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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名字叫德贵，叫他“日本佬”是因为年轻时他被日本佬（真正的日本佬，东洋鬼子）抓去当过几天挑夫，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回到村里当本事显，看见人家在吃饭，他说“米西米西”；看见谁在杀鸡宰羊，他说“死啦死啦的”；看见天下雨，他说“阿美阿美”。那时父亲才十五岁，不懂事，觉得这很好玩，不晓得有些事是不可以闹着玩的。等晓得时已经来不及，大家已经叫顺口，想改都改不了了。 日本佬。 日本佬！ 日本佬——！ 父亲想不答应都不行，不答应人家叫得更响。 爷爷说：“人的绰号像脸上的疤，长上去了就消不掉。” 怪的是，父亲后来的长相、脾气都越来越像日本佬，个儿不高，但壮实如牛；话不多，但脾气火暴，逞强好胜。父亲不爱惹事，但更不爱别人惹他，谁惹了他，他会跳起脚骂，有时也出手打。父亲一旦抡起拳头，没人敢迎上去，因为谁都打不过他。 爷爷说：“打架一是靠力气，二是要敢拼命。” 父亲两个都有，加上爷爷一向有的名头，威风头就更加足。爷爷也有绰号，叫“长毛阿爹”。长毛就是太平军，打仗最不要命，清兵怕他们跟怕鬼似的。后来长毛自己不团结，才被清兵打败，四乡野里躲。有一个躲在我们村里，活到九十九岁才死掉。村里人都说，这人有武功，八十岁还能站梅花桩，一站半个小时，雷打不动。曾经村里有个人，被他一巴掌当场打死。所以，村里人都怕煞他。 “只有你爷爷不怕他。”汉泉耶稣活着时曾对我说，“有一次，他把你家的老母鸡偷去吃了，你阿太（爷爷的母亲）气得在屋里哭，你爷爷晓得后提着抬水杠找上门去打他，把他吓得像只贼老鼠一样乱窜，全村人都看见了。谁敢打长毛？只有他老子！所以后来你爷爷就有了‘长毛阿爹’的绰号。” 爷爷说：“我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爹跟我一个德行，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这样不好，容易得罪人，要吃苦头的。” 母亲也经常这样骂父亲：“你这个日本佬脾气不改，总有一天要吃亏头。” 心平气和的时候，母亲会好言好语劝他：“有事情要学会忍，不要动不动发日本佬脾气。” 但父亲还是经常发日本佬脾气。一次，我跟父亲去生产队开夜会，那时关金还没当副队长，对父亲蛮客气的，见了我很开心，从旁边一位妇女手上抢过一把葵花子，叫我：“小鬼子，你的过来，这里的，有米西米西的。” 我要过去，父亲一把拉住我，转身对关金飞起一脚，踢掉他手板心里的葵瓜子，骂他：“你狗日的，以后要再这样叫我儿子，老子把你舌头割了！”把关金和会议上的人都吓坏了。 母亲知情后，批评父亲，说为这么一点小事得罪人，不值得。 爷爷却批评母亲，说：“怎么不值得？今后人都这么叫，叫顺口了，叫成了疤，消不掉了，我这不又成鬼子他爷了。我当一次鬼子他爹就够了，不想再当爷了。” 父亲咬了牙：“不会的，谁叫我撕谁的嘴。” 爷爷对我说：“听见了没有，以后谁叫你小鬼子你就撕他嘴，你撕不了叫你爹去撕。”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叫我“小鬼子”。 也是从那以后，关金跟父亲的关系基本恶掉了，等他当上副队长就完全恶掉了。副队长是干部，有了“干部”这腰杆，关金就不像以前那么怕父亲了，敢对父亲使坏了。有一段时间，关金刚好管着父亲，对父亲特别不好，动不动就扣父亲工分，一扣就是两分、三分。 每次扣了工分，母亲总是心疼得要发牢骚，把老话说一遍：“你们看，有报应了吧。我老早说过，为那么丁点小事情得罪他不值得。” 我觉得也是不值得的。村里很多人都有绰号，像我姑夫叫“癞皮狗”，我们生产队会计叫“矮脚凳”，大队会计叫“馊豆腐”，民兵连长叫“黄鼠狼”。我有一个同学，他母亲长得比谁都漂亮，可绰号比谁都难听，叫“茅坑”：就是公共厕所，大家拉屎拉尿的地方。跟这些人比，我觉得叫个“日本佬”、“小鬼子”算不了什么。这一点都不难听嘛，我觉得，甚至还有点威风呢。 父亲听我这么说后，给我一个巴掌，骂我：“小畜生！” 我对爷爷说，我宁愿是“小鬼子”也不愿是“小畜生”。没想到，爷爷也给我一个大巴掌。爷爷平时很少打我的，一般是父亲打我，爷爷替我打父亲。爷爷的一个巴掌，比父亲一百个都叫我心里难过。我哭了一夜，发烧了。 第二天，爷爷背我去医疗站打针，赤脚医生阿牛是个哑巴，打完针，发出像猫叫一样的声音，让爷爷在一个本子上签名。后来，我听爷爷对人说：“这个阿牛下辈子还是要当牛做马，当哑巴，给我家孙子打了一针，要走我儿子半天工分，太黑心了！就算是一支神仙针，也要不了这么贵。这么黑心的人，不是鬼投胎的，就是鬼子投胎的，来世不会好得过今生。” 父亲在槽厂做生活。 槽厂就是民间造纸的作坊，一道班是两份活儿，三个人做：一人管派料，两人管做纸，轮流做。父亲管的是派料的活儿。这是个力气活儿，也是个早活儿，每天必须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开工，把成捆的毛料捣成糨糊一样的纸浆，这样才能做纸。做纸的师傅关银和关林是七点钟上班，如果这时父亲还没有把料派好，关银和关林就会不高兴。以前，关金没当干部时，不高兴也就不高兴，顶多在心里骂父亲两句。后来关金当上副队长，掌管槽厂后，关银和关林不高兴，就会向关金反映。关金是关银的亲兄弟，又是关林的堂兄弟，不管关银来反映，还是关林去反映，他都是一句话： “回去跟日本佬说，今天扣掉两分工。” 父亲从早上六点钟开工，到下午四点钟收工，出十个小时工才得十分工分，稍微迟到一下就扣掉两分，心里疼得很。关金第一次扣父亲工分时，父亲不服气，跟他大吵。 父亲说：“你凭什么扣两分，就算我迟开工一个小时，也只能扣一分。” 这是对的，父亲提前一个小时派料，料不能按时派好，顶多只能算迟到一个小时。一天干十个小时得十分工，一个小时当然只能扣一分工。这个算学很简单，谁都会算，当时我才一年级都会算。 但是关金说：“你料不派好，人家做纸的开不了工，要等你派料，这不是浪费人家时间嘛。你迟一个小时，又浪费人家一个小时，不就是两个小时，不就是两分工？” 听起来关金说得也有道理。 他有道理，又是副队长，怎么吵得赢他？只好活活被扣掉两分工。 母亲知道了，比父亲还心疼，一夜都没睡着。倒不完全是因为心疼睡不着，母亲是怕父亲又睡过头。六点钟出工，五点钟必须起床，打鸣的鸡都还在睡觉呢，家里又没闹钟，是很容易睡过头的。 这一夜，母亲一直熬到五点钟，把父亲叫醒，送走了，才睡了一会儿。醒来，母亲就上了路，走了二十里山路，去了外公家，把外公的闹钟偷了。是真的偷，不是假的。我们外婆是我妈的后娘，你如果跟她好好讲道理，就是把天讲破了，她也不会把闹钟给我们家，哪怕是借。 父亲说：“就是亲娘也不一定肯给，这不是一只鸡，这是闹钟，是一只铁鸡，谁晓得要多少钱呢，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就是说，只有偷。 爷爷说：“既然是偷的，就要给它找个藏的地方，万一亲家母来找呢？” 父亲说：“这每天都要用的，藏哪里好呢？” 爷爷说：“这么大的房子，哪里不能藏？” 父亲说：“房子大有什么用，你总不能把它藏到屋顶上去吧。” 是啊，偷闹钟就是要靠它来叫父亲起床，不放在房里管什么用。最好放在床头，人睡觉伸手拿得到。这样的地方，又要避开人眼睛，不好找。最后父亲找了个地方：爷爷的夜壶！这地方绝了，我们都没想到，外婆更没有想到。 事实上，外婆第二天就赶来我们家找闹钟，她笃定丢失的闹钟在我们家，而且笃定自己一定能找到。找到了，肯定拿走，不用说的。外婆是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吊着一双贼溜溜的三角眼，不爱说话，说话就是骂人。她骂外公是狗，我妈是狗，我爸也是狗。如果三个人都在一起，为了区分开，她骂外公是老狗，我妈是死狗，我爸是野狗。总之，都是狗，只有她自己是人。 那天，她就是一边死狗啊野狗地骂着，一边从楼上找到楼下，从被窝翻到箱子，从跳板上寻到床底下。她看见了夜壶，就在床底下，像只癞蛤蟆一样蹲着。我以为这下完了，但外婆认出这是一只夜壶后，马上捂住鼻子退开，好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尿臊味，臭死了。 嘿嘿，其实昨天晚上父亲才用开水把它泡过，又用肥皂洗了，怎么可能臭呢。臭是心理作用，因为夜壶给人印象总是臭烘烘的。 夜壶就是尿壶，冬天太冷，起床撒尿麻烦得很，老年人一般都备一把夜壶。 爷爷说：“人老了，女人越来越不要用了，但夜壶却越来越要用。”当然，这些话爷爷不会跟我说，但我总是能绕来绕去听得到。 爷爷的夜壶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铁的，很重，很笨，也很傻，除了有壶嘴外，还有一个壶盖，是长方形的，掀起盖子，刚好可以把闹钟塞进去。一般夜壶只有壶嘴，没有壶盖的，但爷爷的夜壶就是有一个盖子，很奇怪。 有一次，我问爷爷：“为什么你的夜壶像茶壶，还有盖子？夜壶要盖子做什么用啊？” 爷爷瞪我一眼，说：“鬼知道，你去问我爷爷吧。” 我说：“你爷爷早死啦。” “所以我说只有鬼知道嘛。” 但是后来我姐姐这么问爷爷时，爷爷却呵呵地笑了，说这样你奶奶也可以用嘛。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思，如果没有这把夜壶，父亲会把闹钟藏在哪里？藏的地方不对，外婆把闹钟搜走了又会怎样？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很严重，前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对小孩子来说，有趣比严重更有吸引力。那一年我七周岁，刚上小学。 是我八岁那年冬天，刚下过雪，屋顶上还有鱼鳞似的积雪。就是这样一天，刚当上大队治保主任的关金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家。陌生人是公社武装部派来的，关金对他毕恭毕敬，一口口叫他科长。 科长说：“我不是科长，我是科长派来的，姓吴，叫我老吴就好。” 关金说：“那怎么行，科长派来的也是领导，公社来的人都是领导。” 老吴说：“那你就听领导的，叫我老吴。” 关金傻笑着，不知叫什么，一个劲儿点头哈腰，挠头捏耳，怎么看都不大像个人。爷爷走到他身后，对着他屁股说：“啊哟，我人老了，眼花了，刚才我怎么看到你屁股上拖了根辫子，像个前朝的人？现在又不见了，怪了。” 爷爷是说他像条狗，拖了根尾巴。 关金当然听出爷爷的意思，骂爷爷：“你老糊涂了，瞎了眼了。” 爷爷说：“我不但瞎了眼，良心还喂了狗吃了。就是你吃的，味道怎么样？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爽。” 关金说：“你个老不死的，给我吃还不要吃。” 爷爷说：“你娘比我还老，要死也得她先死。” 两个人当着老吴领导的面，越骂越来劲儿，差一点打起来，让领导很生气。事后爷爷说，他看关金带领导来我们家，估量不会有好事，所以故意当领导面跟他吵，这样领导知道他跟我们家关系不好，就不大会相信他说我们家的坏话。爷爷哪里老糊涂了，爷爷是老生姜，更辣了。父亲也承认，老吴领导没有欺负我们家，跟爷爷开始铺了个好垫子有很大关系。 老吴领导戴一副黑眼镜，衣裳袖子长长的，头发稀稀的，有一半白，往后梳，看上去像个老先生。科长派他来，是因为有人反映上去，说我父亲以前给日本鬼子做过事——所以大家都叫他“日本佬”。这是个大事情，决定着我父亲是不是“黑五类”的政治问题，阶级问题。 父亲问：“怎么调查？” 老吴说：“我问你答。你必须说实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假话瞎话。你对我说假话瞎话，等于是欺骗组织，要蹲班房的。”顿了顿，又说，“我做这个调查工作已经十多年，经验很足的，你说一句假话我都听得出来，就是今天听不出来，以后还可以查出来。嗳，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讲的话要记录下来的，以后这是白纸黑字，赖不掉的。” 说着老吴掏出一本红色笔记本和一支黑色钢笔，问关金会不会做记录。 “会，会，专门去公社学习过的。” 老吴说：“好，那你负责记录，先写上时间、地点、谈话人。然后我们说一句，你记一句，不要漏掉，也不要添加。” 谈话是在厢房里进行的，谈话之前关金要把爷爷和我母亲，还有我和姐姐都赶出来。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先出来，爷爷走到门口不同意，对老吴领导说：“我要听。你们找我儿子谈话，我怎么不能听？” 老吴向爷爷解释：“不能听的，任何人都不能听，这是纪律，老人家，不能违反。” 爷爷指着关金说：“他记录，我不放心，他跟我儿子吵过架。” 老吴说：“老人家你放心吧，他要记错了我撤他的职。”又对关金说，“听到了没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检查的，你要乱记以后就别当治保主任了。” 看关金拍着胸膛保证后，爷爷才出来。爷爷一出来，关金就把门关上。关上又打开，目的是不让我们在门口偷听，把我们赶走。但关金不晓得，我们家厢房有个狗洞，狗洞连着弄堂，以前我们坐在弄堂里乘凉，只要挨狗洞稍为近一点，爷爷在厢房里放个屁，我们都听得见。现在爷爷索性坐在狗洞前，我挨着爷爷坐，他们在里面说的每一句话，哪怕他们抽烟擦火柴的声音，我们都听得清清爽爽。 “开始吧。”这是老吴的声音，“我刚才说了，有人向组织反映，你在一九三八年曾经给驻扎在铜关镇的日本宪兵队做过事……” 我听见呼啦一声，父亲冲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着嗓门说：“谁他妈的这么乱嚼舌头！” “不要冲动。”老吴说，“坐下。你坐下！我重申一遍，你给我好好坐着，把手放在大腿上，不准骂娘，不准冲动，不准伸手指我，知道吗？” “知道了。”父亲坐下，放低声音问，“那么是谁反映的，我总可以问吧？” “不可以。”老吴说，“今天只有我问你。你要问也得我问完了，我同意你问才能问。” 父亲说：“现在我可以问吗？” 老吴说：“问什么，你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想问，有没有规矩你？” 父亲说：“我没有在铜关镇给鬼子做过任何事，我只被鬼子拉去当过几天挑夫，他们用刺刀逼着我干，我没办法，为了活命。” 老吴说：“好，就这么说。现在你说，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被鬼子拉去当了挑夫。” 父亲说：“就在村子南边，大树底下。那天，我一大早就上山去斫柴，不知道鬼子进了村，我一进村就被鬼子抓住，他们正好在大树底下歇着。” 老吴问：“有多少人？” 父亲说：“十来个人，还有两匹马，一只跟小马驹一样高大的狼狗。他们拉我当挑夫就是因为有一匹马吃醉了酒，去溪坎里吃水时发酒疯，乱跑，跌了跤，一只前脚卡死在石头沟里，断了骨头，上不了路了。” 老吴说：“马喝什么酒？” 父亲说：“嗳，这你可以问村里人，都知道的，鬼子就在我们大树底下吃的中午饭，把开豆腐店的阿根家当天做的两大盘豆腐和藏的两大坛老酒，还有不知从谁家抢来的鸡啊鸭的都吃个精光。两坛老酒其中一坛就是两匹马吃掉的，我虽然没看见它们吃，但我见它们时它们满嘴都是酒气。这你可以问他（指关金），他比我大五岁，该见过那匹马。这马因为受伤走不了，鬼子把它丢在我们村。因为是鬼子的东西，村里没人敢去碰它，它就一直躺在溪坎里，后来活活饿死的，死了也没人敢去碰它。” 老吴问关金：“你知道这事吗？” 关金说：“知道。这马我见过，村里人都见过，确实是饿死在我们溪坎里的。” 老吴让父亲接着说。父亲说：“然后就这样，马躺在溪坎里不能驮东西了，鬼子就拉我去当马使。我不肯，鬼子用雪亮的刺刀抵着我脖子，吓得我尿尿。那时我才十五岁，还是孩子呢，能怎么样？跑也跑不了，打也打不过他们，除非不要命，要命只有给他们当马使，挑东西。这是唯一的活路。” 老吴问：“鬼子让你挑的是什么东西？” 父亲说：“马原来驮的那些东西，主要是锅灶一套家伙，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老吴说：“他们自己烧饭吃？” 父亲说：“是。他们一路上都是自己搭灶烧饭，兴许是怕我们在锅灶里下毒吧。” 老吴说：“粮食菜蔬呢，他们也自己带的？” 父亲说：“有自己带的，也有去村里抢的。抢的都是些活鸡活鸭什么的，死的东西一概不要，哪怕是刚杀的猪，丢在案台上还冒着热气，也不要。他们怕我们下毒，要他们的命。” 老吴说：“你们一路上走了几天？” 父亲说：“四天。那时到铜关镇的路不像现在有公路，都是山路，绕来绕去走，远得很呢。” 老吴说：“一路上你都见他们干了些什么？杀人？放火？抢劫？” 父亲说：“主要是抢东西，每到一个村子都抢，金银首饰，铜钱银圆，反正只要值钱又好带的东西都抢。抢了好多东西，一卡车都装不下。你想想，开始只有我一个挑夫，后来有五个，还赶了两头水牛，都是给他们扛东西的。” 老吴说：“不杀人吗他们，鬼子？” 父亲说：“我只看见他们杀过一个，本来也是跟我一样，被拉来当挑夫的，第二天夜里跑了。但没有跑成，被狼狗发现了，一个鬼子骑马追上去，把他拖回来，绞成麻花，绑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天亮，吃了早饭，走之前，一个鬼子用刺刀活活把他捅死。那个惨相啊，就像在捅一个稻草人，捅了又捅，血射了鬼子一脸，他一点都不怕，还笑，哈哈大笑，一边还舔血吃，像个畜生。” 老吴说：“既然这么畜生怎么可能才杀一个人？” 父亲说：“一路上看不到人，人都跑光了。他们像一群犯瘟病的死鬼，到哪里人都吓跑了，村子空荡荡的，看不到人影，全是畜生，猫啊狗的，最多的是猪啊羊啊。那些人上山前把平时养的猪牛羊都放掉了，让它们自己找活路，人很少看到，只有个别像我这样不知情突然从外头闯回来的，都被他们拉去当挑夫。” 老吴说：“女的也当？” 父亲说：“只有在灵桥村看到一个女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我看还有点痴呆，见了鬼子主动上来跟他们打招呼，看他们吃东西还跟他们讨。一个鬼子把狼狗放出去咬她，把她吓得像只野猫一下蹿上了屋顶。” 老吴说：“没有碰到队伍吗？当时不是有支新四军在这一带打游击吗？” 父亲说：“就是没碰到。当时我一路上都在想，不就是十几个人一条狗嘛，我们来队伍一定能把他们灭了。” 老吴说：“可能新四军不知情吧，也可能他们在另外的地方执行任务。” 父亲说：“我想也是。不过鬼子很狡猾的，经常夜里赶路，白天睡大觉。” 老吴说：“你再想想，一路上还有什么印象深的事。” 父亲说：“这个……我不晓得该不该说……” 老吴说：“说吧，知道的都说，不说才不对。” 父亲说：“当时是端午节前后，天已经很热，鬼子每次看见溪坎里的水湾子，或者山里的水库，都要洗澡，脱得光光的，一点不害臊。他们还用手榴弹炸鱼，炸弹一响，水里白花花一片，都是鱼。什么鱼都有，随便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鬼子……啊哟，我都不好意思说。” 老吴说：“说，必须说。” 父亲说：“我看见他拿一条鱼，我看不清是什么鱼，反正不是鲤鱼，也不是鲫鱼，有点像黑鱼，但又不像，肚皮上白里透红的，身子像手臂一样滚圆，头也是圆圆的。他把鱼的牙齿都拔掉，然后居然当着我们面，把鸡巴塞进鱼嘴里干那事，一点不害臊，还叫我们看，跟玩似的，你说下流吧。” 老吴说：“太下流了！我活这么大还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事，真龌龊，简直禽兽不如！你们想，这种畜生要给他撞见个女的，能不撒野嘛。” 父亲说：“幸亏路上没遇见一个女的。” 老吴说：“那后来呢，他们进了城，满大街都是女的。你们想想，当时中国有多少妇女被鬼子强奸，这个是非常好的证据！继续说，还有什么？” 父亲说：“没有了……” 其实还有，至少我听父亲说过，鬼子进城后把那两头水牛宰了，吃了。爷爷说，水牛是每个村庄的宝贝，良心最黑的人也不会杀水牛吃。还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在一座关帝庙里躲雨，鬼子把那些菩萨都砸烂，木头做的就当柴火烧饭。爷爷说，大慈大悲的菩萨是不好亵渎的，鬼子把它们砸了烧火，简直该遭天杀。还有，鬼子那条大狼狗，父亲说它当时正怀着小崽子，肚皮圆鼓鼓的，每天要吃几斤肉，而父亲一路上都没吃过一块肉，比一个狗屁都不如——父亲就是这么说的。还有，还是那只大狼狗，有一天吃饭时，喷香的肉香把村里好几条土狗吸引来，跟大狼狗抢着吃，一个鬼子拔出大洋刀把几条正在埋头吃的土狗都一一砍了，劈了，像劈柴一样。爷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老天都从不打骂在吃饭的人，要杀要剐该等它们吃完了再说，鬼子心里头根本没神灵，下辈子投胎只配当牛做马。 这些事情父亲多次跟我们讲过，在萤火虫漫天飞、蟋蟀唧唧叫的夏夜，父亲经常坐在天井里，摇着芭蕉扇，讲着这些事。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没讲，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老吴领导审问他，他紧张，忘记了。我也经常这样，平时记得清清爽爽的事，只要老师在课堂上把我叫起来问，我什么都讲不出来，全吞进肚子里去了。爷爷因此常说我是“洞里猫”，在家数得了芝麻，出门连冬瓜都数不清。不过，鬼子跟鱼干那事，父亲倒从来没跟我讲过，我听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意思，该是大人家的事情吧。 爷爷说：“大人和小孩是两种动物，小孩是地下的蚯蚓，大人是地上的毒蛇。” 现在，在地上坐久的爷爷好像累了，受凉了，站起来跺脚，跺完脚又把我叫到一边，让我给他捶背。狗洞太低，地上有雪水，寒气太重，爷爷老骨头了，在地上坐那么久，背脊骨发冷。爷爷说，人老是从腰上开始的，他让我使劲儿捶。可离狗洞一远，屋里的声音不大听得清爽，所以刚捶一会儿，爷爷又回去坐在狗洞前，把耳朵对着狗洞，眯着眼，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我跟着在爷爷身边坐下，声音又钻进耳朵。 “那个……”老吴好像在抽烟，说话吞吞吐吐的，“现在你说说城里边的事，那个……到城里后你怎么了，还跟鬼子在一起吗？” 父亲说：“到城里后我就跟鬼子分手了。” 老吴说：“哪一天分手的？” 父亲说：“就那一天，我们把东西扛进一栋楼里，鬼子就赶我……们走了，水都没给喝一口。” 老吴说：“不对吧，有人反映你还留在鬼子军营里给他们做事。” 父亲叫起来：“鬼扯！谁这么胡扯淡！鬼子把我们中国人都看成贼，怎么可能留在军营里，做梦！” 老吴说：“别激动，有话好好说。你说鬼子军营里没有中国人，这不是事实，据我了解当时鬼子军营里有不少中国人给他们做事。” 父亲说：“他们是汉奸！” 老吴说：“是啊，现在有人就反映你是汉奸，给鬼子做事。” 父亲说：“谁说这话要遭雷劈！我是汉奸，笑话！我那时才十五岁，夜里还尿床呢，能做什么事？城里那么多人，鬼子凭什么非挑我？要轮也轮不到我。当时我们有五个挑夫，其他四个都是大人，要留下做事也该是他们，怎么轮得到我？我连洗衣烧饭都不会。” 老吴说：“你晓得，我今天不是代表个人，而是组织，对组织必须要忠诚，欺骗组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父亲说：“我保证。如果我有说一句假话让天打我，雷劈我！” 老吴说：“如果你说假话，不是天打，也不是雷劈，而是革命专政你，把你打成‘黑五类’，让你做牛鬼蛇神，做不了人。” 父亲说：“我可以向革命组织保证，我绝对没有说假话。” 老吴点了一支烟说：“那么好，你自己刚才也说过，你们进城时是端午节前后，天很热，可你回到村里时是什么时候？据我们了解是中秋节后，天已经凉快下来，这么长时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我再提醒你，必须说实话。” 父亲好像是笑了一下：“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在城里，开始几天在讨饭，后来在一个理发店做事。我当时是从山上砍柴回来被他们拉走的，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怎么回家？路上要走几天呢。所以我先在城里讨饭，想等攒好几天的饭再上路，否则要饿死的，当时乡下看不到人。然后有一天就讨到那家理发店，师傅是个灵桥人，他看我可怜，把我留在店里做事，打扫卫生，去江里拎水，给客人洗头，后来也教我手艺。但没教几天，师傅出事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反正一天晚上他头破血流地回到店里，急急忙忙地带了些东西就走了，走之前交给我几块钱，让我在店里等三天，等不到他回来我也走。我等了三天不见他回来，又等了三天还是不见。想再等，房东来催讨房租钱，我只有几块钱，不想给他，就逃走了，然后就回来了，走了三天。” 老吴说：“以后你见过他吗？” 父亲说：“你是说我师傅吗？没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老吴说：“人死无对证，你不是在说故事吧？” 父亲说：“我对天发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要有一句假话你就专政我。” 老吴说：“不是我专政你，是组织，是人民，是无产阶级革命。” 父亲说：“反正不管是谁，人在做，天在看，我没有说假话，说假话就专政我。” 老吴说：“好，今天我代表组织就问到这里，现在你先出去一会儿，待会儿我再叫你。” 父亲说：“你有事问我别问他，他不会说我好话的。” 其实父亲出去后，老吴没有问关金什么话，只是检查了他做的记录。毕竟是去公社练过的，关金做的记录得到了老吴表扬。老吴说，记得不错，但有些错别字。关金说，哪些是错别字？你教我来改。老吴说，给我笔，我改，你看着就是了。他们改了几分钟错别字，又叫父亲进去。门开着，爷爷带着我趁机跟进去，老吴并没有赶我们，我看到老吴手上捏着好几页记满字的纸，像个刚收了作业的语文老师。 老吴把几页纸递给父亲，问：“识得字吗？” 父亲说：“不多。” 老吴说：“那就算了，我看了，记的都是对的。”说着掏出印泥盒，要父亲摁手印。 父亲蘸了印泥，却没有马上摁，手扬在半空中，犹豫着。 关金催他：“摁啊，日本佬。” 父亲反而放下手，盯着老吴看。 老吴说：“你什么意思？” 父亲问老吴：“你已经调了查，现在请你给我下结论，我是不是日本佬？” 老吴说：“照你讲的看，你给鬼子做事是被迫的，没有受过鬼子的贿赂，不能算给鬼子做事。” 父亲对关金说：“听到了没有，你反映的是错的，以后别叫我日本佬。” 关金说：“你把话说清楚，谁反映你了？” 父亲说：“狗反映的，我被狗咬了。” 关金说：“那你讲谁是狗？” 父亲说：“我怎么知道，只有狗自己知道。” 老吴看父亲和关金红了脖子，连忙批评说：“吵什么吵你们？事情还没完呢。”他对父亲说，“你先别起劲儿，摁了手印再说。”父亲摁了手印，他又指着记录对父亲说，“这是你说的，你说的是不是事实我回去还要调查，最后还要向领导汇报。真正结论要领导下，领导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论的。” 父亲问：“领导什么时候给结论？” 老吴说：“有结论我会通知你的。” 送走老吴和关金，父亲像刚跟人打了一架，很累的样子，坐在厢房里，一动不动，屋子里一丝声音都没有。我看见汗水从父亲头发里冒出来，顺着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流出来，像眼泪。我给父亲茶杯里加满开水，父亲轻轻摸着我的头说我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叫我感到好奇怪，好像父亲变成了母亲。 吃晚饭的时候，爷爷说：“这个领导不错，眉毛里有颗痣，是个善人。” 父亲说：“可他不是真正的领导。” 爷爷说：“不管谁是领导，都是要讲事实、凭道理的。” 父亲说：“也不知是谁反映上去的。” 母亲说：“八成是关金。” 爷爷说：“就是关金，不会有第二个人。” 母亲说：“都是你们自己不好，老是嘴巴不饶人，得罪了他。” 爷爷说：“有些人你活着就是得罪他。这就是小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父亲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论。” 爷爷说：“这就要你去跑，去催。领导都忙得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想到你。” 父亲熬了一天，就跑去公社问情况。连着跑了好几次，每一次回家来脸色都很难看，像出殡回来，脸上挂一层霜，谁看了心里都发冷。直到冬至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都围着八仙桌在忙着做过节的米饼，老远听到父亲用嘴巴敲着锣鼓，唱着《打金砖》的戏文。那天正好刮大风，下大雪，我们关着大门。爷爷叫我快去开大门。我打开门，顿时看见一个人浑身雪白，像个野人，又像头野兽一样，朝我扑上来，一把将我举过头顶，用嘴巴敲着锣鼓，呀呀呀地冲进堂前屋，见谁喊谁，像只喜鹊。 爷爷说：“拿到结论了？” 父亲大声说：“拿到了！” 爷爷问：“怎么说的？” 父亲把我放下，从胸膛里挖出一只信封，又从信封里抽着一页纸，交给爷爷。爷爷读过三年私塾，识得不少字，能看报纸。他一边看着，一边似乎也变成一只喜鹊，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盖着大红公章，值钱的！” 母亲问：“上面写什么了？” 父亲说：“你不识字，给你看了也没用。” 母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啊。” 爷爷对我母亲说：“跟你说不说无所谓，关键是要跟村里人去说。”掉头对父亲说，“我们要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公社给你下了结论，你不是日本佬，以后谁叫你日本佬就撕谁的嘴。”说完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塞进自己胸膛里，“就放我这儿，我要证明给人看。” 以后，爷爷逢人必摸胸膛，把信挖出来给人看。老是重复，可能把他自己都搞烦了，有一天他突发灵感，顶着寒风去了公社。爷爷年纪是老了，但身子骨还是很硬朗，走路昂首阔步，一点也不慢。从公社回来，他一下从胸膛里挖出两封信，一封崭新的，一封旧的，有皱褶。 原来爷爷去公社找到老吴领导，照原样又开了一份证明，照样是盖了大红公章的。爷爷说：“我讲的不错，老吴领导眉毛里长痣，是个大善人，给我办了事烟都没抽我一根，还递给我两根，真是好领导。” 爷爷把新的那封交代母亲，要她保管好，旧的那封依然自己留着。第二天我去上学，经过祠堂门口，看见好几个人在看大字报，其中有我二姐，她叫我过去：“你来看，这是爷爷写的大字报。” 我过去看，看到一张新贴的大字报，上面贴着公社给我父亲的那份老证明，下面是爷爷用毛笔写的一段话。我才读一年级，很多字不认识，二姐比我大三岁，读四年级，所有字都认得。她一个字一个字读给我听。我觉得这些话都是爷爷以前在家里说过的，不新鲜，反正就是那个意思：现在公社出了证明，我父亲跟日本佬没一根毛关系，以后不准人再叫我父亲日本佬，谁叫他要撕谁的嘴巴，等等。 二姐说：“爷爷有个字写错了。”我问哪一个，她伸手指给我看，“呶，就它，‘撕嘴巴’的‘撕’，爷爷写成斯大林的‘斯’，笑死人了。” 一路上，我和二姐都在为爷爷也犯小学生的低级错误笑个不停，像两个神经病。 其实，那段时间我们家每个人都在笑，尤其是爷爷，笑得闭不拢嘴。父亲终于跟日本佬脱清关系，他心里怀着一窝喜鹊呢。爷爷说：“我这几天夜里做梦都在笑，经常把你奶奶吵醒了。”我说：“奶奶不是早死了。”有时候我觉得爷爷挺糊涂的，净说瞎话。爷爷说：“有些人死了还活着，像你奶奶一直活在我心里头，梦里头；像关金这样的人，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因为他不像人，像鬼，老是害人。” 爷爷其实一点没糊涂，他每天坐在祠堂门口乘凉、享太阳，村子里的事情比谁都知晓得多，包括关金对父亲做的那些狗头狗脑的事。爷爷认为我父亲是脾气像日本佬，而关金是心思像日本佬。 “心像才是真像。”爷爷说，“关金才是真正的日本佬，心肠大大的坏。” 有一段时间，爷爷对谁都这么说：关金是日本佬，是日本佬投胎的，满肚皮都是日本佬的蛇蝎心肠。只要提起关金，他从不说关金，而是说日本佬。那段时间，爷爷有个梦想，希望村里人都跟着他叫，把日本佬的绰号转嫁到关金头上。但关金是大队干部，治保主任，大多数人都畏惧他，爷爷叫了个半死，不灵光，跟他的人寥寥无几。 爷爷说，他的梦想像溪坎里的水，流走了。 燕子来了，衔着泥，在我家屋檐下筑屋、下蛋、孵出小燕子。小燕子长大了，在我家屋顶上练飞行。冬天来了，树叶都往地下飞，燕子们都往天上飞，飞过横岭，飞向遥远的地方。 燕子又来了，又衔着泥在我家屋檐下筑巢的时候，有一天，关金发神经似的，没踏进我家大门就大声嚷嚷： “日本佬！日本佬！” 他这么嚷嚷时，我都没想到是在叫我父亲，因为自爷爷贴出大字报后已经基本上没人这么叫我父亲，只有母亲，有时被父亲粗暴的脾气惹急了才会骂他日本佬。 “日本佬！日本佬！”关金叫了又叫，声音越发地大，好像真的犯神经病了。 “你叫死啊！”爷爷从厢房里出来，看到关金狠狠地骂他，“你才是日本佬！” 关金嘿嘿笑，对爷爷说：“日本佬他爹，你出门去看看，谁来了，都带枪的！你个老不死的，你儿子完蛋了！” 没等爷爷走到门口，武装部的老吴领导已经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陌生人：一个挎手枪，一个扛长枪，他们身后又跟着一群村里人。老吴问爷爷我父亲在哪里，父亲正好蹲完茅坑回来，一边还系着裤腰带。老吴见了，对挎手枪的人说：“科长，就是他。” 科长对扛长枪的人手一挥：“带走！” 爷爷上去拦，科长拔出手枪，对他说：“靠一边去，否则我把你一起带走！” 爷爷胆子太大了，居然对着枪上前一步，挺起胸脯，威风地说：“你要带走我可以，但不能带走我儿子，他下面有五个崽子。” 科长反而软了口气，放下枪说：“老人家，你不要害他，你儿子犯了大罪，你不要再给他加罪，罪加一等，命都要没有。” 爷爷说：“他犯了什么罪？” 科长说：“天大的罪！带走！” 爷爷还想阻拦，被好多人拉开，他们都是跟着两支枪来的，有我姑夫、姑姑、我父亲的堂兄弟等。他们死死抱住爷爷，还捂住他嘴巴，不准他叫。我看着爷爷的脸色由涨红变成发白，又变成发紫，同时眼珠子越瞪越大、越来越白，后来脖子一硬，闭了眼，昏过去了。等爷爷醒过来时，父亲早已被科长他们铐上手铐带走，据说还是坐小汽车走的。 这天晚上爷爷一直坐在堂前屋里没有睡觉，一会儿对祖爷爷说话，一会儿对祖奶奶泣哭，一会儿又骂奶奶，怪她没有保佑好儿子。第二天，爷爷去找村子东头的瞎子，要他算一算我父亲的前程。瞎子问清情况，根据带走的时间、铐手铐、坐小汽车等情况，认定我父亲凶多吉少。 爷爷说：“你算一算，他现在在哪里。” 瞎子念一通经，拨一通手指头，说：“在东南方向，五里路左右的地方。” 爷爷说：“这不是公社嘛。” 瞎子说：“是的，在公社，关在一间铁屋子里。” 爷爷问：“怎么才能救他？” 瞎子说：“铁属金，金生火，火属阳，要用阴去克它。男为阳，女为阴。找个女人去救他，男的别去，去男的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所以后来爷爷一直没去公社看父亲，去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她们一次次去，给父亲带去了衣服、鞋子、脸盆、毛巾、肥皂、干粮、香烟等；给看押父亲的人带去了老酒、米酒、鸡蛋、大公鸡、老麻鸭，包括那只闹钟。反正家里值钱的家伙都带去了，可就是无法带回来父亲。别说带回来，连面都见不上。父亲被关在公社附近的一个地下防空洞的一间屋里，不是铁屋子，但有铁门、铁窗——瞎子先生说，这也算铁屋子。母亲和姑姑每次去，都只能走到防空洞门口，那里始终有人守着。据说，父亲的罪跟日本佬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谁都说不清。 父亲被抓走后，我们家每个人都成了哑巴、幽灵，没有声音，家里经常死静死静，只剩下老鼠和燕子发出的声音。燕子在白天出声，绕着屋檐上下翻飞，闻风鸣叫，不亦乐乎；老鼠在夜里闹腾，上蹿下跳，钻箱越柜，肆无忌惮。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停下来。 爷爷说：“我们家的日子长了刺，吃水都要卡喉咙。” 母亲说：“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光能结束。” 爷爷说：“熬吧，他回来就好了。” 母亲说：“他还能回来吗？” 回是回来了，可是…… 怎么说呢，父亲回来的样子太丢脸了！他被剃成大光头，胸前挂一块大木牌子，上面打着红叉叉，还写着什么“反革命分子”、“汉奸”、“卖国贼”。这些字我还认不全，是我们班主任喊口号时，我听出来的。我们班主任是上海知识青年，演过《红灯记》里的老奶奶，普通话讲得呱呱叫，每次村里开大会，她总是在台上领头喊口号。那天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她说：“今天下午村里要开批斗大会，不上课。” 下午，关金一直在广播里喊，要大家去祠堂里开批斗大会。我不知道被批斗的人是我父亲，专门赶去看，看到戏台上坐满一排领导，听说都是公社来的干部，我们班主任坐在最边上，她换了衣服，穿一件绿军装，胸口戴着一枚跟汤碗一样大的毛主席像，手臂上箍着红袖章，看上去英姿飒爽，像海岛女民兵海霞。 来开会的人像汛期的鱼一样，一拨拨来，很快祠堂里人多得要死，闹哄哄的，比演戏时还多。我们小孩子都被挤到空中，有的爬在横梁上，有的架在大人肩膀上。我就坐在姑夫的肩膀上，姑夫又站在台阶上，虽然不在正中间，但高度绝对有优势。 在我们班主任一阵振臂高呼的口号声中，两个端枪的人押着一个大光头，从后台冲到前台。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大光头没有手，只有一只肩膀，肩膀上勒着一根粗麻绳。手其实被反剪在背后。我也看不到他身子，因为大木牌把他身子全挡掉了，只露出膝盖以下的半条小腿。但很快小腿也看不到，因为押他的人用枪托砸他膝窝子，他不得不跪下去。他跪下去时我高兴地叫了一声，好像我们胜利了。但就在这时，我一下子认出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什么都变了，头发光了，两颗门牙不见了，两只耳朵出奇的大，两个腮帮子深深地凹进去，像两个陷阱，可以填两个鸡蛋……我确实已经无法认出他来，可我认识他的目光，那是我最初看见的“两道光”。 “爹——！” 我喊了一声，可声音只在血液里流，没有流到空气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羞愧，把我变成了废物，话都说不出来。我像被丢进黑黑的冰窟里，又像是在熊熊烈火中，难过得恨不得立即死掉。我也愤怒，愤怒得像浑身长满刀子，恨不得杀死身边所有人，包括父亲，包括我们班主任、校长、同学，全部人，一个不剩，通通死光。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反正我感觉自己已从姑夫的肩膀上飞走，仿佛是钻到了他肚皮里，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爷爷说：“人生无常，苦有常，做人是最罪过的，活着就是受罪。” 以前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一天我知道了。 我以为父亲从此不会再回来，他有那么多罪，那么多人恨他，谁会饶过他？一定会被枪毙。可是，母亲刚开始烧夜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被一阵锣鼓声带回来了。听说开完会，公社来的领导都走了，把父亲交给关金，关金押着他在全村敲锣打鼓，游行一圈，最后来到我们家。关金替我父亲解开绳子，一边对我爷爷说：“我告诉你，你儿子现在是真正的日本佬，本来要去县里坐班房的，考虑到他有五个孩子才饶过他，安排在村里服刑。村里服刑，必须接受我管制，我要管制不好，政府就要把他收回去坐牢。所以，今后他必须听我的，不能乱说话，不能乱跑动，每天早上要给村里打扫卫生，每天晚上要向我请示汇报。” 爷爷说：“那他就是‘五类分子’了？” 关金说：“是的，今后他就是‘黑五类’。不但是‘黑五类’，还是‘黑五类’里最最黑的那类，‘地富反坏右’里他一下占了两类，又是‘反革命’，又是‘坏分子’，本来笃定要去坐牢，政府看他上有老下有小，宽大他了。” 爷爷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关金说：“这你问他，我说还替他害臊，太不是东西了！” 爷爷没有马上问，晚上也没有问，因为父亲太累了，又累又饿，吃完夜饭就上楼去睡觉了，一睡睡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吃夜饭时才起床。吃完饭，爷爷把父亲一个人叫到厢房里，闭了门。我猜爷爷是要问父亲犯罪的情况，我也想知道，就躲在门口偷听。开始父亲不理爷爷，只管他问，只管抽烟，烟雾从门缝里溜出来，熏得我流眼泪。后来爷爷不问了，父亲反而冷不丁冒了一句： “我救了一个日本佬的孩子。” “什么？”爷爷好像没听清楚，“你说救人，救谁？” 父亲说：“一个日本佬的孩子。” 爷爷说：“怎么你会去救日本佬的孩子？在哪里？” 父亲说：“就在县城。” 爷爷说：“什么时候？” 父亲说：“给他们挑东西进城后。” 爷爷说：“你进城后不是在理发店嘛，怎么会去救小鬼子？” 父亲长长地叹口气说：“我其实一直被鬼子留在军营里。” 爷爷说：“这怎么可能，你上次跟老吴说我听到的，当时你们五个人，挑完东西都被赶出了军营。” 父亲说：“他们把我留下了。” 爷爷说：“什么？你留下？那你怎么会愿意？” 父亲说：“不愿意有什么用？不愿意等于找死。” 爷爷说：“这就是……你上次同老吴说的不是实话？” 父亲说：“嗯。” 爷爷说：“那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你给鬼子做什么了？” 父亲说：“开始是养马，后来那只狼狗下崽后又去养狗。” 爷爷说：“你就不会跑吗？畜生还管得了你？” 父亲说：“怎么跑？他们有马，还有摩托车，跑多远都追得上。追上就是死。” 爷爷说：“那养马养狗又怎么会去救什么人？” 父亲说：“是个男孩，刚好十岁，平时在上海读书，后来放暑假，就去那里玩。当时我正好在养狼狗，他经常来看小狼狗，我们就认识了。” 爷爷说：“然后呢，接着说啊。” 父亲说：“有一天，我们去江边给狼狗洗澡，他不小心掉到江里去了，他不会游水，我把他救了。” “呸！”爷爷说，“缺德！什么人不救去救个小鬼子，你就不能看他淹死？” “那我也得死，”父亲说，“他是个大官的孩子。” “呸！呸！”爷爷明显火了，骂，“他妈的，官越大杀死的中国人越多，淹死他才好,小鬼子！” 父亲不吭声。 爷爷又骂：“我真替你害臊，什么好事不做去做这缺德事，咱们村里一只狗都知道，天下没有比东洋鬼子坏的人，他们杀死了多少中国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糟蹋了我们多少女人。你总不可能没听说过吧，就我们隔壁村，有个女的，鬼子进村时脚崴了，来不及逃，就被鬼子强奸了，后来生出个小鬼子，要说那也是她骨肉，可她硬是把他活活掐死，丢进粪坑里。这才叫有骨气！有种！解恨！哪像你，我怎么听都觉得害臊。早知道这事也不要政府来查，我会去跟政府说的，你居然还跟政府撒谎，真不要脸皮啊！要我说，政府根本不要宽大你，就去蹲班房，死在班房里才好。” 爷爷越骂越生气，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一边仍是不停地骂父亲，也骂自己，骂着骂着哭起来，听起来很伤心的样子。我连忙去叫母亲。母亲给爷爷端来茶，一边说着安慰他的话，一边使眼色叫父亲走。父亲刚跨出门槛，被爷爷发现，又被叫回去。爷爷把我和母亲赶出来，只留父亲在屋里，又关了门，开始审问父亲。 爷爷说：“我问你，政府怎么会知道这事的？” 父亲说：“他托人在找我。” 爷爷说：“谁？谁在找你？” 父亲说：“就是他，我救的人。” 爷爷说：“他在哪里？现在？” 父亲说：“我也不知道，应该就在他们国家。” 爷爷说：“他托谁在找你？” 父亲说：“我也不知道，肯定就是这人向政府揭发了我。” 爷爷说：“揭发得好！我要早知道也会揭发你的。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揭发你，这叫什么事，丢人哪！” 父亲说：“你不要把他想那么坏，听说他还托这人给我捎来好多钱。” 爷爷说：“钱呢？” 父亲说：“政府没收了。” 爷爷说：“没收好，鬼子的臭钱我们家不要。” 父亲说：“我也是这么说的。” 爷爷说：“可你刚才还说他是好人，什么好人？东洋鬼子没一个是好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就是打洞的，东洋鬼子生来就不会对我们中国人好。” 父亲不说话。 爷爷说：“真不知你中了什么邪，会做这种缺德事，今后我们可怎么做人。” 父亲说：“我改造好就好了。” 爷爷骂：“好个屁！你知道你现在成什么人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不是人！今后我们都做不成人啦！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欺负我们，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只配给人家当牛做马，女儿嫁不出去，儿子讨不到老婆，死了还要被人骂八辈子。” 爷爷越说越来劲儿，越生气，对父亲大声嚷：“人做到这份上，还不如死，死了眼不见为净，活着是活受罪。真没想到，我一辈子要强好胜，一辈子堂堂正正，走在弄堂里连一只狗都敬我三分，到死了还要背一口黑锅，活得猪模狗样，任人欺，遭人骂，明的骂，暗的咒。你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早死早好。” 父亲说：“别说了，你吃口茶吧。” 哐一声，爷爷把杯子打掉在地，骂：“我肚子里全着气，连一口空气都吞不下去，还吃什么屁茶，你吃吧，就像狗一样去舔。” 刚才母亲一直和我一起在门外守着，这会儿母亲听到爷爷砸碎杯子，连忙进去，把父亲推出门，自己则留在屋里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杯子碎片，一边劝爷爷不要生气。母亲说：“爹以前不是常说，世上没过不去的坎，会过去的。”爷爷说：“这回过不了了，天塌下来了，我们翻不了身了。”说着走出厢房，去了堂前屋里。爷爷从我身前走过时，没有理睬我，我呆呆地看着他一步步走进堂前屋，觉得他比以前缩小了好多，好像刚才在厢房里他一直在被开水煮着，煮熟了。 然后爷爷一直待在堂前屋里，坐在祖爷爷、祖奶奶和奶奶他们遗像前。我去睡觉时，经过堂前屋时，听到爷爷在哭，幽幽地，伤心地，好像一只小猫在寻妈妈。我上了楼，哭声还在耳边，上了床，哭声还响着，好像它已粘在我耳朵上，像一抹浓鼻涕。 可能是因为耳朵边粘着这哭声，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睁着眼，看着月亮升起来。月光如水一样从窗洞里灌进来，铺在谷柜上，照亮一层厚厚的灰尘。有一阵子，父亲的鼾声盖过爷爷的哭声，我这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一睡着，我又听到爷爷的哭声，在梦里，哭声越来越大，把我耳朵都胀破了。我就这样醒来，然后好久也睡不着，看着月光一丝丝爬上床头。 在我快要又睡过去时，楼下突然传来嘭的一声，接着听到爷爷啊哟一声，好像他摔倒在了天井里。我连忙起床，爬上窗洞，往楼下天井里看，一下惊呆了！爷爷在天井里打滚，那样子像一条刚从水缸里捞出来的大鱼……爷爷以前杀鱼，总是把鱼从水缸里捞出来，丢在青石板上，让它不停地在地上摔打、翻滚、翻来覆去、死死挣扎。 爷爷说：“这样杀的鱼才好吃，鱼血都钻进肉里，鱼肉才鲜嫩。” 可是……现在谁把爷爷丢在了天井里，像一条大鱼！我连忙叫醒父亲母亲，一块冲下楼去。这时爷爷已经撕破衣裳，光着身子，奋力地在地上摔打着、翻滚着，一边使劲儿用手抓挠着肚皮，一边啊哟啊哟叫着，好像肚皮里在着火。 “爹，你怎么了？”父亲冲上去抱住爷爷，马上说，“糟了，他喝农药了。爹，你这是干什么啊！”说着哭着要背爷爷去医院。 爷爷抱住一根檐柱，死活不放手；放了手也不肯让父亲背上身；上了身就滚下来，一边还大骂父亲，用脚踢他，用手抓他，像疯癫了。 没办法，父亲只好去叫医生。 父亲一走，爷爷又在地上打起滚：比刚才滚得更凶，叫得更响、更瘆人！母亲根本无法挨近爷爷，只能手忙脚乱地跟着他打转，一边放声恸哭。母亲的号啕和爷爷的嘶喊激烈地交织在一起，我感到我们家整栋房子都在摇晃。月亮高高悬在空中，天井里盛满月光，我看得清清楚楚，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又刺眼的农药味。我还看见，农药在爷爷的肚皮里熊熊燃烧着，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把爷爷烧死。 我吓坏了，大哭，一边哭，一边想，爷爷今天把自己杀死了，像他曾经杀鱼一样杀死了自己…… 本文选自网上，如有侵权麻烦您联系编辑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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