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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诚龙 《三国演义》开篇语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不光天下大势，朋友之间的友谊，也往往如此。 比如黄宗羲与吕留良，都是晚明遗民，学界大家，两人惺惺相惜，交情莫逆。当年黄宗羲到余姚，吕留良又是留客，又是亲送杭州，又是馈赠盘缠，把黄宗羲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场提笔抒情：“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 友情实在是美好的，然则好景能有多长？永续者少，中断者多，交谊转瞬而成交恶，也是让人鼻子发酸的事。黄宗羲与吕留良，也因几本书的缘故，闹得不可开交，让人唏嘘。 浙江山阴有一座著名的藏书楼，名澹生堂，堂主叫祁彪佳，明朝亡国后，老夫子承受不了人生之重，也投了水，殉国而去。祁老先生还有两个儿子，也祸不单行，一个流放宁古塔，一个闷死随爹去，留下这澹生堂万卷藏书无人打理。 黄宗羲先得到消息，但手头却紧，于是来找学者中的富贵人家吕留良，话一说，意即合，吕留良取出几千金，黄宗羲也掏出几十元教书工资，凑在一块儿合伙去买万卷藏书。自然，吕留良出资多，收获也应该多，一抱就抱回来3000多本，黄宗羲出钱少，只得了200多部。 但书这东西不是票子，不能以厚薄论价值，黄宗羲得书少，但本本是善本，是珍本，吕留良得书多，却多是盗版书与“编著”之类。吕留良有点气不过，运书回家的路上，便打发仆人，偷偷地到黄宗羲的书箱里，窃了两本，心理这才平衡了一些。 有得即有失，你得即他失，吕留良这边得了，心捋顺了，黄宗羲那边就失了，气就扭了。于是，黄宗羲写了一篇《与吕用晦书》，广发朋友，偏不寄吕留良，将吕氏行状广而播之，有点把老吕搞垮搞臭的意思。 因为这两本书，两人的友谊就开始生隙，到得最后，这对共同为学问而切磋为故国而战斗的革命战友兼亲密文友，闹得不可开交，黄宗羲骂吕留良“为猪嘶狗嗷者也”，吕留良则骂黄宗羲为“悖乱”，为“谬学”，为“奴颜”…… 这种事情，在古代怕是经常发生的，黄吕以交谊始，以交恶终，不是孤例，清朝时节的陆心源与丁日昌，也几乎是黄吕故事之翻版。 陆氏世代经商，又在官场干过，家资雄厚；丁氏也是著名的富二代，清末四公子之一，官当得也大，曾当过巡抚。相对而言，陆氏权小而钱多，丁氏权大而钱少，综合打分，都在一个层次上，富贵相等，其交往便没鸿沟了，两人最初交往很是相得。 后来两人结怨，源自买书以藏。陆氏买书很豪气，曾立下雄心，誓将天下好书收归一楼。恰好，藏书十万卷的郁氏宜稼堂，也像澹生堂一样，保不住藏书了，论斤大甩卖。陆氏闻听好消息，车辚辚，马萧萧，带了密码箱，买书去了。 此行不虚，书买回来不少，却没有全买来，其中一部分被丁日昌弄去了。 丁日昌也爱书，也立志当藏书家，他有钱，更有权，到宜稼堂买书，按现在说法是，钱是出了点，但只是意思意思，如官僚买别墅买宝车，给房地产老板给车行总经理，给是给了钱，只是其价格的零头还不到，这种贸易，显然是权力式买卖。 陆氏觉得大不公平，到处说丁氏买书，“相传有豪夺之事”，认为宜稼堂“其精椠已为中丞所得，大嗛之，因造无据之言。”架起高音喇叭广播其丑，唱衰其官德。 一个当官的，官德是其执业的第一凭证，所谓德能勤绩，以德为先，自然，丁日昌对陆心源乱嚼他的舌根，心中有多愤恨。 老实说，陆氏所言，只是听说加猜疑，官买贾卖之类事情，当事人不说，旁人谁说得清？后来陆心源冷静了，想自己急火攻心之下，乱说一气，既对不住朋友，也不利今后在官场发展，于是修书一封，拟重修旧好。但这种事，哪有那么好修复？ 冤家路窄的是，陆心源后来调到福建去任职，福建一把手恰是丁日昌，吓得他不敢上任。后来去是去了，没干多久，就以“招摇纳贿”之贪腐入罪，被双开了。 更让人兴叹的是，当年一掷千金，不惜得罪朋友而宝藏于皕宋楼的那些珍书，被陆心源长子陆树藩以十万银元作价，卖给了日本人。大家晓以国家大义，劝阻陆树藩不要卖，劝不住，甚至张元济先生出更高的价来买，陆树藩都不肯。 陆心源如果知道这样的结局，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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