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哲学,(我的作品)记录了一项长期的、尝试性地……哲学实际。 ——福柯 哲学究竟为何? 哲学是夜空中的闪闪星斗,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时,仿佛看到那部历史中的哲人们抬头仰望这片璀璨的星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带着一种美学的目光去看星星的,他们在夜空中寻找自在的真理,对于他们而言,哲学是审美的。另外还有某些“超人”,比如尼采,却用一双漠视人世的眼睛,看到了星斗之外更大的夜空以及星罗棋布背后的规则,哲学是政治的,是权力的。 而对于“不思不想不记不忆”的我们而言,哲学究竟为何?星空离我们太遥远,我们比附审美的哲学,却发现我们无法像柏拉图一样打出那么漂亮的比喻;阅读经典,也不过是跟着海德格尔把“存在本身”思考个遍;我们追随权力的哲学,却发现我们本身就是为“超人”所弃绝的堕落者。如果哲学是为了美或是反抗权威,哲学到底为何? 而有一个人,正如那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的书封一样,是一个“中间派”,一如红、绿两色之间的那一道蓝。关于哲学,这个人将给出第三种答案。 《福柯》 \ 译林出版社 \ 加里·古廷 著 福柯究竟是谁? 当我们在谈论米歇尔·福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一个做“思想系统”研究的历史学家,一个尼采式的怀疑者,一个教师、同性恋者、社会激进分子…… 或是谈到他的书,研究疯癫和非理性的《疯癫与文明》,以边缘化映照主流和真实的《规训与惩罚》,而或是使他素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三卷本的《性经验史》…… 米歇尔·福柯,这个在镜头面前往往戴着无框眼镜、光着头、长着一张看不出年龄的面孔的“中年男人”,当我们尝试用一句话去告诉我们的朋友“他是谁”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无奈而又无能为力。 米歇尔·福柯 【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一个已死者】
这个在西方哲学史中被定义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家”,似乎在他的有生之年(在他1984年死于艾滋病之前)就已经无数次地建构和解构过自己的身份。
他否认自己是哲学家,因为他不符合康德之后哲学界对哲学家的定义构架;他否认自己是历史学家,却又在他的研究中反复强调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考古学的);他写作、出书,他梦想成为布朗肖,但他拒绝成为“作者”这一固定身份——他靠写作来逃避任何固定的身份;他为他在政治上模糊不清的态度而洋洋自得…… 甚至是他的死亡,他的使人产生太多隐晦联想的死因,都是那么的叫人难以捉摸。这个玩历史而太有历史自觉的法国人,似乎是在他毕生的五十八年的时间里跟“后死者们”开了一个玩笑,他死了,却还在刁难那个将要给他下“盖棺定论”的人,那个将要在他的墓碑上刻字的人(当然他也可以简单地刻上“米歇尔·福柯”了事),当然他也为那些将要为他作传的人提供了一个扩充篇幅的理由。 福柯的确是一个不能‘一言以蔽之’的人。可是,谁又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呢?是谁告诉我们已逝者、历史中的人物就可以被认识?又是谁使我们以为历史是一个故事?比如我们对福柯作为同性恋者的这个法“故事”知之甚少,但是——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知识架构 & 权力意志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知道历史、并且历史是可以被认识的,甚至我们从不怀疑“地球是以一种非圆形轨迹公转”,是这背后的知识型架构和权力意志使然。 我们的知识,甚至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或许都是这种知识系统和权利控制的产物,因为我们已经忘记去怀疑了,“地球以正圆形轨迹公转”——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这种控制的后果有二,其一是大大限制了我们思维的深广度,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些“常识”中就可以接近很多平实的“真理”,而一旦确信之后,我们就不再容许自己在这些“常识”和“真理”面前胡思乱想;其二是我们在失去本真自我的同时获得了一种被建构的主体性,我们无法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们。 【 我们无法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们。】 这是一个轻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仅仅抛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忽略前代哲学家推理过程的结论,一个将哲学的审美性和政治性泛化杂糅的结论,一个已经成熟而无助于思考的真理。但是在福柯那里,仅仅是为了接收前人的遗产,他就用了一种历史的方法,去做了一些有根据的怀疑推断。 福柯的考古学 【不在乎是“谁在说话”】 福柯在研究审美性哲学,或者说自在真理时,使用的是一种考古学框架,即“知识型”。他所关注的不是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同一时代的哲学命题所共同的背后逻辑——思维的、语言的而或是知识的逻辑。譬如他不关注康德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而是与康德同时代的哲学家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解构它们之间共通的思维框架,来回答“是什么造成了康德”。因此说,在他的考古学方法中,语言不是供思想家们“表达”思想的,恰恰相反,是语言在借思想家之口表达自己,是语言在说话。 “谁在说话”是尼采曾启示我们在任何文本中都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对于尼采之问,福柯的回答是“是语言在说话”,这在他的考古学方法中的另一体现是对于主体性的排斥,在他的样本中,所有的哲学命题都是无人认领的文本,然后他在这些文本中的字斟句酌的细节处寻找动机,以得出一个相对微小又相对理性的结论。 【虚伪的历史】 福柯始终强调他的研究方法是考古学的,不是思想史也不是人物史,也不是一种思想的阐释学,而是一种因为接近那个时代而产生的理性,换言之,不是历史的,而是当代的。福柯说,如果我们像未来看今天一样去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所谓延续性和趋向性都是虚伪的,历史也本该有许多可能性,只是我们都选择排除了那些可能性而把历史当成了一个固定版本的故事,并且赋予了这个故事中的个人主体太多阐释性的意义。 福柯&尼采 【“灵魂”这一概念之所以被诞生,是为了哄骗人们去轻视肉体。】 去主体、去阐释、去虚伪的意义,转而关注细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福柯和尼采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他的自述《瞧,这个人》中,尼采用了大量的篇幅谈饮食、地点、气候和娱乐的重要性,他称它们是“健全的本能”,而称“道德”、“真理”、“上帝”是“有害本能的谎言”,他还说,“灵魂”这一概念之所以被诞生,是为了哄骗人们去轻视肉体。 福柯政治学 我们说,福柯拒绝对哲学史作意义阐释,是对哲学审美性的适当疏离,相比之下,我觉得,福柯的哲学是更接近政治性的。福柯是一个同性恋者,如果福柯不拒绝定义自己的话,他属于他的系谱学研究中的边缘群体,虽然他始终对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保持一个理性的距离,但他也为这些边缘群体提供了丰厚的政治斗争理论工具,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以及他的现代性经验理论。 【疯癫、犯罪、性】 在这些研究中,福柯采取了尼采的系谱学,他走向了尼采。 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他认为塞缪尔·图克所建立的“疗养所”是对疯人的道德禁锢,而在疯人与医生的关系中,医生是具有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医生对疯癫者所做的一切判定,都是否认疯人的理性,将他们在观念上排除人类世界之外。 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认为,对于罪犯的惩罚,从18世纪之前的处死到今天的监禁,实际上是一种“规训”的现代惩罚系统的完善,即由对罪犯的肉体惩罚转变为心灵改造,而现代监狱的层级监视已经进入到了其他领域,如学校和工厂,对其中的主体进行微观控制。现代规训控制的另一特征是规范化评判,以规范将一些行为界定为“不正常”。 在他的现代性经验理论中,也有权力控制的存在,那就是关于性的语言体系的创建。人们按照神父设定的议程忏悔自己的精神出轨,人们按照现代医学自觉规范自己的性行为,人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性的问题——因为他们以为这与解放有关。 在这一系列尼采式的权力解构之后,福柯提出了“边缘”的概念,他认为,边缘可以映照主流和真实,边缘群体也可以在具体的政治运动中取胜,以改良社会政治。 当我们以为福柯就要走向尼采的时候,他却只给出了一个相对保守的答案,在与现代强权的斗争中隐退,而他也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两部作品中,他谈了古代性经验。 【性枯燥而乏味】 在古罗马,成年男性与幼年男性的性关系没有像今天一样被界定为“错误”,因为成年男性属于公民主体,因此也没有被界定为边缘。但是,随着伦理的介入,男性之间的性行为逐渐被问题化。这种“问题化”的概念背后没有完全的权力控制,也并非完全来自于社会知识架构,而是个人主体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框架下进行自我控制,而这种自我控制的兴趣来自于伦理。 哲学的第三种答案 这种对于现代权力的福柯式解答,即控制不仅来自于知识框架和权力意志,还来自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也给了我们关于哲学的第三种答案,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个人自我创造的真理式的生活。 加里·古廷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福柯的通识性介绍,但也不乏趣味以及犀利的观点。书中,福柯不断变换着他的身份,他是“文学的”、“政治学的”、“考古学的”,有时又是“戴面具的哲学家”,而在每一种身份之前,作者都会引用一句福柯的原话作为引子,如在《疯癫》这一章的开头,福柯说:“我不疯癫就不会去研究理智,我不理智就不会去研究疯癫。” 尼采说:“没有人能够从事物(包括书本)中,获得比他早已知道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从这本书中,我所知道的并非是一个聊以作为谈资的福柯的生平故事,而是一种自我创造的真理式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成为任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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