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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人第一次对该案提出质疑是在十一月初一日德公使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节略如下： ……如贵王大臣以该教士被害一节为盗贼偶然之事，非也。查本国教士所禀，系民人与教士寻衅报仇行凶，设非地方官草率置之不理，或密为唆使为此等事，绝不至此……惜乎此等可恶之事，其罪应归山东地方官……山东巡抚李秉衡与外国人不睦，人所共知……兖沂道遇有教士呈禀，无论理之曲直，概置不理，亦不复信……查山东大小官员皆如此有负责任，平心而论，足见山东省大局损坏，无力整顿。又查各国钦差，虽与贵国政府商办有年，究未能同归于善，似此情形甚为惋惜，贵国国家难免该省起乱之咎。本国国家现在为东省各节所索照数赔偿以赎其咎，并自为设法办理，谅贵王大臣自不能推辞也。 随照会另附福若瑟致巨野知县函，先一并抄录如下： 于十月初七日夜张家庄教堂被仇贼持刀扎伤韩能二司铎，登时毙命，劫去财物一案。已蒙贵县亲诣勘验，仰蒙关照，不胜感激。窃思天主教安设治境，诸承保护，何致酿成巨案？惟因治境姚家店、顺河店、张家庄等处教堂跌被匪害，皆缘捕役藐视教堂，缉案不力所致。又因李家庄薛教士前被仇人谋杀之案。以上四条虽经呈明未蒙破案，以致仇贼生此韩理、能方济二司铎被杀一案，殊属惨亡。教里教外之人皆云：若非有嫌，断不致如此手毒，有怀疑前谋杀薛教士未得之凶贼者，有疑虑大刀会匪复仇者，均未便指名控究，为此备函烦请贵县查照，先今各函，速赐勒限比捕严缉，以昭保护而符约章。此布。顺请升安。 先说福若瑟在信中提出的姚家店、顺河店、张家庄和李家庄这四条虽经呈明但未蒙破案的案件，据清总理衙门存档之“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赴德使馆商谈巨野教案问答节略”的记载，翁同龢问海靖云：你初一日照会言数月前李家庄教案，我总查不出，档上有李家集，无李家庄，究是何县，你再查查。海靖云：大约总是巨野。 那么李家庄教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海靖初一日的照会称：数月前，薛教士奉主教之命前往李家庄访查案件，当彼时，夜间有携带凶器之人闯入礼拜堂，疑薛田资在堂内，声言洋人该杀，亦未寻得，只于抢夺教堂而已。1897年12月17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北华捷报》将此事进一步讹传，据该报所载：六个月前，就企图杀害薛田资了。一帮暴徒冲进李家庄教堂，那里，一个教士刚睡起，幸亏床上是空的，人没有伤着，但床却被长矛戳穿。 这样一个群体攻击事件已不算小事，同时期的姚家店、顺河店、张家庄教案均能在总理衙门档案里查到，为何偏偏这起案件查不到？为何三日之后，翁同龢向海靖询问此事，海靖却说了一句“大约总是巨野”这么一句不甚了了的话？为何在之后的德使馆照会和问答节略及电文里再也没有提起过？为何作为受害者的薛田资在其现有的译作里并没有提及？答案只有一个：所谓的李家庄教案事件纯属虚构！ 经查，当时巨野县并无李家庄教堂，而李家庄是在哪里也无从查起，那么暴徒们冲进的是哪一座教堂？德使馆照会中关于李家庄教案的简略情形很容易引起误读，可以理解为携带凶器之人闯进张庄教堂，幸而薛田资奉命前往李家庄未被寻得；也可以理解为，薛田资奉命前往李家庄，携带凶器之人闯入该庄教堂，但未寻得薛田资。很显然，翁同龢是按照第二种意思理解的，《北华捷报》也是。但是根据照会中原文的意思和实际情况推断，应该是第一种理解才是正确的，翁同龢和《北华捷报》均误读了照会原意，由海靖对于李家庄教案也不甚了了可以推测出，或许是德国使馆的书记官误读了福若瑟的来信也未可知。 所以，翁同龢在档案里并没有找到李家庄教案的案件记录，但是翁同龢却非常敬业地发电报询问了李秉衡，李秉衡十一月六日回电称：所称李家庄之事，已饬属确查。惟此案有正盗，有供词，确凿可据，并无谋杀薛姓未获之事。这之后，在所有本人能查到的往来电文里就再无此案踪迹。 大约真有携带凶器之人闯进张庄教堂之事，幸而薛田资奉命前往李家庄未被寻得，然后薛田资报案了，但许廷瑞却没有积极前往张家庄侦破此案。但从在薛田资的译作里没有记载可以看出，此事并非是什么大案，或许只是有人前往张家庄教堂寻找薛田资并出言不逊而已，当时薛田资或许也并不在意，也并没有报案，也许只不过在张庄教案之后薛田资跟福若瑟大约的提了提，但却经多口以讹传讹之下，最终成了一宗虚妄的李家庄教案。 即便是这么一宗虚妄的教案，也被海靖加以利用作为中德谈判的筹码，更可笑的是，时至今日，一些善于附会的国人还迷失在“德国政治家外交家之手腕敏锐者”为达目的而故布的迷雾里对此案深信不疑！ 在德国侵占胶州湾之时，不要以为德国人始终是有恃无恐的，毕竟只有区区六百兵力，而且孤军深入，德皇威廉二世、德公使海靖、德舰队司令棣利士以及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官兵，最初他们的内心深处应该是即兴奋又不安即迫切而又惧怕的。 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后，清政府以及地方大员最初并非只是甘当任人宰割的羔羊，在接获德公使海靖十三日电文照会后，朝廷及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及众多眼光敏锐者，均已判定德使海靖有可能藉此生事。山东巡抚李秉衡历来颇不满意青岛守备章高元的防务，加之德兵登岸后，章又不按照他的意思开炮阻止，又胆敢不令而退，于是二十一日，交卸在即的李秉衡致电总理衙门，提出“现在胶澳只有四营，恐难持久”，要求“调登州夏辛酉所带各营，开拔赴胶，一面立电曹州镇万本华，在曹赶招五营，以足兵力”，并且坚定地认为“请勒下总署王大臣与该国使臣理论，如不可以说动，则衅自彼开，非与之决战不可。”朝廷在接到李秉衡电之后，当即于二十二日批示道“李秉衡所请添调召募各营，均著照办。”（据李秉衡十月二十一日致总署电和《光绪实录》） 此时的光绪帝，仍然在“战”与“和”之间动摇着，想战，却担心打不过，想和，则又担心德方需索无度，不得不一面议和一面悄悄地做起战争准备，防止一旦德方无度索求而不得不开战。 虽说中日之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不论是清政府陆军还是北洋水师，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时至不远的1897年，德国以六百兵力入侵胶州湾时，也不得不考虑遇到清军的抵抗该怎么办，或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团灭。 所以，棣利士先是以瞒天过海之计骗过守将章高元，在夺取制高点之后才敢照会章高元退出防地；之后，在章退守女沽口之后，虽然德军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一再言语恐吓但终不敢先行擅开兵端。这说明，德孤军前来又兵力薄弱，心内还是有几分惧意的。 而德公使海靖十月十三日照会清政府，提出为德人伸冤的要求之后，先是故意延迟到京时间，又在天津稍作逗留时坚持不与直隶大臣晤面，一直不提要求不做表态，显然是在有意拖延从而为棣利士争取时间，为使清政府在这期间不至于起疑心从而坚定抵抗决心，遂又先后令使馆翻译福兰格和使馆参赞贝威士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了两次无关痛痒的会面；直到十月二十六日，在德使海靖到京后的第二日，德国使馆才正式给总理衙门送去了一份有关议结要求的照会，为了探查清政府的态度，在送去照会之后，海靖紧接着又于当日两点钟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了就“巨野教案”事件之后的第一次有意义的会晤；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海靖也是亦松亦紧，即不想干净利索地谈完了事，而又做出渴望尽快谈成的样子，其要求更是不紧不慢一点一点的提出，显然是惧怕与清政府谈崩后没有回旋的余地从而兵戎相见。 德公使海靖在十月二十六日照会中的六条议结条款，并不包含租借胶州湾，仅仅是要求清政府处理地方官员、赔偿军费和教士损失，直到他得知德皇威廉二世已派皇弟亨利亲王率军舰来华时（1897年12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航），才壮大了底气，于是在十一月三十日，翁同龢前往德国使馆与其面唔时，才口头提出了租借胶州湾的条件，并且为了不至于表现的太贪婪从而使清政府加强戒心弃和求战，又示好的表示可以“用费不索”（详见十一月三十日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与德使海靖晤谈问答节略）。 德国人正是在这种既兴奋又不安即迫切又惧怕的心态之下，反复地试探、再试探，讨价还价、再讨价还价，甚至于多次顿翻前议。正如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入侵胶州湾一样，每一次的试探、讨价还价和顿翻前议，德公使海靖无不努力寻找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 而这起虚妄的李家庄教堂案，就是海靖为达到谈判目的而甩出的第一个借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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