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自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如此铺陈，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张之洞要求将士具备这些品质：只有既忠君爱国，又自强御侮，才能外御列强，内平“乱党”。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与北洋新军相比进步得多。另外，张之洞力开“兵智”，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新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对士兵较高)。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1902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士兵文化水平大幅提高。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由于湖北新军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军事留学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因而士兵相对质朴，将领比较开明，又加上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换言之，湖北新军没有“军阀”习气，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这也是湖北新军成为最早觉悟的清朝进步军人的原因。

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成为了向清王朝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师决非偶然。

张之洞编练新军本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新军后来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