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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祖、父辈都生活在农村，父亲姐妹九个，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是同父同母。奶奶在父亲两岁时去世，后来爷爷又续了个奶奶，又给父亲生了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爷爷和奶奶将他们一手带大，父亲也极为争气，从不惹爷爷和奶奶生气。父亲不仅懂事，而且还很好学，十几岁时就跟随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学医，刻苦钻研中医理论，后来成为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医生，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母亲姐妹三个，在家排行老大，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当时我的村里杏树很多，并且很大，有的两个人合抱都抱不住，日本鬼子经常去那里吃杏，并且每次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村里人就把很多生长了几百年的杏树含泪砍掉了。父亲的童年生活极其艰苦，在那战争年代，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爷爷经常带着父亲姑姑和乡亲们一起东躲西藏。 听爷爷说，有一回日本鬼子突然进村抓人、抢东西，爷爷拉着姑姑背上父亲就跑，紧跑慢跑总算躲进了一片大麻杆地。日本鬼子没有跟上，就胡乱地往大麻杆地里放枪，爷爷和父亲还有姑姑趴在地上，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而曾祖父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行动又不方便，不愿意拖累家人，放弃了跟家人一起逃走的机会，独自藏在家里，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日本鬼子的魔爪，被日本鬼子给搜了出来。日本鬼子在我们村里抢了粮食和牛车，还抓了许多村民，并让曾祖父和村民把装满粮食的牛车赶到县城。 等日本鬼子走后，怎么也找不到曾祖父。在随后的几天里，家里人一直在不停的寻找。有人说，在县城外的一个大坑里有好多尸体，其中有一个无头尸体，看着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曾祖父，于是爷爷马上就和家人一起去了。到那一看，那个无头尸体跪着趴在地上，全身都是凝固的血迹。爷爷看那人穿的衣服有点像，但不敢断定就是曾祖父，于是爷爷俯下身，从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一看这把钥匙是自己家的大门钥匙，才得以证明就是曾祖父。爷爷和家人嚎啕大哭、痛心疾首，家人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把曾祖父从趴着的姿势扶了起来后，才看到曾祖父的头颅。 原来，日本鬼子杀曾祖父的时候，曾祖父是跪着的，日本鬼子先从前面挥刀砍向曾祖父的头颅，曾祖父举起双臂挡了一下，这一刀正好砍在曾祖父的两个前臂外缘，两个前臂外缘留下了深深地刀伤。 日本鬼子看曾祖父没被砍死，随后又从身后挥起屠刀，狠狠地砍向了曾祖父，这一刀太狠了，一下子就把曾祖父的头颅给砍掉了，并掉落在他自己的胸前，曾祖父随着那刀向前砍的力量往前一趴，趴在了自己的头颅上，爷爷和家人忍住巨大的悲痛把曾祖父拉回家进行了安葬。其实谁也不知道曾祖父是哪天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但我的家人就把找到曾祖父的那天定为曾祖父的祭日，那是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的1937年11月25日。 在那个年代，爷爷、父亲及姑姑很少能吃饱饭，但是爷爷很有志气，并且自学成医。他经常到野外采集些中药材，用偏方土方为当地百姓治病，一直到爷爷晚年过逝，也从来没有收过乡亲们一分钱。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也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价值观。 听老人讲，那个年代虽然生的孩子多，但很多成不了人就夭折了，一是医疗条件差，二是社会环境差，连年战乱，法度尽失，一些穷凶极恶的人就做起了土匪，通过绑架人质以换取赎金，如果赎金凑不够而被撕票的也大有人在。父亲十二岁那年，正值中秋节前夕，父亲和他的堂弟在村口玩耍，却意外遭遇土匪，两人连同十几个乡亲一起被劫持。土匪用枪抵着他们，押往土匪的老家。 在半道上，趁土匪警惕性不高时，一些年轻力壮的乡亲撒腿就跑窜进了路边的高粱地，土匪气急败坏地往高粱地里乱放了一阵枪，就押着剩下的几个人继续往前走。快天黑时，终于到了土匪老家附近的高粱地。虽然他们是土匪，但平时也在村里生活，在那乡土人情的传统下，土匪们在自己村里也免不了有所顾忌，一来怕人说三道四，二来怕有人干扰，坏了他们的好事儿，所以他们事先在高粱地中间砍掉一些高粱，把劫持来的人赶进空地上看管，防止他们逃跑。 第二天，土匪们开始通知被劫持人的家属，让他们缴纳赎金。可短时间内家属们都很难筹集那么多赎金，被劫持的人们就只好待在那满是蚊虫和又闷又热的高粱地里。在此期间，土匪们只给被劫持的人一点保命的食品，只要饿不死就行。而到井里打水，供给这些人喝水的事儿就全靠给了我父亲和他的堂弟，因为他们两个还小，又不知回家的路，所以土匪知道他们逃跑不了。土匪们给了两个孩子一个水桶，一个棍子和一条绳子，让这两个孩子去路边的三杆辘轳井里（过去直径在三米左右的大口井）打水，然后把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抬给乡亲们喝。十几天里，父亲和他的表弟几次因脚下光滑，差点掉进井里，父亲和他的堂弟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地往返于乡亲们和大井之间，为乡亲们带去生命的希望。 那年的中秋节，父亲就是在那样的境况下度过的。在家里爷爷心急如焚，每天东借西凑，为赎回我的父亲和表叔而奔波，后来实在凑不够土匪索要的赎金，就通过亲朋好友联系上了土匪村的一个亲戚，土匪最后少要了一些钱才放回了父亲和他的堂弟。 爷爷把两个孩子接回家，因为十几天挨饿受晒，两个孩子又黑又瘦，加上天天喝凉水，睡在潮湿的高粱地里，肚子发涨，鼓鼓着就像一个皮球挂在前面。后来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才恢复了原样。 成长虽然不易，但父亲却很争气，在爷爷的谆谆教导下成长起来，很自立，也很懂事。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就和姑姑下地帮爷爷干活，并和爷爷一起采集些中药材，在那时父亲就认识了许多中药材。父亲十几岁时，爷爷把他送到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那里学中医，父亲很聪明也很勤快，深得师傅喜爱，并学有所成。父亲的医德和医术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几十里外的人都来找父亲看病，因此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六十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天，父亲在一个偏远的卫生院工作，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跑到卫生院，看到我父亲就说：“医生，快去我家给我老婆看看吧。”父亲问了问病情，原来是个产妇在家里生产几天后病危，我父亲马上背上药箱，急忙赶往那个病人家中。 父亲到后，环顾了一下四周，房间里的几个病人家属满面愁容，气氛很是凝重，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眼圈泛红，忍不住唉声叹气，想来应该是病人的母亲，家属对我父亲说：“产妇这几天精神不好，不吃什么东西，今天什么话也不说了，可能不行了。”父亲什么也没说，来到病人床边，用手摸了摸病人的额头，把了一会儿脉搏，看了看病人身上盖的棉被和四周封闭死死的门窗，父亲果断地说：“打开门窗，再去打一盆冷水，用冷毛巾给病人反复擦擦身体。”病人的家属极为不理解，因为过去在农村人的观念中，坐月子的女人是不能见风，更不能用冷水洗脸的。 父亲看着病人家属迟疑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马上按我的吩咐办。”又让病人家属拿来一个荷叶扇子，不停地给病人扇风。慢慢地，病人睁开了眼睛，病人家属这才松了一口气，父亲语重心长地对病人家属说：“大热天的，正常人都受不了，产妇刚生完孩子，身子本来就弱，封着门窗，又盖着棉被，肯定要中暑的呀。”病人家属恍然大悟，心里后怕，差点因为愚昧害了一条人命啊。后来几天，在父亲的精心治疗下，产妇慢慢恢复了健康。 母亲和父亲是邻村的，相差两公里远，那个时候都是包办婚姻，父亲和母亲也不例外。当年，外祖父辛勤劳作、苦心经营，省吃俭用的省下来些钱，买了一些土地，1946年土改时，外祖父被评成了地主。在那个年代一般女孩十三四岁就结婚了，当时母亲已年满二十岁，那些搞土改的人硬说母亲应该出嫁，不应再吃那村里的粮食，逼着外祖父和外祖母嫁女。 转眼间父亲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正好有个亲戚提起了这事，就把父母的婚事给撮合成了。可是外祖父那个村正在激烈的土改，因为形势所迫，这桩婚事定下来后就必须马上结婚。可是爷爷这边犯了难，一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准备，二来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生活也相当困难，很难再拿出钱为父亲举办婚礼，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无退路可寻，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可是这婚事要怎么办呢？二爷那边有一个叔叔，经过两三年的准备，马上就要结婚了，二爷说：“把这两个孩子结婚的日子定在一天吧，所有的物品兄弟两个各分一半，亲戚来一次就行了，先结了婚再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了。在那个年代本就没有什么家具被褥，还要一分为二，现在想起来真是委屈他们了。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在世的时候还经常提起此事，感慨当时的艰难。但物质条件的贫乏，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和睦，两家人一辈子没有拌过一次嘴，总是相互帮助，共度难关。 父母婚后生有我们兄弟五个，没有女儿。外祖父和外祖母也都是很能吃苦的人，生活还算富裕。那时叔叔、姑姑、大哥、二哥都还小，所以家里时常需靠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一些资助。听母亲说，二哥小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经常说：“娘，我饿。”可那时能吃饱饭比登天还难，所以母亲自己经常挨饿，把那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孩子吃。在那粮食短缺的年代，父亲下班回家后都是去地里割野菜、捋草籽，回家煮熟充饥。 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在我的记忆中，过年或是过八月十五，父亲总不会忘记给爷爷、奶奶买苹果或梨。过年过节时父亲从外地回来，每次都是先去看爷爷和奶奶，给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带些好吃的。有一次快中秋节了，父亲给爷爷买了几个苹果和梨，放在车兜里，我们就跟着父亲去爷爷家，父亲却把我们支走，等父亲走了，我们就再跑去找爷爷奶奶玩，奶奶就拿出一个苹果切成几瓣分给我们吃。 叔叔、姑姑、哥哥们终于长大了，可奶奶突然间得病去逝，家里就像塌了天似的。那时我还很小不懂事，只记得大人们在哭。父亲的命真是苦，很小的时候亲娘过逝，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日子刚有好转，后来的娘又突然离去。作为家里的长子，他的担子是无比的沉重，但他没有被重担压倒，而是在逆境中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父亲告诉几个哥哥：“我在家排行老大，我就要做好这个角色，你们哥几个和叔叔都长大了，也都该成家了，作为哥哥我要先帮你们叔叔成家立业。如果我有能力了就多为你们办点事，没有能力了就少为你们办点事，乡亲们是不会笑话我的。如果我只管你们，不管你叔叔了，乡亲们是会笑话我的。你爷爷老了，几个叔叔我是要照顾好的。”我们很能理解父亲的那片苦心——那种最纯朴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心，这使我们更加崇拜和尊敬我的父亲。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来了工作组，每个生产队都是轮着派饭。当时，有个木牌上面写着名字，每天轮着传，传到谁家工作组就在谁家吃饭。我记得当时我们生产队一共二十六户人家，其中有两户经济太困难的就没有派饭，所以那个牌子上只有二十四户，我们家排在第十六户。母亲为了能让工作组吃好（其实就是能吃个纯高粱面部掺野菜的窝头），提前几天省吃俭用，好让那天工作组吃好。 母亲是个很节俭的人，从不浪费一分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白天去生产队工作，晚上回家还要为我们缝缝补补、纺棉花、织布等，我们睡觉的时候母亲还没睡，醒来时母亲早已起床。我敬佩我的母亲，因为她有颗善良的心地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长大，父亲和母亲都已两鬓斑白。虽然在物质上，父母没有给予我们许多，但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是无比巨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和邻居及家人吵过架、红过脸，在家族中，父亲和母亲是最受人尊敬的。小时候跟邻居家小朋友打架，母亲总是先训我们；即使我们被小朋友打了，她也不会去找小朋友的家长理论。这在我们哥五个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村里，我们弟兄五个也从没有跟乡亲们红过脸、吵过架，这些都得益于父母的教悔。 改革开放前，我的两个哥哥在农村务工，国家恢复高考后，两个哥哥同年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哥哥高中毕业后直接考上了。我在学校不好好学习，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步入社会后我接了父亲的班，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后来因种种原因，我放弃了学医，步入了公路工程这个行业。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和没有继承父业学医，这成为我人生中两大最大的遗憾，再也无法弥补。小时候家境虽然贫困，成年后奋斗虽然艰辛，但我们没有令父亲和母亲失望，在那生我养我的那片热土上有我们的光和热。 父亲退休后还一直为父老乡亲治病，因为他的医术高超，每天都忙个不停，后来在家里开了个小诊所。父亲和爷爷一样，基本上不以赚钱为目的，为的就是方便老百姓，开的药方价钱都很低，而且药方可以随时取走。有的病人在别的诊所取过一次药之后又会重新回来，因为其他诊所都比我父亲诊所的贵。 父亲这种良好的医德和态度曾经感染了我们那里很多人。当父亲去逝时，我们家墙上还挂着多年没有还账的药方，有的都发黄了，但父亲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催过病人还账。父亲很伟大，他的伟大折服了很多人，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坏人对父亲都是恭恭敬敬的。 父亲爱好写毛笔字，他的字写得很好，年轻时没有钱买纸和墨，父亲就用毛笔蘸水在石头和墙壁上练习写。每到腊月都有很多人来找父亲写对联，有的是把整张的大红纸放到桌子上，有的是把割好的对联纸写上名字放到桌子上，父亲和母亲总是耐心地整理好。父亲写每一个字都很用心，母亲则在旁边细心地收起，并一一晾干后卷起来，一家一户的分开放好，等待乡亲们来取。 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父亲从没有推辞过一个病人，有时一夜能起来好几次。父亲在世时经常骑着一辆旧的红旗牌自行车，车的前横梁上挂着一个车兜，车兜是母亲用三角小布块缝成的，里面放着血压计和一些急救用品。有一次邻村的一个人请父亲去给他家里人看病，就在快到他家时，父亲碰到了一个熟人顺便说了几句话，那人就吵了父亲一顿，嫌父亲慢，父亲也没有生气，还是给他家人看了病。 后来这个人在众乡亲的谴责下专程来到我家给父亲道歉，父亲说；“没事的，家里有病人着点急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父亲的年纪大了，又有冠心病、心绞病等，去邻村看病很不方便，邻村的人就开着拖拉机拉着父亲去给他们家人治病。不管自己的身体有多不舒服，只要有人来找，父亲都会第一时间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给病人去治病。 在我小的时候，家门是两扇对着开的小木门，门头上面有块木板绊着，从外面伸手就可以开开。后来有了新房子后，街门太高，为了方便乡亲们晚上进出看病方便，我就在门的最下面安装了一个铁丝勾，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来看病，从下面伸手就可以把门开开，这也算是履行了父亲的心愿。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父亲去逝了。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好，每次县文化局有什么重大的事都会找父亲去提笔书写，还记得那年县文化馆为庆祝香港回归，让父亲题写了“喜迎香港回归，雪洗百年耻辱”几个大字。一九九七年的冬天是极其难过的一个冬天，快到过年时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非常的寒冷，父亲的心绞痛经常发作，母亲总是叮嘱父亲让他别忘了吃药，父亲也没有当回事。 父亲去逝的前两天，村里有两家结婚的，父亲去给他们写对联。天很冷，父亲又有心绞痛，心绞痛发作时手臂也疼，父亲写写停停，写到很晚才回家。因为昨晚一夜的劳累，第二天腊月十八这天早上父亲起的相对就晚了些，他起床后去了一趟厕所（在院子的角落里），正在往屋里走的路上父亲就开始觉得闷气，就喊我母亲，母亲赶快把父亲搀扶到了屋里，让父亲坐下来并让他吃了急救药，就在这时父亲已经喘不上气，母亲喊父亲的名字，他也没有应答，母亲跑到院子喊隔壁的叔叔婶婶，等他们赶到时父亲已经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看我们一眼。父亲就这样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那一生钟爱的中医事业。 父亲去世的那天我们全村的人都去了，去看看那位曾经不分昼夜为他们治病的人，他们排着队为父亲送行，陪母亲说说话，他们全哭了。到出殡的那天，从我们家门口到大街上，再到灵棚前摆满了花圈，来的人很多很多，有的眼圈泛红，有的低声抽泣，大家默默的为父亲送行，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悲痛的气息。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骄傲，我爱我的父亲！我也很敬仰我的父亲！他值得我一生去学习。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很好，父亲的去逝对母亲打击很大。那年我们兄弟几个全在老家陪母亲过年，按照乡俗，家里没有贴春联。看着父亲用了多年的文房四宝，心里很酸痛。父亲去逝后，本打算过完年后让母亲去市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实在是说不动，只好把母亲安排在老家的大哥家住。我们在外工作的哥儿几个几乎每个星期都回家看望母亲，每次远远地看到母亲，总会忍不住掉几滴眼泪。 以前在老家住的很多年里，只要我出去办事晚上回来晚，母亲就会一直等着，听到街门的响声母亲就问“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母亲才能安心地去睡觉，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呀！父亲去逝后，母亲的精神就没有以前好了，我曾看到母亲在背地里掉过好几次眼泪，可我们还要强忍着眼泪劝母亲，让母亲想开点，母亲表面点点头，可内心是悲痛的，我理解我的母亲，我爱我的母亲！ 一晃四年过去了，母亲在一次晚饭后突然说头疼，大哥赶紧让母亲躺在沙发上，这一躺母亲就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把母亲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医治，母亲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后离开了我们，去找在那边的父亲。我们哥儿几个失声痛哭，从此后，我再也看不到宽厚仁慈的母亲了。母亲走后，我们打开母亲床前的柜子，看到平时给母亲买的衣服和鞋子在柜子里摆放的整整齐齐，给母亲的钱也全放在里面，看到这些我们心如刀割，泪如雨下。 父亲和母亲一生的物质财富是清贫的，可他们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我敬佩他们，想念他们，我每时每刻都没有停止过想念父亲、母亲，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下面这首歌曲是我2009年在呼和浩特出差时写的，记得那是2009年父亲节的前二天星期五中午，心想后天就是父亲节了，有父母的可以去看看父母，即使去不了，也可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可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连打个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心里无比的酸楚，只能写点东西来祭奠哀思，我是掉着眼泪写完的。 文聚彬，男，中国籍，河北省人，因事迹企业家继承家传医术，坚持20年免费医治烫伤患者，入选2018年1月“中国好人榜”。 文湘编辑整理 热门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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