一直在编造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的神话，所以三国历史中，围绕关中的历史，常常是云遮雾罩的。 首先，我们知道必须得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战略，因为从公元190年到公元195年，凉州军人（先是董卓，后来是李榷、郭汜、董承）一直都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曹操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也是经过一翻复杂的博弈实现，绝不是他想挟就能挟的。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这里说到这件事，只是希望大家知道，曹操自然很有战略眼光，董卓、李榷、郭汜也不是白给的。 其次，董卓一系的凉州军，势力最鼎盛的时期，不是董卓生前，而是李榷郭汜控制长安政府初期。因为，李榷郭汜控制长安城后，一纸诏书，朱俊那种大佬，都会乖乖从关东跑到长安任职；不要说别的了，仅这种事实，就足以证明当时的长安政府，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董卓时期的长安政府。更主要的是，李榷郭汜控制长安城后，派出特使赵歧、马日磾、段训到关东，袁绍、公孙瓒、袁术都得承认，他们可以代表中央政府，并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法理的优势；这一切在董卓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注1］而且，曹操、刘表当时也纷纷派人出使长安城，也希望从长安政府获得法理上的优势。［注2］ 从上述内容，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来，李榷郭汜对关中的控制、治理，远比人们想象中要高明、成熟。当然了，李榷郭汜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有贾诩作总策划。事实上，董卓为代表的凉州系衰落，主要是因为他们后来起了内哄；而绝不是如传统历史所说的，因为董卓、李榷、郭汜缺乏政治头脑。事实上，他们的政治头脑非常高。否则，他们绝对无法在短期建立一个关中、关东大佬都普遍承认的中央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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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宛平2008 > 《历史、时政、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