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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经· 女曰鸡鸣》 《诗经》中的“郑风”有一首《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描写的是男女互相爱慕，并以杂佩相赠表达爱意的情景。《诗经》中多处提到“杂佩”，大多是男女互悦的信物，这应该是平常生活中的佩戴之物，不同于庙堂之上庄严正式的组佩。这也解释了出土资料中那些材质丰富、形制多样、搭配随意、式样活泼的珠串。 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玉组佩。长约80厘米。组佩由玉璜、人龙鸟兽纹佩、兽面、凤鸟纹佩以及其他抽象纹饰的玉件组成，由红色玛瑙珠、玛瑙管和黄色的萤石珠连接在一起，穿缀方式十分复杂，但井然有序，是西周组佩中样式活泼的一类。 -项饰- 尽管孔子指责“郑声淫”，对郑国那种过分渲染男女欢情的诗句多有微词，在编纂《诗经》时也可能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相当一部分“淫秽”的郑声，但留存下来的部分还是让我们能够一窥不同于庙堂庄严的世俗风情。实际上，歌咏男女情爱的民风并不只限于郑国，只是郑国的民风可能更率直大胆一些罢了。《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诗歌中连续提到“琼琚”、“琼瑶”、“琼玖”这样的美玉，也都是用作男女信物。《秦风·渭阳》有“何以赠之，琼琚玉佩”，《齐风·著》还有“琼华”、“琼萤”、“琼英”的说法，皆指美石美玉。 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的西周腕饰。现已探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两周墓地共有西周至汉代墓葬1200余座。2005年发掘的M19、M26、M27出土文物相当丰富，年代主要属于商、西周和春秋，个别玉器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这件腕饰由红色玛瑙珠、红色竹节形玛瑙管、玉蚕、玉鸟、玉贝串联，玉蚕、玉鸟精致小巧，生动传神，与红色玛瑙珠搭配一起，活泼可爱，充满生活情趣。 -腕饰- 西周时，人们对“美玉”的界定还相当宽泛，周人还没有在矿物学上给美玉分类，除了和田玉一类的透闪石玉和岫岩玉一类的蛇纹石，我们今天所说的绿松石、玛瑙、水晶等半宝石，在当时都属美玉。但是我们很难将《诗经》中名目繁杂的诸如“琼琚”、“琼瑶”、“琼玖”这些名字与现在定义的半宝石材料对应起来，这些名字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而非具体的物件，然而它们确有所指。尽管古代中国人喜欢“珠玉”连称，但上古的“珠”却并非现代人所认为的广义的珠子。《说文解字》对“珠”的解释是“珠，蚌中阴精也”，《大戴礼》也有“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说明至少在汉代以前，“珠”是专指水中生长、可以防火灾的“蚌珠”一类而不是珠子的泛称。按照这个逻辑，红玛瑙珠或绿松石珠都应该有专称，至少是与材质有关的专称，比如“琼”就是特指红色玛瑙珠，“琳”则可能特指绿松石珠，那么“琼琚”则是指红色玛瑙珠与“琚”这种玉件穿系在一起的杂佩。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但很难得到证实。虽然对周人的材料装饰难以逐一考证，但至少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杂佩是一些组合形式比较自由、材料选择也很多样的生活化饰品，也许就是我们在考古资料中看到的那些用红玛瑙穿杂着小蚕蛹、小动物玉坠的珠串。这些珠串当然是属于贵族阶层，但是它们在周人的生活中可能更少是用来标志贵族等级，更多是作为审美装饰、表达情感和表明心意的奢侈品。 国外的装饰品研究称为pendants。形态上它们是特殊的珠子，而穿系时它们通常是主题。坠饰跟珠子一样材质丰富，但具备更加多样的形制和更丰富具体的内涵。在古代埃及，几乎每一种形制的坠饰都有不同的意义，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法力。 -各种形制的坠饰- 我们把西周组佩分为项饰、腰佩、腕饰三个大类：这三类饰品都必须由各种坠饰（pendants）和珠子（beads）一起构成。按照装饰品研究的分类，它们都可属于珠饰。坠饰是装饰品分类中造型特殊的珠子，而古代中国的贵族组佩有其特殊性，组佩中坠饰的材质之特殊、形制之丰富、工艺之精美，是其他古代文明中比较少见的。也许古代埃及的各种半宝石、贵重金属和费昂斯坠饰可以与之媲美，但是无论形制和内涵，两者都大异其趣。埃及坠饰的形制和材质之丰富堪称第一，但是与古代中国不同的是，他们很少在他们的坠饰上雕刻出变化多样、线条优雅、图案抽象、寓意神秘的纹饰，他们使用具象的造型、图形或者直接使用文字。埃及的每一种坠饰都代表一个神祇和他所拥有的法力，他们的珠子和坠子都与宗教内容密切关联。而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的坠饰，从用料到做工，从形制到纹饰，所承载的是礼仪和制度的内涵，甚至包括伦理的内容。那些抽象的纹饰在今天已经很难释读，我们除了叹服古人高超的工艺、完美的图案设计和丰富的想象力，能做的只是对它们进行考古学或者美术学上的分类以留待后来的研究。
-西周组佩上常见的各种形制的坠饰- 西周组佩中的坠饰和珠子比较常见的形制和材质大致如下：璜、珩、觿、玦、环、束绢形佩、盾形佩、龙佩、兽面、梯形牌、贝，以及蚕、 蝉、鸟、兔、鱼、龟背等各种肖生动物和各种抽象或变形的坠饰，这些坠饰大多用透闪石玉制作，也常见各种地方性的蛇纹石玉料；组佩中的管子有素面无纹的玉管、龙纹玉管、弦纹玉管、束腰形玉管、竹节形玛瑙馆、几何纹管、萤石管、蓝色费昂斯管等；珠子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玛瑙珠（算盘子）、萤石珠、玉珠、蓝色费昂斯珠和绿松石珠，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收藏的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几串项饰上还有一种外径1毫米左右的煤精珠子，黑色、表面抛光、孔径非常细小，让人疑惑于它的打孔技艺。这一时期其他或肖生或抽象的玉件还有人、龙人、虎、熊、马、牛、羊、鹿、猴、鹰、鸮、螳螂、蛇等，它们不一定出现在组佩的组合中，可能还有其他的穿系方式。 （1）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出土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3）私人收藏，藏品由孙伟女士提供 （4）私人收藏，藏品由孙伟女士提供 （1-4）西周组佩中常见的几种管子。它们有用硬度很高的红色玛瑙制作，也有用透闪石玉、蛇纹石玉和一些硬度不太高的地方料制作，天河石、绿松石和萤石制作的珠子和管子也经常见到。表面有纹饰的玉管多是抽象图案，一般为西周特有的“一面坡”斜刀工艺，无论是图案构成还是工艺制作都堪称经典。管子也有素面无纹的，横截面或方形或圆形或椭圆。 璜是组佩中项饰的装饰主题，我们知道这种形制的玉饰非常古老，是最早的玉器形制之一。最早的璜出现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而在良渚文化中它已经专门作为项饰的主题出现。对于璜的起源和意义有过很多不同的猜测，《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夏后氏在舞蹈时“左右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如果夏后氏如诸家学说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具有沟通神界能力的祭司或巫师的话，夏后氏舞蹈便是一种祭祀或行巫的舞蹈，它身上佩戴的玉璜则是某种法器的象征，或者本身就具有法力。这种想象似乎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更多得到过考古资料的支持。 （1）西周的煤精龟背珠——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
（2）有纹饰的龟背珠 西周组佩的构件之多样繁复，似乎我们很难对这些现在看来仍然能够打动人的古代美术作品逐一分析其意义，然而古代文献中难免保留一些有用的信息。觿本来是用象牙或其他动物角质制作的实用器，《礼记·内侧》说成年男子平常都佩戴有“左右佩用，左佩纷（毛巾）、帨（手绢）、刀、砺、小觿、金燧（打火器具）”，觿是周人挂在腰上用于日常生活中解结的工具。《诗经》有一首《芄兰》讲述“童子佩觿”的故事，“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带悸兮。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虽则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带悸兮”。这首《芄兰》是卫国臣子讽喻卫惠公少年践位、佩戴觿角假装老成的样子。西周时，男子成年前佩戴的是“容臭”（香囊），成年后则佩戴觿角。正是这种实用性质的觿，演变成了悬垂在腰佩上的冲牙，并且成对出现，以使步履移动中轻轻地碰撞而发出玉振之声。周人使用“赋、比、兴”创作歌谣的手法像他们的组佩一样具有对称的排列、从容的节奏和暗喻式的象征。
（3）西周的绿松石龟背珠——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
（4）西周的地方玉料龟背珠——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
（5）为龟贝珠细节。私人收藏，由孙伟女士提供藏品。 （1-5）乌龟的题材出现得很早，最早的实物资料可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有出土记录。先民们制作乌龟用意为何我们不甚清楚，但是显然它在早期社会是受喜爱的题材。制作所谓龟背形制的珠子并作为串饰穿戴大致只在西周最晚到春秋时期流行过，一般作为节珠穿系在组配上，使用的材质有玉、煤精、绿松石等，以及人工合成材料费昂斯，而这种形制的费昂斯珠在埃及和印度河谷都出现过。 （文章来自：《中国古代珠子》，作者：朱晓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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