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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下放劳动的原县博物馆馆长在土井和土窑的夹层中发现一些陶壶、石铲，由此首次发现贾湖村考古遗址。 遗址发现后，曾组织过多次发掘。其中1983年至1987年集中进行的6次发掘，成果最丰。发掘文物众多，包括陶窑、房址柱洞、墓葬、稻作遗存、迄今最早的蚕丝残留物。出土文物达5500多件。遗址面积55000平方米，经探测存在时间为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除此之外，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一批墓葬随葬的带孔龟甲甲板上的刻契符号，还有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大量骨笛。 这些随葬甲骨，甲壳内有石子，明显为占卜之物。在龟甲上发现9例刻契符号，加上骨器5例，陶器3例，共有17例。这些刻契符号在“字形”上同晚于其年代40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有极大相似性，比大汶口陶器符号也早2000年。甚至早于被公认的埃及纸草文字。 同在陪葬物品中发现的还有，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二孔、五孔、六孔、七孔、八孔骨笛，达30支之多。这个重大发现，彻底推翻了长期以来中国“笛子西来说”和“七声音阶外来说”的成见。1989年，还曾用此次发现的骨笛完整演奏了中国民乐《小白菜》。 除了年代上的这些重大颠覆性更正，贾湖村遗址还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礼乐文化的草蛇灰线的源头，中国礼乐文化的曙光隐约可见。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礼乐制度。所谓礼制文化，其实就是等级文化，通过层峦叠嶂的礼制礼仪塑造等级的威严和不可逾越。做什么都“不越礼，不逾矩”，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文化特质。 礼制有一个由简入繁的过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最早的代表等级区别的礼制礼仪，最有可能发端于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和祭祀、墓葬过程。 人类从猿分化而来，刚开始还没有脱离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随着脑容量增加，抽象思维的发展，人类开始主动把自己区别于外物，但仍然没办法征服自然。对于自然的天灾地祸，人类抽象出了各种主宰自然的神灵，于是就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后来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血缘情感，又出现了祖先崇拜和墓葬制度。 原始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后产生，为了表示对神灵和祖先的敬重，人们通过占卜、墓葬等一些形式和媒介与神灵、祖先对话，可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增加庄重感，或者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参加仪式人员的统一行动，会有一些有节奏的呼喊环节，慢慢也就发展出了最初的音乐和舞蹈。 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相传就是舜帝时的大型乐舞，这不可能是个人行为使用的，必然是大型仪式上才能用的。孔子还说“乐者，通伦理也。”也表明音乐产生之初的仪式性质。 而且，无论是贾湖村遗址发现的骨笛，还是晚于它2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陶埙，以及半坡遗址发现的陶哨，这些乐器几乎都是在墓葬中发现的随葬物品。这明显说明音乐的使用和祭祀的仪式密切相关。 同时，这些不同时期的发现，也说明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内在的联系、普及和传承。 总之，贾湖村考古遗址，给了我们太多惊喜，尤其是对我们礼乐文化传承脉络的研究提供了深入探索的宝贵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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