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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和火坛在萨珊印章上并不少见。萨珊波斯的国教是琐罗亚斯德教，其创立者是先知琐罗亚斯德，而教宗也因其得名。琐罗亚斯德教是一种一神教，其至高神名曰阿胡拉*马兹达；由于教众有崇拜火的习俗，并且不设偶像，所以被阿拉伯人蔑称为拜火教，而在中国则被某些古代学者蔑为“淫祀”。其实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赞美一切光明的东西，包括太阳、月亮和火焰，至今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社区依然保留着古老的迎送太阳的仪式：在仪式上牧师带领着人们诵读教义，重系圣带，洗涤自己的身心。 （左：萨珊钱币上的火坛，中：萨珊印章上的火坛，右：现代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火坛） 圣火对于琐罗亚斯德教众来说是至高无上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点燃的“家火”也许有类似的起源，但是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始宗教祈求平安、富裕，而是至高神代表的光明之路的指引，善的信念的聚合。也因此，火坛是不允许熄灭的，时至今日，伊朗琐罗亚斯德社区在促狭的生活空间里依然用专门的房屋来保护火坛，而在萨珊时期，火坛的构造更加奢华：萨珊印章上的火坛通常是在梯形的底座上一根立柱支撑着倒梯形的火盆，通常立柱两侧会有两根交叉的物体，大部分时间看起来像是附属的支撑物，但是如果和钱币上的火坛比较，可以发觉其实是简化的两根绶带。火焰通常为箭头状或者带些弧形的箭头状，或者干脆用大砣直接开一道断痕，或者干脆完全省略；萨珊钱币上则有时为写实的火焰，有时为山字形，有时是头像。 考古发掘所找到的火坛废墟证明了印章和钱币上的火坛是足够写实的，只不过省略了一点，也就是用于挡风的围墙；对比现代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火坛及其保护措施，古代的殿堂级火坛的辉煌令人磋叹。同样可以作为对比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创立初期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火坛，后者在王权和神权上都是波斯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左：萨珊时期火坛（底座）遗迹，中：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的火坛遗迹，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火坛遗迹） 在萨珊印章上容易和火坛混淆的题材是花朵，比如下面这件。值得注意的是火坛是不会有三头火焰的，这件印章其实描绘的是简化的石榴花，琐罗亚斯德教中具有神圣意味的植物之一，对比一下另一件比较细致的描述。 （左：简化的花卉纹样印章，右：精美的花卉纹样印章） 另外一类容易混淆的题材见下面这件印章，印面上可以看到祭司和“火坛”，但是“火坛”上没有火焰却有一个有两条腿的生物，还有一个好象是羊在树形状的东西下面，左上角还有一个奇怪的小物体。这里似乎有个故事？这个问题要让基督教社区的人来回答，他们一定会马上反映过来：圣经的著名题材——以撒（Issac）的献祭。 （萨珊印章，主题为以撒的牺牲） 故事出自创世纪22（1-3）。亚伯拉罕（Abraham）受上帝的眷顾晚年得子。然而上帝要试探亚伯拉罕，于是让他将儿子献祭。于是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砍了柴拉着驴上了山，要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给剐了。故事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神也由此预示人们只有牺牲才能够得到救赎。故事在萨珊工匠的手里稍微变了点味道，不过大体上还是保持原来的脉络，驴变成了羊，背着的柴火也成了一颗树，以撒躺上了“火坛”，而左上角的物体则是阻止亚伯的上帝之手或称“神圣介入”（Divine Intervention）。 大概竖理了下火坛，让我们来看看祭司。这是更加有趣的一个题材，在萨珊印章上祭司有时候单独出现，但是更多的是和火坛一起出现。如何判断一个角色是祭司呢？看他的经典手势：我们知道犍陀罗艺术中佛陀的无畏印沿用千年，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手势也是如此，区别是比佛教的要简单得多。看下面这位： （萨珊印章，主题为祭司和火坛） 抬起的上臂，弯曲的手肘，对着火焰张开的双手，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经典动作。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开始，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萨珊印章上的祭司有时候会拿着一根手杖，这时只有一只手做这个动作。 让我们继续放宽视野，新一轮的疑惑来自遥远的东方，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并不远——就是陕西博物馆所藏北周安伽墓上的这件墓门画。为了清晰这里用了拓图。关于安伽墓台湾的姜伯勤先生已经有很详细的论述，比笔者专业得多，大家有兴趣可以翻阅。
（陕西博物馆藏北周安伽墓门上的圣火坛） 安伽其人为萨宝，关于萨宝是祆教（注：汉人称传入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为祆教，但是只传胡不传汉）神官的论证已经有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有趣的是墓画上出现的人物，图案中间为大莲台上骆驼背簇拥的莲台状主火坛，两边为两个副火坛，形状酷似香炉，各有一名鸟身人首的神人在拨弄副火坛，上部左右为酷似飞天的神舞者两位，下部还有两个小人在献奉祭品。 这幅充满想象力的鸟身神祭火坛画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火坛的形状，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唯一可以说相似的是火盆和底座形状的对称性。由于南北朝时期迁入中国的大部分为粟特人，而非萨珊直系，其崇拜的祆教实际源自马兹达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的变种，其中辗转曲折，所有的差异正可以体现传播途径上的文化特殊性：如骆驼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莲台则显然是受到了在华夏业已扎根的佛教的影响。同样道理，飞天也是粟特人受华夏佛教影响的力证。 鸟身神则比较令人费解了，在我国的佛教遗迹中也发现过鸟身神，有人解释为金翅迦楼罗或者大鹏鸟。这一点虽然也说得通，但迦楼罗毕竟是印度教的神物，在中亚和中国北方并不为人熟悉，怎么就会被祆教徒借用了呢？要寻找这两位神人的渊源，还是要回到琐罗亚斯德教繁盛的西亚大地上。 鸟身人的传统起源于叙利亚，差不多是和旧巴比伦王国同期的叙利亚滚筒印章上已经可以看到有翼人，但是人身鸟头的纹样却是直到新亚述时期才开始盛行的，并且这种鸟身神通常是和亚述人的“祭坛”——生命树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下面这件滚筒印章。
（新亚述王朝时期滚筒印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工艺精美的印章可能被重刻过，因为生命树上部的神徽已经是Faravahar（琐罗亚斯德教神徽）的形式而不是亚述传统的Shamash（太阳神）形式——后者的太阳是完整的，也没有升起的人头——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流行的纹样。除了神徽和文字以外其他纹样都符合亚述的特征。 在Dominic Colon的书上提到此处的鸟身神是一类低级神祗，主要负责生命树的采收，可能还有守护的职能。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初期甚或是之前的原始宗教时期，伊朗人显然接受了部分来自亚述的信仰，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教中也有着生命树，而飞翔于生命树之上的鸟或者类鸟生物名为森穆鲁（Senmurv，或西莫格Simurgh）。下面这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银壶上就有其典型的形象中的一种——鸟身狗。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森穆鲁形象银盘） 你如果觉得眼熟的话，的确，陕西博物馆也有一间金盘，几乎是一样的形象，更加精致。但是这个盘子构思更有趣，可以想象为从生命树上方俯视，先看到森穆鲁，然后是生命树张开的树冠，下面则是世间万物。这两件东西都来自中亚而非萨珊原产。 鸟身狗只是森穆鲁的一种形象，还有鸟身骆驼（陕博也有），鸟身人，等等。安伽墓上的鸟身人看来和森穆鲁有些关系，但是这个守护生命树的神物怎么会去拨弄火坛了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原因（纯粹猜测）： 首先，是偶像崇拜的流毒，琐罗亚斯德教是不拜偶像的，也因此被汉人蔑为“淫祀”，但是传入华夏的琐罗亚斯德教难以避免地受到流行偶像崇拜的宗教（佛教、道教）的影响，因此在墓画中也难以避免地抹去了真实的人物而换上了偶像的身影。比较墓门上的这个火坛和墓床屏风上的画作，后者显然更加贴近生活，更符合萨珊乃至后来伊斯兰艺术的风格，而前者则更加神诡，隐隐透出佛教的意味。反观萨珊本土所出银器，森穆鲁基本上都是单独出现或者出现于人的头顶预示吉祥、庇护。因此森穆鲁的形象在这里可能是非宗教本义地被借用了。
其次，则有关琐罗亚斯德教对祭司的尊崇。在萨珊钱币和早期波斯的滚筒印章上，祭司的形象都是被高度美化的，同时具有男性的美和神性——前者通过他们的胡须和健壮的身躯来体现，而后者则通过他们飘逸的衣襟来体现。萨珊艺术中飘逸的衣襟或绶带都有着神圣、吉祥的含义，有着绶带的生物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是带有神的祝福的。
（上：阿契美尼德时期滚筒印章，下：萨珊银币（拍卖会目录摘图）） 遗憾的是，同样的表现手法在萨珊印章上几乎没有使用，这和萨珊印章世俗化、工艺粗糙以及沿袭希腊、罗马的雕刻手法（确切地说是从帕提亚和罗马同时继承）都有关系。可以想象，一代一代工匠对各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简单复制，缺乏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后便渐渐雷同，更不会去深究其宗教上的意义了。这又充分体现了萨珊这个政教合一的王朝世俗的一面。对普通商人和低等级的祭司来说，他们完全不会去在乎印章上的形象是否符合所谓艺术表现的传统，那些传统也不属于他们的阶层；而对于贵族和国王来说，他们更愿意和罗马的皇帝一样，将自己的肖像刻在印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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