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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学术的交流圈子往往都局限于一时一地，比如一所机构或一个学派，一些经验和资料可能在一个小圈子内分享。但印刷术重新厘定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把原本只能在学者之间私密交流的东西，比如个人经历和私人书信，都放到了公共领域，所有读书识字的人都可能分享你的个人经验。科学发展不再限于个别伟人或学派的零星成就，而是变成了所有文人共同参与、前赴后继的事业。 例如第谷就是善用印刷术的一个典型，他达到了望远镜之前用肉眼观星的顶峰，但他的天文仪器其实也并不比阿拉伯天文台好到哪里去，他相比古人的优势正是印刷术。他同时参照多部星表，拥有自己的图书馆、造纸厂和印刷厂，保证他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最全的学术资料，也能保证他的发现能够及时传播出去。图8.4.1就是第谷刊印的一份小册子，其中标注了一颗新星的方位，这一材料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散播出去，如此一来学术界的同行们就可以及时验证这一发现。如果像古代那样，一个发现从一个学派传递到另一个学派也许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辗转传抄，天上的新星可能早就暗了，学者甚至很难确定这新星是不是本来就有的，只是在更早的文献中被遗漏或抄漏了。学术界对新证据的甄别、争议和积累无从谈起。
▲图8.4.1 第谷1573年报道一颗新星
在印刷术的影响下由私人经验转变为公共知识的，还包括传统上属于“技艺”的领域，使得那些原本只是在工匠传统中言传身教的技巧和秘诀，有可能和理论知识一样，变成一种可共享、可争议、可积累的公共学术资源。 望远镜的发明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13世纪，透镜在欧洲就广为人知，然而它直到16世纪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到了17世纪初，各种光学仪器的发明和改进在印刷物中争相报道，人们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伽利略能够很快听说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图8.4.2），改造为天文望远镜后又广为传播，这显然得益于印刷术的新环境。 ▲图8.4.2 1624年描绘荷兰望远镜的版画 在古代，人们要想让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被窃取，往往会把这一“秘诀”深藏不露，讳莫如深。而印刷术之后，工匠们也不再为“祖传秘方”津津乐道，反而争相公开自己的创造，争夺优先权，以求得更大的名望和利润。 印刷机同时开启了自然史与技术史——古登堡算得上第一个真正因为伟大的技术发明而著名青史的人物。以往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发明者多半出于偶然，而且在古登堡之后，专利权和著作权同时兴起，那些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匠人都将有机会得享不朽的声名，这是古代的工匠们绝难想象的。 事实上，在印刷时代之前，非但技术的发展始终依赖私人的秘传，科学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脱离秘密的领域。我们说过，在古希腊，数学的论证和演绎都原本都属于教学的技巧，是把人引向真理的实践技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私人性质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有秘传传统，许多学派的“奥义”并不会在公开传播的文本中交代。 在近代早期，数学仍然有很多秘传技艺的元素。比如当时的数学家们经常参加各种自发的或有奖的竞赛，互相出题较量，各自解题的独门绝技是不愿意外传的。 比如16世纪的数学家塔尔塔利亚（1500-1557），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匠，他率先用俗语翻译欧几里得，这方面肯定是受了印刷术的影响了。但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数学方法。 塔尔塔利亚会解三次方程，因此在许多互相出题的数学竞赛中优胜，但他不愿意公布，后来卡尔达诺以保密为前提向他讨要，塔尔塔利亚抹不开面子，终于以暗语诗句的形式把解法传给卡尔达诺。卡尔达诺带着学生连蒙带猜好不容易破译了塔尔塔利亚的解法，并进一步推广至任意三次方程及四次方程。在隐秘了几年后，卡尔达诺最终公开发表了这些方法，这引起了塔尔塔利亚的强烈不满。 塔尔塔利亚确实挺冤的，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最冤的是没抢到优先权，现在三次方程的解法被称作卡尔达诺公式（卡当公式）。但对他自己来说，解法被公开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显然他宁可把解法作为让自己在私下比赛战无不利的独门秘笈，而不希望把解法公开出去让自己名留青史。然而现代的数学家们显然更偏爱后一种选择。从塔尔塔利亚到卡尔达诺，暗示出数学传统从秘传向公开的转折。 另一个例子是炼金术的转变，正如卢瑟福所说，从炼金术到化学，最重要的转变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态度究竟是迷信还是理性，不如说是从秘传到公开的转折。 在现代，我们心目中的“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公共性，因此原本属于“知识”的涵义之内的实践知识、制造知识等等意味逐渐被人淡忘（比如我懂得游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知识，尽管它难以用文字表达）。这与其说是现代人忽视了实践技术，倒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新近赋予“知识”这个概念之上的公开性要求——知识应该呈现为那种白纸黑字的，能够公开传阅的东西，而不该是任何不能被印刷的隐晦的东西。可知几乎等同于可印了。 【本文摘自《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第八讲 只欠东风：印刷术与科学革命，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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